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聪明的保守之作。
其主要的表面性问题，正如观众和职业影评人所感受到的，是在爱情和职场双线选择问题上的失误。对于影片叙事而言，爱情线索和职场线索如何选择，是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属于文学叙事的层面，它向内限定了如何定位人物形象，如何编织主要冲突。
而向外，它又关联着对目标观众的设想与定位，关联着资本与市场。
此时我们再来看文章分析的主要问题：以爱情为主的《杜拉拉升职记》，在弱化传统职场后暴露出多少问题？
职场背景加爱情主线的逻辑
这部电影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在比较小说与电影以后，我们发现后者的重要特征便是“纯粹”，你看不到其他的成分，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而职场只是序幕或铺垫。
舍弃职场专攻爱情，似乎是徐静蕾的策略性选择。
在一些访谈和网络空间，徐静蕾对此做过一些只言片语的说明，大致意思是，希望故事简约干净，而扭结爱情与职场难度过高，于是果断放弃。爱情与职场并非两条线索，而是一个硬币的阴阳两面。
初级的逻各斯式编剧思维教会电影人诸如“线索的处理”这样的叙事题，在我们的惯常思维中，提及线索二字，想到的是“1+1=2”这样的加法逻辑，或是“职场(背景)爱情(主线）”这样的装饰与被装饰的逻辑。两者的化学反应，哪怕是物理编织，都没有在国内类似题材的影片中发生过。
理想共同体的再现
当代都市空间中，由办公室爱情和办公室斗争交织而成的模式，仍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土地与战争”模式的延续和变体。这类故事通常有两个显著特点：
- 一是密集地铺陈时代与环境的知识，这种知识通常带有丰富的可看性和想象性，对知识的表达立场，也影响了影片叙事的价值立场。
- 二是主次人物完成自身的欲望目标并实现最后的胜利，构建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想象，甚至有可能是一群人的“想象共同体”。
理想的自我想象是此类电影叙事需要集中呈现的东西，对《穿普拉达的恶魔》和《我知美人心》以及《亲密敌人》等类似影片而言，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杜拉拉(以及爱她的观众)理想自我的完成，需要办公室爱情与办公室斗争这两个助推器，它们缺一不可。
爱情，连同人物性格和道德形象的塑造，必须借助人物的斗争之旅。这一斗争是“战争”语义的各种转喻，可能是竞争、伤害，甚至是背叛；而经过斗争，“土地”才能召唤起原初的道德和情感力量，这里的土地经过各种转喻，可能是爱情、友谊、信念、理想，抑或乡愁。
斗争与土地的关系在语义上总是矛盾的，这符合基本的叙事原则：战争(斗争的冲突、紧张)，满足了当代观众对戏剧性的欲求；但战争最终要在土地中趋于暗淡，被一种理想的价值之光所照亮，满足观众对于道德感缺失的补偿。
而处理两者的法则就是，斗争越残酷，内在对土地的回归感就越强烈，这是一种清晰的加权关系。
弱化传统职场影片的“办公室斗争”
因此，为了某种干净和简单，取消对办公室斗争的着力描写，爱情就变成了纯粹的两性相吸，缺少了对纠缠爱情背后的辛酸苦辣和复杂人格的深度描蔡。不经历现实的风雨，就无法见到爱情的彩虹，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影片取消对办公室斗争另一个问题是，制造了爱情叙事的难度：在一个缺少斗争的封闭的空间中，爱情的阻碍力量只能剩下拉拉和王伟之间廉价的猜忌和误会，爱情的进展也只能依靠突兀或符号化的行为转变，无论是一掷金的购物狂逻辑还是泰国的异域风光都无法润色这种生硬。
因此作为语义对立项，战争与爱情好比阳光与阴影，失去任何一个，另一个便也荡然无存。在《杜拉拉升职记》中，理想自我的模糊，归根结底来源于这种对“办公室斗争”的叙事剪切。
剧情与智力的双重浪费
了解《杜拉拉升职记》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原小说中原有的戏剧冲突包含了三组完整的对抗：
阶级(阶层)对抗、人与人的抵触、人对工作目标的追逐以及在此过程中主角与境遇的对抗。
但在电影中，只有第三个对抗得以部分保留，即影片开头“搬家”的情节。但至此之后，故事完全演变为了“杜拉拉爱情记”。
从导演整体的处理来看，似乎该情节并不是为了斗争线索而生，而是仅仅为了表现杜拉拉的性格和品德，这无疑是对剧情和智力的双重浪费。其结果是：
- 一方面，那些可以回应观众现实生存感，并且发挥认同效果的斗争情节消失殆尽；
- 另一方面，小说中杜拉拉与上司和同事间惊心动魄的厮杀和悄无声息的暗战被一笔勾销，只能被办公室女人间表面化的争风吃醋和三角恋情填充，爱情由此变得平庸和无趣。
其实我们反过来再看影片要讲的焦点问题问题，看似是要不要让办公室斗争与爱情双线共存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是角色与形象定位的问题，甚至是整个影片的价值取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