选择项目的根本是选择人
情绪稳定、勤劳高效、有啥说啥、不怕得罪人——这是身兼出品人与编剧两重身份的韩家女对制片人梁琳的评价。她们年龄相仿，在电影行业内同行已逾6年。
韩家女说梁琳是自己的榜样和心中的“磐石”一块——“跟着梁琳有肉吃。”梁琳听后莞笑：“这是我的责任——要对投资人和创作者同时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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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
在身为职业电影制片人、监制的6年多里，梁琳参与策划、制作的电影作品片单成绩斐然：《无名之辈》《除暴》《古董局中局》《人潮汹涌》《悬崖之上》《刺猬》……部部落地有声，在口碑与商业表现上皆有不俗的反响。作为一个从后期制作人员转型到英皇电影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的业内制片“新人”，她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进阶，与她对行业和自身的清醒判断，对进步和学习的孜孜追求不无关系。
一遭相谈中，无论于己、于他，于个人成长、于行业样状……梁琳给出的回答都抱持着淡然、坚定的态度。
梁琳大学读的是动画专业，毕业后直接留校做了老师。她当时任教的天津美院是国内八大美院之一，门槛不低，因此部分应届新生许是考了几年才考上——“我本来就娃娃脸，个子也不高，当时我还要带大三、大四的班，在他们中间就很不像个老师……”但职业的责任感和自小从家庭教育中得到的理性和沉稳的特质，还是拽着梁琳“扮演”了好几年的“成熟和稳重”。
慢慢地，梁琳意识到“这个工作虽然有成就感，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头”，“有的人会因为稳定感到幸福，有的人是不断在挑战和刺激中感到存在，我应该是后一种人。”
另一重促使她想往前再迈一步的因素，则关乎实际的能力：“当时我太年轻了，没有办法在这些人面前扮演成熟。我就是一个刚刚毕业，什么经验都没有的人，我教他们什么呢？只是技法吗？——我认为它不是大学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太基础了。如果真的要教艺术和创意，我认为一定要去实践，要在行业里面摸爬滚打之后，有了真才实料，才能够教别人。”
于是在任教数年之后，梁琳做出了考研究生的决定，她选择了去香港学习全球化多媒体管理专业。临到毕业那年，适逢金融危机，经济环境收紧，香港理工大学刚好有一个教师职位空缺。“没曾想转了一圈又要回学校教书……但当时的念头很实际：先活着吧。生存重要。”
她就这样留在了香港。之后还曾从教书转而在特效公司做概念设计和动画绘图制作，后来遇到机会进入英皇电影担纲后期制作统筹工作，直到那时候的梁琳都未料到未来自己会成为一名优异的电影制片人和监制。
但在这数番求学和职业的转换间，她非常清晰地识别出一件事：“我的核心职业冲动和欲望不是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影像去表达和呈现给观众……我的欲望在于能够去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协助他们完成自己的表达，完成他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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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前后，英皇电影起心动念铺展开内地电影项目的独立开发、策划与制作版图。集团主席杨受成先生组织相关人员开会，梁琳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问我们对一些项目的意见，我就直接说，这样做不可以，肯定‘死’。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怎么有胆子这样讲？但我就认为，既然问到我的意见了，我就要实话实说。”几次会议下来，杨老板点名梁琳。梁琳回忆：“他问我，那你想要做什么？我说我现在不知道，但我觉得要放开可能性，要真的去了解内地的观众想看什么，而不是坐在遥远的香港办公室里想象。”
然后便有了《无名之辈》——梁琳以制片人身份参与策划、制作完成的一个电影项目，亦是导演饶晓志的电影长片。影片最终票房成绩近8亿元，成为那一年中国影坛当之无愧的“黑马”。
梁琳的电影制片人之路，也由此延展开来。
行事
2020年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蔓延给了所有人一个始料不及。
彼时，梁琳正和数百人的摄制组在山西大同拍摄电影《悬崖之上》，正如火如荼地干到一半，武汉封城的消息就传来了，紧接着就是当年的贺岁档电影一部接一部地宣布撤档。
梁琳还记得，做出“暂停拍摄”决定的那天，她和张艺谋导演、导演团队的制片和主任，四个人开会一个短会之后，一一请所有演员和主创来交流、解释并且告知他们后续的备案与“最差情况”，每个人都表示了理解，“大家都觉得是合理的、理性的决定”，因此“集体同意”了。
“一个好的、健康的电影创作团队，是需要集体共担责任的。”梁琳回想当时，整个过程里自己都没有过“情绪失控”或“无从判断”的时刻，因为“艺谋导演的冷静清晰”，也因为“制片团队的完备和专业”。“当我们都愿意共同去承担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慌了。”
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大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一开始我们说，先停十天看一下，后来说十天不行，再停一星期，然后再停两星期……直到发现状况不会马上变化，就让大家能回家的先回家，不要在剧组。”离组的工作人员，梁琳都要求安排剧组车辆送他们回乡。“不让他们去坐公共交通工具。”
那段时间里，她保持每天和创作核心同事通话，沟通复工计划，包括人员的往返加隔离时间、置景的恢复修缮和搭建等事宜。
“每天都在计算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也设定了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到这一天还不能开，就不能满足拍冬天戏的氛围感了，那就只能停一年等到隔年——如果是这样，计划备案是什么。”那两个月，《悬崖之上》的拍摄方案几乎一周就要更新一次。
