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皇帝远，刁民土匪多。在旧中国，土匪是层出不穷的，他们有一个历史久远的别称，唤作“梁山好汉”，是一群落草为寇的民众。
这些人当中，有的确实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这部分人因为自身流离失所，想通过“劫富济贫”活下去；有的则是因为自身好吃懒做，想要占山为王，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如何招安土匪，如何在剿匪斗争中对各类不同土匪实行不同的政策，让考验挽救的那部分土匪，回到普通的劳苦大众中去，通过自力更生，过上新生活，为国民经济发展做贡献，成了重中之重。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很多人都是出生于农村，包括毛泽东主席，他们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擅长打游击战，对乡下的土匪尤为了解。
在建国的剿匪斗争中，解放军一共剿灭了260余万土匪，而毛主席的一生，对其中的6个土匪特别关注。
其一是彝族的龙云父子。“云南王”龙云在香港声明反蒋拥共，但他的儿子龙绳曾被任命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之后，竟然又暗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相勾结，成了国民党的“滇东军政长官兼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
龙绳曾是个纨绔子弟，新中国成立后，依旧不改旧社会的恶习，在云南鱼肉百姓，惹得那里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而后又勾结国民党，发动叛乱，被解放军枪毙，之后，毛主席派龙云亲自回云南处理此事，龙云经过一番调查，大义灭亲确认了儿子龙绳曾的罪名。
其二是藏族匪首项谦，解放军一直在给这个少数民族的匪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归顺共产党，毛主席曾经感慨，诸葛亮是七擒孟获，解放军是九擒项谦。
事实上，解放军进剿前一共对项谦进行了17次劝降工作，直到进剿后，又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劝降，前前后后加起来共劝降18次，真可谓煞费苦心。
事情是这样的，建国初期，18军将要进军西藏，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宣扬“共军要杀藏族”的谣言，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认为，“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会陷自己于被动”，特地叮嘱解放军，要对匪首项谦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不可擅自兴兵，必须慎之又慎，免得引起矛盾，影响大局。
共产党争取更多少数民族部落的良苦用心，并没有白费，解放军进军西藏剿匪后，对抓住的11个项谦的亲信进行了宽大处理，在这些人的劝说之下，项谦最终投诚。
后来，还当了尖扎县县长和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共产党紧密团结少数民族部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三是与红军作对的井冈山匪首萧家璧，对于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毛主席点名“一定要活捉”，最终，萧家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142师将其活捉，在遂昌公审处决。
其四是亦官亦匪的“湘西王”陈渠珍，毛主席认为，匪首陈渠珍有功也有过，应该先耐心劝降。最终，匪首陈渠珍投诚。
毛主席曾专门宴请并召见他，后来，还特地亲自批示救了他一命。
而本篇文章，我们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是其中的两个女匪首——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和女孟获程莲珍。
这两个匪首比较特别，首先，她们是女匪首，其次，她们都不是汉族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
赵洪文国出生于1881年，是辽宁省岫岩县（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满族，原名洪文国，因为丈夫姓赵，又称赵洪文国、“赵老太太”。
她的一生，颇为传奇，人称“双枪老太婆”、“游击队之母”、“民族之母”，海内外的许多名人都知道赵洪文国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赵洪文国的儿子赵侗参加了抗战，是著名的抗日英雄。
赵洪文国本人，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无数的努力，河南的“太行山光复军”，河北的“国民抗日军”，参与组织创建者的名单上，都有赵洪文国的大名，甚至于辽南的“少年铁血军”，以及“晋察冀游击纵队”，赵洪文国都是赫赫有名的领导者之一。
