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上惊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多时间里，几大城市相继沦陷，国府迁都重庆。由于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完全破灭，日本以近卫文麿首相出面，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展开诱降活动。汪精卫等人对抗战前途非常悲观，认为中国必败，必须另寻“出路”。并且，汪精卫自认为是党国元老，却处处受制于蒋介石，心中一直不忿，争做领袖的欲望特别强烈。陈立夫就说：“汪精卫一方面认为自己是领袖的领袖，一方面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一直是一个失败主义者……陈璧君这个人做领袖的欲望比汪精卫还强……”
1938年11月，负责与日本人秘密牵线的梅思平，专程到重庆上清寺汪精卫住处，商定离开重庆投日。汪精卫的性格使得他在这关键时刻还在摇摆，汪精卫夫妇送别梅思平时，陈璧君质问汪精卫：“你还变不变？”汪精卫讪笑道：“不变了，不变了。”
计议已定，先是准备12月8日离开重庆，不料当天蒋介石从桂林飞回重庆。9日，蒋介石召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到黄山谈话。此黄山非安徽黄山，而是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上一座山头的别称，因为这些宅第是一个姓黄的富商修建的。现在这里是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我曾三次前往参观。这座小小的山头，一座小小的云岫楼，曾是中国、乃至亚洲抗日战争的大脑核心！
拖延几天后，终于觅得机会。12月18日，汪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汪精卫直到起飞前几分钟，乘坐汽车赶到。一行人上了飞机，谎称去成都开会，直飞昆明。
飞机上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他们登机之后，才发现机上还有一位乘客，乃是空军司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途中周司令竟然进入驾驶舱，亲自驾驶。汪精卫一行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行藏暴露，这下要被挟制到某地去了！没想到，周至柔只是想在副总裁面前表现一把，开了一会交给飞行员，重新回到了乘坐舱。汪精卫等人的紧张也是正常反应，这周至柔可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红人，宋美龄名义上虽然只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空军实际是受她控制，她被誉为“空军之母”，自己也常骄傲地称“我的空军”。
有惊无险，汪精卫一行当晚入住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安排下，第二天从昆明专机飞往越南河内。
汪精卫的出走，蒋介石到底知道吗？
二、叛逃河内
据陈立夫回忆：“汪精卫看见局势危险时，他的副官和我的副官很要好，他的副官就告诉我的副官说汪精卫要预备离开了。我就把这消息打电报告诉蒋委员长……等到蒋委员长要回来时，汪精卫就先跑掉了。”
蒋介石对陈立夫的情报没有反馈，这是不是很奇怪？其实蒋介石是注意了汪精卫的动向的，只是把任务交给了能干忠诚的戴笠。沈醉书中记载：“当他（汪精卫）到珊瑚坝机场搭乘飞机时，重庆稽查处派在机场的航空检查所长姚悟千率特务劝阻他登机，汪大发脾气，连说：‘我是国民党副总裁，连去成都开会都不行，这是什么人的命令？’问得姚悟千等无话可说，只好让他坐上飞机。……蒋说只要他不飞香港，在国内可以让他自由行动。”得知汪从昆明飞去了河内，“蒋介石一听到他走了，气得把戴笠大骂了一顿。”
按事先的秘密计划，日本方面于22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附和近卫声明，双方达成了“诱降——投敌”的第一步。（“艳电”的艳，指的是时间，即29日，与内容无关。）
就在汪精卫逃到河内，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之际，蒋介石于26日在重庆发表了长篇讲话：《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全篇无一字提及汪精卫，又不无一字不是在提醒汪，切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布雷。据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凡口授四五次。”“二十三日回北碚省亲……二十六日为蒋公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间草成……”