在这样的工作状态里，“感情用事”几乎全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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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选中《悬崖之上》这个故事的时候，梁琳确实是用“感性”做出的决定，而待项目启动，她即明晰：“一定要用理性去处理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韩家女称自己眼中的梁琳总是情绪稳定，但梁琳自己知道，自己实则也会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无法原谅重复犯低级错误的人。初学不了解都没有问题，但是重复犯低级错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原因），就是，没有用心。”
作为制片人，梁琳几乎会从上到下接触到一个电影剧组里所有工种、每个阶层的人员。在她眼里，不存在某一个岗位上有“性别”差异。相比于男性或女性，她更愿意以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能力和优劣来判断谁更适合在怎样的岗位出现。
梁琳认为选择项目的根本是选择人，如果对合作伙伴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是很难做成好的项目的，即便成了更多的是运气。她也不会因为同为女性，就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刻意给予女孩更多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不会在寻求机会的时候和别人说，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得到什么，她会更加确认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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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这位是女制片人梁琳”——在从业的这数年间，她确实经常会听到旁人在介绍起自己的时候，在职位前面加上这样一个“女”字。“当然我并不介意，因为我就是女性，没有问题。”但偶尔也确实会心生疑惑，何以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实际工作展开时，这个字并不会带来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梁琳自己的团队小而精，“女性偏多”。这几年里，她和团队几乎每年都要收到上百份项目——有已成形的剧本，也有大纲或者小说原著。
她每周都会收到团队上交的固定数量的项目报告，自己翻阅和细读的故事在7-10个左右，她会在早饭的时候看，在路途中看，晚上睡觉前也会看。有时候看到一些“本文扎实、文字动人、人物生动丰满”的作品，她甚至会舍不得在匆忙里读罢即放。“我要找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踏踏实实地看。还有可能看了一遍之后，晚上忙完回到家，把咖啡泡上，再看一遍。”这样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一旦读到了，她就能马上识别出来。
诚如现实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多年来电影创作中“女性题材”的缺失，梁琳也深有所感。但是在谈论这种“缺席”之前，她想首先明确的概念包括：“什么是女性题材？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女性意识？”
在实际工作中，她并不会割裂地去区分这些概念。在她的观察和思考中，她认为我们的创作者缺乏的并不是对女性的关怀和尊重，而是对创作类型的拓宽意识。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好莱坞已经有了女英雄题材，还有《生化危机》《杀死比尔》这种，带有悬疑、科幻色彩的女性电影。我认为咱们中国内地现在不光是着眼女性的故事少，还有一部分的局限是类型太窄了。关于女性的题材不一定非得是现实主义。但现实是，我们很难跳脱出来，真的有胆量或者这个魄力让女性去跨越电影类型上的局限。”
一种思潮，从社会议题转向某一个文化创作领域并在其中得到展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梁琳看得到一线光亮，更能认清我们与之相隔的距离。
“中国电影这几年飞速发展，每年有几百部新作，优秀的创作人和团队也都在慢慢地磨合、磨炼，我们可以再给彼此一些时间，让从业者和观众都可以更加成熟地去驾驭和接受更多元的题材，慢慢地，我们就会看到这条道路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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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AR：在你的职业历程里，有哪些女性电影人给过你激励和启发？
梁琳：有两位。一位是造型师吴里璐。她让我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是她能够把一个电影在文字上的描述，真的视觉化出来。她会让这个人物比你想象得还要鲜活。她永远能给你惊喜，而且很温柔，很稳。你会相信，这个人，你交给她的事情就会很放心。
还有一位，是演员任素汐。她经常说：这个剧本写的吧，你看这个女人这么妖娆、美丽、性感……她说，我能演，但是咱能换个词儿吗。她太可爱了，非常专业，非常幽默。看起来大大咧咧，但你看她真的进入到一个角色里，又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准确。
BAZAAR：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和当时单枪匹马从香港回到内地的自己相比，改变是什么？
梁琳：心态上，差不多。我现在还是会一个一个去见所有来递项目的人，遇到优秀的人，都会主动想要认识。因为我不觉得这行里谁比谁强。制片人就是要不停地去发现有才能的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奔着一个目标前进。
BAZAAR：你观察到的当下“女性题材”的电影项目，除却类型化偏窄，还有哪些需要突破的地方？
