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义勇队：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
□赖武华 刘学敏
历史长河斑驳记忆，唯有精神永不腐朽。2013年，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千余名中共隐蔽战线烈士。纪念墙上镌刻着已查找发现的在台牺牲烈士的英名,李友邦名列其中。
李友邦，台湾义勇总队总队长。这是一支抗战时期主要由台湾同胞组成，具有正规军编制，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在龙岩建立了台胞抗日根据地。义勇队于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华成立，发展壮大于福建龙岩。1942年初浙赣战役爆发后，义勇队少年团及先遣队于是年3月27日抵达龙岩，李友邦率队本部于10月中旬进驻，首驻龙岩县东门外东兴桥巷苏厝，后迁连氏宗祠。1943年义勇队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中将总队长，1945年人数达381人，编4个区队附设“台湾少年团”等。义勇队在岩举办干部培训班，从居住在大陆的台籍青年和闽粤祖籍地的青年中招募一批新队员共同抗日。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9月3日，李友邦派副总队长张士德（又名张克敏）赴台，在台北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10月先遣部队抵台，12月8日，李友邦率全体队员及其家属返台，部分队员选择留在闽、浙等地。
据中组部1981年496号文件确认，台湾义勇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
中共高层与台湾义勇队
1939年初，周恩来到金华参加第三战区会议，期间听取共产党员张毕来、骆耕漠、邵荃麟等关于李友邦拟成立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据此要“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周恩来还明确指示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原打算就成立义勇队的工作与李友邦面谈，后考虑到为不暴露义勇队与共产党的关系，减少义勇队批准时的人为阻力，遂取消计划。
张毕来向李友邦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后，李友邦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义勇队审批相关工作。李友邦到重庆交涉义勇队审批时，康泽以在该队成立三青团为条件（试图借三青团组织生根，把具有相当共产色彩的义勇队转化为国民党色彩），较顺利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
在义勇队返台前，周恩来曾派员劝说李友邦留下，但被李友邦婉拒。
中共浙江省委与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在1929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委员，在国立杭州艺专发展过团员。1932年，李友邦在国立杭州艺专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被国民党当局关进杭州的陆军监狱。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1938年5月，寄居在丽水同乡家的李友邦，在街头偶遇狱友骆耕漠（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李友邦向骆耕漠表示：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有不少志士仁人，且多为懂日语的医生，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及时将此向中共浙江省委汇报。“先把第一批台胞动员到浙江抗日前线宁、绍和浙东线金、衢一带，从开始搞支援抗战的社会宣传活动着手，树起旗帜，然后再开展台湾义勇队的进一步活动。”省委书记刘英同意这一计划。省委决定：协助李友邦把台湾义勇队设在金华。同年秋，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张锡昌派张毕来（1938年入党）到金华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11月后，李友邦与张毕来数次往返浙闽进行筹备和具体布置。1939年1月在金华成立“义勇队筹备委员会”。
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儿童6名。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金华县城内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号）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张毕来任义勇队秘书兼少年团指导员。李友邦恢复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和一部分台湾革命青年组织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以该党主席名义动员台胞参加义勇队。张毕来则以该党总部秘书名义，协助李友邦。义勇队员臂章上都刻有“复疆”二字，显示李友邦心系故乡，收复台湾的决心,表达了战时台湾同胞渴望胜利、两岸统一的心情。返台前，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五老峰上题刻复疆二字。复疆，是李友邦二十年战斗生涯之基本追求与精神动力！
台湾义勇队内的党组织