据说，赵洪文国的枪法非常好，她有两支盒子炮手枪，两支枪都随身携带着，战斗的时候，赵老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几乎每一颗子弹都能打中一个日本侵略者，敌军因此闻风丧胆。
赵洪文国也因此被附近乡村的人民群众称为“双枪老太婆”，跟着加入到她的抗日队伍中去
1932年的春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侵华战争，无数中国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年近花甲的赵洪文国更是不甘人后，她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产，为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提供经费。
赵洪文国和她的第三个儿子赵侗，显然都是毫无保留的抗日先锋，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抗日武装队伍的指挥所和交通站。当时的赵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手中有16间房屋，原是当地的有钱人家，衣食无忧。
然而，赵洪文国却毫不贪图个人享乐，在民族大义面前，她带领全家，和几个儿子不遗余力地为抗日事业做贡献，无论是钱财还是生命，赵洪文国都置之度外，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在战乱中，赵家堡子小学不得不解散，为了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赵洪文国的三儿子赵侗却努力恢复教学，他坚持给当地的孩子们教授国语的教材。
赵侗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国家，勇敢抗战，无论何时何地，面对怎样的困难与诱惑，都不能当亡国奴。
在赵侗的努力下，赵家堡子小学的师生们，一个个也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抗日的先锋。
而此时，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苗可秀，在安顿好家人之后，也来到了赵老太太家中，他与赵侗一起参加了邓铁梅组织的抗日武装，指挥所就设在赵老太太家。
1933年，在赵洪文国和二儿子赵连俊的帮助下，来到赵家的白君实和刘壮飞组建了抗日战争“别动队”。原本属于邓铁梅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的赵侗和赵伟，也加入到了“别动队”。
1934年，由于抗日的需要，邓铁梅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中的苗可秀也离开了邓部，返回赵家协商“别动队”改组。
就在这一年的2月份，“别动队”改名为“少年铁血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了500人，达到了基本部队的人数。
所谓“少年铁血军”，顾名思义，是赵洪文国组织的以少年为主的抗日武装队伍，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学生永远都是进步思想的代表，火热的青春终将献给祖国和人民。
“少年铁血军”也被称为学生军，他们主张：采取全民革命之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
在“少年铁血军”的参与者中，中学生占比最高，约250人，占了“少年铁血军”的一半人数，而大学生和小学生各占十分之二，显然，这么多少年参加抗日战争，与赵侗当年在各大学校的爱国宣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十分之一的农民也参加了赵老太太组织的“少年铁血军”。
那么，赵洪文国在“少年铁血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她又为“少年铁血军”做了哪些贡献？
首先，“少年铁血军”是在赵家组织的，赵洪文国自然是发起者，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的重要军事会议由赵老太太负责安排，购买保存枪支弹药，以及收集日伪情报等等工作，都在赵老太太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侵略军很快就知道赵家是少年铁血军的中枢，为此，日本侵略军火速焚毁了赵家16间房屋，赵家因此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了全部的资产，乃至于无家可归。但是，日本侵略军不知道，赵家堡子小学也是赵家筹办的。
然而，赵洪文国，并没有就此放弃组织抗日活动。
1934年3月，为了购买印刷机，印刷抗日宣传品，赵洪文国亲自去了大孤山等地。
随后，赵家堡子小学的学生参与了抗日宣传品的印刷，赵洪文国带着儿媳王全一等人，以少年铁血军的名义潜入岫岩、庄河、凤城、孤山等县城，张贴散发抗日宣传品。
一时间，各大县城的人民抗日之心群起激昂，日伪军知道后，非常恐慌。