梁琳：就以我看到过的项目而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女性电影的内容也单一，大多处于比较早期的女性意识的解放阶段，比如说性解放、生育解放、经济独立、生存的解放……同质化比较严重，可能十个本子里面有八个都是在讲这些。现状当然是残酷的，但我个人就会思考，我们的希望和力量在哪里？如果有不止是揭伤疤，有思辨与温暖的故事，我会愿意去尝试做。
BAZAAR：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身份？
梁琳：其实每个制片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每个女制片人的选择也都会不一样。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不在于性别，而在于自己的性格。当下我的心态就是：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我不会因为上一部电影成功了，就觉得下一部一定成功；也不会因为上一部失败，就觉得这一部肯定不行。这是一个沉沉浮浮永远在发生变化的行业，稳定的心态才能决定，你还能往下走多远、多久。莫以人言乱己之心。
BAZAAR：在你看来，人跟人之间有强弱之分吗？
梁琳：哪种强弱？能力、心态、经验有强弱 ，职位、名气有高低，那么“强”的人勿自恃清高，把智慧用对地方；“弱”的人勿妄自菲薄，自会强大。
BAZAAR：你认为你的存在会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
梁琳：先别提带来什么了，能做到不带给别人麻烦就行了。
我们为什么想要了解这些女性电影人？
这是一个我们总会时不时将“女性”挂在嘴边和见诸笔端的时代。她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势必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当芭莎电影组的同事们将电影人中的“女性力量”这个选题提出来的时候，我心里也不自觉地被点燃了一簇火焰。
《时尚芭莎》多年来一直在推崇的女性力量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特质是：智美。
美，是把人变得漂亮，这件事是我们最擅长做的，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第一位所追求的了，因为在个性化的时代里，每个人对美的认知都不同，美变得越来越没有统一的标准了。
而“智慧”，在“美”之前，为什么？因为我们非常看重女性的精神世界，精神带给人的力量是很深远的。
“女性电影人”——我们提出这五个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会不会大部分是：她们很辛苦、很累、风尘仆仆、风餐露宿……而事实上，就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认识很多这个行业里的女性，她们身在幕后，却不乏独立自主的超然气质。她们很累，但她们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热爱，她们很美，充满了能量和智慧。
在我看来，每一位女性电影人都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着这个社会，也是间接在推动女性在这个社会中越发清晰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益。
女性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师、剪辑师、美术指导、造型指导、导演助理、场记、化妆师……每一个电影工业中的女性，都有极其伟大的地方。作为媒体人，我意识到，应该让她们的心路历程被更多的人知道。她们在成为成功的电影人之前，首先是一个个拥有精彩故事的人。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启发。她们的宽容、爱意、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是特别耀眼的。
不少人还是会对颇有成就的女性有一些既定的看法，觉得她们一定要非常强势，什么事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就算是有痛苦的那一面，也不会被人看到，会把脆弱都隐藏起来，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距离感。事实上，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柔软和可爱。
光环之下，她们有每个人不尽相同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会是一种激励。任何一个榜样或者目标看起来都是高远的，但是我们确定要变成另外一个“她”吗？不是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都有自己的关要去闯。
你可以从她们的故事里看到，她们是怎么渡过这些难关的。在每一个感觉“实在没有办法再突破了”的时刻，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当我们谈论“女性电影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在谈论一种性别的差异，我们在谈论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成为一个理想的女性的前提，一定是要先成为一个理想的人。
我希望看到这期专题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信念和方向。
无论是生活里还是工作中，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选择一个职业，到底是为了取悦他人的目光，还是真正为了满足自己实现价值的需求？坚持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内心真正清醒地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才好在这条崎岖的长路上，不惧任何起伏和喜悲地，走下去。
——《时尚芭莎》执行出版人兼主编 沙小荔
摄影/张悦
策划/葛海晨
采访&撰文/吕彦妮
统筹/李豪佳
形象/王德芙
韩家女妆发/刘珊珊
梁琳妆发/何蕾
马丽化妆/唐子昕
马丽发型/贺志国
张末妆发/Matt
服装助理/江瑶
排版/Yu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