在台湾义勇队中，共产党员数量颇多（据李友邦之子李力群所述，其母曾言义勇队中共产党员加入几乎一半，返台200多人中亦约有十分之一为中共党员）。张毕来之后的李友邦秘书李文渭、夏云（张毕来爱人）等均为地下党员。队内建有地下党支部，一度设立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支部加强对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邀请骆耕漠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范长江讲当时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刘良模教唱抗日歌曲，张毕来、夏云也都参加讲课，这些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和主张的队员，成了台湾义勇队的骨干。
张毕来、夏云奉调上海工作后，高阳接任义勇队地下党支部书记，后由潘超出任，同时担任李友邦秘书。在潘超动员下，台湾少年团团长王正南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员与台湾义勇队
骆耕漠与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陆军监狱，李友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与骆耕漠结下友谊。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与骆耕漠重逢。李友邦向骆耕漠介绍了崇安台胞情况并表示或可动员组织，骆耕漠当即向浙江省委报告。后骆耕漠又和张毕来协助筹建台湾义勇队。其妻张锡英加入义勇队。
张毕来与台湾义勇队。1938年秋，张毕来受派协助筹建台湾义勇队，由骆耕漠领导。骆耕漠去皖南后，由吴毓联系。义勇队成立，张毕来更名张一之。义勇队在吴毓领导下成立了党支部，张毕来担任书记。支部还指定李炜（即夏云）负责建立“台湾共产主义青年团”。张毕来为义勇队队歌和少年团团歌写歌词，队歌由贺绿汀谱曲，团歌由义勇队筹备委员牛光祖谱曲。1940年底，张毕来把义勇队地下支部的工作交给高阳，和夏云一起奉派上海。
何柏华与台湾义勇队。何柏华，1926年秋经潘珍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参加南昌起义，1927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参加永定暴动。何柏华在金华加入台湾义勇队，任少年团辅导员和义勇队卫生员。她通晓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易与队员和当地群众融合沟通，多次出色完成各种任务，受到李友邦表扬勉励。
朱枫与台湾义勇队。1939年初，朱枫会同华白沙、张毕来，帮助李友邦建立台湾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同时，让刚满10岁的女儿朱倬（后改名朱晓枫）参加台湾少年团，朱倬在潘超的介绍下，加入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皖南事变后，朱枫丈夫朱晓光从上饶集中营成功脱狱，在朱枫接应下投奔台湾义勇队。台湾光复后，朱晓枫跟随李友邦返台，住李家约半年多，反又返回大陆。
林海云与李友邦的友谊。1934年林海云（1928年参加革命。新中国首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代部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长征。1929年至1932年间，李友邦与林海云多有来往，二人常在私立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学生苏祺住处下榻。在沪期间，三人时常交流时局，一起经历了“一·二八”事变，为躲避日军轰炸而奔波迁徙于上海各处，在战火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钟浩东与台湾义勇队。1942年冬，台湾抗倭名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率广东东区服务队钟浩东(台湾抗倭名人蒋渭水之婿)等人到龙岩与李友邦会合，相互砥砺抗战。钟浩东等人因此结识了潘超等人，潘超向钟浩东等人宣传革命思想，并建议东区服务队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联合抗日。钟浩东等人的进步，对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安全北撤青岛有所影响和帮助。1945年8月，钟浩东找李友邦开路条返台，并由李友邦、丘念台共同推荐担任基隆中学校长，随后创建台湾基隆中学党支部及台湾第一份共产党机关报《光明报》，极大鼓舞了岛内人民的反抗斗争。
李友邦救助中共党员。1945年7月，“羊枣事件”爆发，《台湾青年》编辑杨学修在连城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供出潘超的活动情况，出卖了台湾义勇队干部陈学铨、徐里平、徐仲言、何为(何苇)、张锡英，崔迅。潘超、陈学铨随即被逮捕。李友邦第一时间下令烧毁相关文件，转移未被捕共产党员。此后他和张锡英等人沉着应变“先稳住案情，再将此案诉讼成在闽台湾头面人物间的派系之争”。潘超、陈学铨因“查无实据”没有押往永安，后经李友邦保释出狱。
李友邦是否是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李友邦与共产党人、国民党左翼人士来往密切，被视为“激进派”，并引领王万得、杨春松等人走上革命道路，以致有多人认为此时李友邦已加入共产党。然而目前尚未有直接材料或当事人可证明其是共产党员。抗战时期，李友邦曾向周恩来申请入党，而非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亦可加以印证，但李友邦思想左倾为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