1934年8月，日本侵略者再次突袭赵家堡子，赵洪文国一家六口人被日本侵略者抓进监牢，300多人的赵氏家族和乡亲被牵连进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赵老太太始终坚贞不屈。
日本侵略者对赵洪文国等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严刑拷打，其中也有利益诱惑，然而，赵洪文国始终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不愿意配合，无可奈何的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报请关东军司令部，拟定对赵老太太秘密执行死刑。
就在赵老太太临刑前，她机智地配合铁血军的解救活动，得以假释出狱。被日本侵略者株连的乡亲们，也都并一并解救。
获救后的赵老太太，带着年迈的丈夫，以及她的子女们，去了北平。在东北救国会的帮助下，赵洪文国又开始联络抗日义士，筹集军火，支援少年铁血军的抗日运动。
1935年12月，铁血军在赵洪文国和总司令赵侗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到11个方面军11000勇士，由辽南渐次发展到辽东、热河各地。单单是辽南的铁血军，就与敌人开战300余次，在大小战役中杀敌4000余人，2000余名日伪军警被少年铁血军俘虏。
赵侗还成立了“辽南临时政府”，赵侗自然而然地被公选为临时政府总裁。“辽南临时政府”又称中国第一民众抗日自救政府。很多人都在赵洪文国和赵侗的号召下，加入了抗日组织。
1940年的春天，赵洪文国作为抗日英雄，早已经名声在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惊动了蒋介石。
那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也是全国联合抗日时期。
蒋介石对赵洪文国极为重视，不但亲自接见了她，还亲手为她书写了“游击之母”，这几个字，并与她合影留念。董必武作为当时中共驻重庆代表，也亲到现场祝贺赵洪文国成为“游击之母”。
为了拉拢赵洪文国，蒋介石甚至封她为中将总指挥。这个曾经不计较个人利益，甚至舍生忘死抗日的游击队之母，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名”与“权”的肯定下，竟然感激涕零。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赵洪文国带领她的队伍回到了东北地区，被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将总指挥的名头收买，追随国民党与解放军作对，她的队伍在辽沈战役中被打得所剩无几，携家带口逃往重庆，与国民党汇合。
1949年11月25日，就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又故技重施，继续收买人心，蒋经国亲手捧着委任状亲授予赵洪文国（西南反击游击队第二路绥靖司令），此外，国民党还给赵老太太送来了大批弹药，怂恿他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对抗。
于是，怀揣委任状的赵老太太当即带了心腹踏上川西平原，蒋介石准备在那里与解放军进行最后的成都会战。
结果显而易见，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日暮途穷，非死即伤，宋希濂被生擒，无数国民党人就此投诚，而赵洪文国却不听从解放军的劝降，反而窜到什邡县三河乡红白场一带，企图再次潜伏下来，以图反攻。
1950年2月，川西土匪作乱，赵洪文国觉得她的机会来了，纠集了4000多匪众，向县城进发，企图攻占什邡县城，沿途中竟然欺骗了上万群众加入。然而，这只总人数近2万人的乌合之众还没有到达县城，就被解放军打败了。
1950年2月11日清晨，赵洪文国手挥双枪，再次挂帅上阵。惯匪头子王三泰督战的机枪却对准了土匪们，为了推卸自相残杀的责任，赵洪文国当众枪毙了王三泰。
4月中旬，赵洪文国的残余部分被解放军一举歼灭，赵洪文国装扮成农妇继续潜逃，最终被解放军俘获。
赵洪文国曾经是“抗日英雄”，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有来往，其队伍曾被聂荣臻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考虑到她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毛主席也曾经想过饶她一命，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为之说情。
然而，赵洪文国两次攻打什邡县城，杀了20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被杀的200多人的家属不答应饶过她。
最终，赵洪文国于1950年7月16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对于这个腰插双枪充满传奇的抗日英雄，虽然最终被执行了死刑，以儆效尤，但毛主席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亲自批示，释放赵洪文国的家属，并要求解放军善待其家属。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女孟获程莲珍
1921出生的程莲珍，是贵州省长顺县广顺镇朝摆村的布依族人，小名程幺妹。程莲珍面容清秀，皮肤细嫩白皙，长得窈窕高挑，是当地出了名的大美人。
因为长得漂亮，当地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看上了她，娶她为二房，所以，程莲珍又被称为“陈大嫂”。
程莲珍聪明伶俐，嫁给陈正明之后，很快就学会了骑马，还学会了打枪，非常威风。不久之后，陈正明病死，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陈家的一些亲戚纠集了一伙人，竟然围攻程莲珍的住处，企图吃绝户。
程莲珍只有一个女儿，陈家的亲戚便欺负她是个寡母，又是个女人，认定她不敢反抗。然而，程莲珍却是个烈性子，竟然手持双枪，带领陈家的家丁一起还击，围攻的歹徒就此被击退，程莲珍的这一场保卫战，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双枪女”的美名。
为了保住财产，程莲珍同乡长罗绍铨攀亲结友，罗绍铨原先是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一个营长，和程莲珍结婚的人，正是罗绍铨的弟弟罗绍凡，同时，罗绍凡是罗绍铨的随行副官。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很快被解放军打败了，贵阳、惠水县、长顺县相继解放，罗绍铨等人也就成了匪首之一，程莲珍也跟着罗家的人，率匪部进攻县城的北门。
毋庸置疑，这群土匪很快就被剿匪部队歼灭，匪团长罗绍铨和罗绍凡、陈大嫂则带着残兵返回老巢。解放军乘胜追击，步步为营，经过多次围剿，击毙了匪团长罗绍铨，而罗绍凡和程莲珍也相继落网（1953年2月）。
如何处置程莲珍等人？省军区专门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上报等待上级领导批示。
于是，有关情况从省军区转至西南军区，最终，由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转达至毛泽东主席处。
毛主席非常赞赏三国时期诸葛亮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认为处置好程莲珍的问题，可以获得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主席最终批示道：不能杀。
程莲珍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匪首，无论是对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没有任何贡献，对祖国和人民来说，是一个无功之人，为什么不能杀呢？
毛主席认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杀了她倒是容易，但是太可惜了。他又说，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擒获少数民族的孟获，都敢七擒七纵，解放军统一了全中国，擒了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至少也得是两擒两纵，给人家一个机会，一擒就杀，不利于团结少数民族。
于是，“女孟获”程莲珍就此被解放军当众释放了。
程莲珍觉悟高，是个识时务的俊杰，而且知恩图报，为了报答毛主席的不杀之恩，她被释放后，立刻主动申请参加县的清匪反霸工作。
在女孟获程莲珍面对面地的现身说法之下，藏匿在山洞的那些土匪，都相信共产党会对他们实现宽大政策，毕竟，连匪首都被释放了，何况其他的匪众呢？既然抵抗是死路一条，投降能够保住性命，当然是选择投降。
女孟获程莲珍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劝降，22名匪徒主动投降。对于拒不投降的匪首陈老毛、岑正学、陈登安三个人，程莲珍亲自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他们击毙。
后来，毛主席去世后，女匪首程莲珍特地在家中设灵堂，她说：
毛主席对她的恩情，她这一辈子都还不清。
对于这两个女匪首的不同结局，很多人都感兴趣，也有很多作品出现，诉说着她们的传奇。1989年8月，一篇标题为“毛泽东片言释女匪”的文章，被布依族作家王廷珍发表在杂志《处女地》上，2003年，王廷珍又发表了以程莲珍经历为题材的纪实小说《一个女匪首的传奇经历》。
两年后，《风雨莲花——被毛泽东义释的“女孟获”传奇》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程莲珍的见证人（贵州政协副主席）亲自为此书写序。
2008年的《女匪首》和2009年的《最高特赦》，都是根据“女孟获”程莲珍的真实故事改编。
同样是女匪首，女孟获程莲珍的被特赦与赵洪文国的被枪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与她们的个人觉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她们是顾全大局，坚定地站在人民这一边，还是为了私人义气而固执己见，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而毛主席做出两个不同的决定，也是从大局角度出发的，既要考虑得民愤，又要从历史现状考虑，为新中国的建设争取最大的力量，也彰显了我党的宽容政策。
借此文章，向毛泽东主席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