在时间上陈布雷记忆有误。此文是蒋在26日“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发布的，而不是28日，他的撰文时间应该在26日之前。这篇近万字的讲稿，立论之高，剖析之深，文笔之雄，真是遒劲宏伟，力透纸背，令我辈高山仰止，拍案称绝！
三、深夜枪声
1939年1月1日，重庆方面宣布开除汪精卫等人党籍公职。为了避免汪精卫叛逃而造成的恶劣影响，蒋介石两次派人前往河内劝说汪精卫，并送去护照和旅费，要他以治病为由去法国。这一段时间，汪精卫再度犹疑不决，一方面是因为1月份近卫首相下台，另方面是日本人见他已上钩，故意置之不理。
1939年3月，戴笠下达了对汪精卫的“制裁令”。如果说1935年的中央党部刺杀事件是“误中副车”，这次是实实在在的对叛国者的惩罚！
先看看金雄白对此过程的描述。金雄白原是上海滩一位报人、律师，因为与周佛海关系密切，跟着下水当了汪伪的中央委员。说起他与周佛海交往的经过，也是饶有趣味。1929年，金雄白作为蒋介石的随行记者去北平采访，周佛海是蒋的随从人员。趁蒋、张、阎会谈时，他们偷闲去烟花巷喝酒打牌，通宵达旦，突然获知蒋要启程离开，才手忙脚乱赶到火车站。正与张学良话别的蒋介石，只是瞪了他们一眼。那一夜金雄白打麻将输了500元，他作为高级记者月薪180元，已经算很高的了，当时一名纺织技工不过10元左右。日本投降后，他被判了几年徒刑，后来在港写下长达73万字的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虽然他的立场是同情汪精卫、周佛海的，但他熟知内幕，下笔生动，留下了许多历史细节。
“三月二十一日的深晚二时许，夜深人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踰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纽，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
噫，不是刺杀汪精卫吗？怎么中枪的是秘书曾仲鸣？
金雄白对此的解释是：“为什么凶徒会直抵曾仲鸣夫妇的卧室？一般人认为那是由于这一间在全宅中布置得最为整齐之故。……汪氏夫妇的一间，却反而简陋得有如下人的卧室。暴徒们在对窗一直在侦察，自然误以为最整齐的一间，定是汪氏的卧室了。其次，……因为这卧室内有一张圆桌，汪氏于日间就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在那里谈话，暴徒们用望远镜窥视，目击到一切，于是更可能相信这是汪氏所居。”
这个失误太大了！那么，负责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又是怎么说的呢？
四、军统杀手
负责此次河内刺汪行动的人，叫陈恭澍，江湖人称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当然，他只是策划指挥，并不由他亲自下手。多年以后，他写下了回顾自己军统生涯的书——《英雄无名》，其中河内刺杀汪精卫一节，叙述十分详尽。
1939年年初，陈恭澍接到戴笠急电，要他立即从天津站站长的任上，只身前往河内，被委任为行动组长，负责监视汪精卫。戴笠回重庆后，陆续调来了十多个人，有长于动手的，有擅于侦察的，甚至还有一位化学专家——他们真的研究过往面包里注射毒药，试验后发现面包发硬放弃；还想过把遇热散发毒气的盒子放进汪宅的浴室——他们想找一个内应，不可行；也曾想以检修为名进汪宅查勘地形，也没成功。
3月20日，接到戴笠“制裁令”的陈恭澍，发现汪氏一家乘车外出，马上开车跟上，准备路上下手，可惜没有抓住机会。
决定当晚突袭汪宅。他们一行7人驱车来到高朗街，后院有一道一人多高的院墙，院门是上锁的。当下由王鲁翘作为行动组长，携枪械利斧，翻墙进入小院。放2人在院墙内外警戒，陈公澍自己开车在街道上作接应——以后的行动细节是由王鲁翘事后向陈叙述的——进入后院遇到一道难题，楼门是锁着的，他们撞不开，于是用斧头劈开门，进入一层。有人听到动静出来，开枪逼其回房；第二层也有人出来察看，同样用枪制住。到了第三层，王鲁翘径直来到侦察好的房间，发现房门紧锁，撞击了几下未开，于是示意楼下将斧头递上来。王鲁翘用斧头在木门上劈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伸手进去扭动球形门锁，仍没打开。从破洞往里看，看见床下有半截身子露在地板上，于是对着腰腹部连开三枪，三枪皆中。王鲁翘以为得手，招呼同伴撤出。
从他们进院到撤退，整个过程长达半小时，又是破门又是枪声，动静不可谓不大。外面等候的陈恭澍紧张焦灼，这时才想到怎么不事先换一块车牌！远处警笛蜂鸣，陈恭澍把出来的王鲁翘接走。回到住处，大家很兴奋，以为大功告成。但天亮后传来消息，他们杀掉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并且有三人在撤离时被捕。当场陈恭澍如堕冰窟！
五、严重失误
为什么造成如此严重的失误？
首先还是侦察上出了问题。陈恭澍派遣的侦察员，是一个姓魏的小伙子，应该是身子十分灵活的人。据小魏的汇报，他多次潜到二十七号房顶，甚至以“倒挂金勾”的姿势向房间内偷窥，确认了汪精卫住这间房。至于金雄白文中说的“租着对面房子，用望远镜观察”是不存在的，因为街中间密植榕树，根本看不见。陈恭澍他们租住的据点，离汪宅有着5分钟车程。
结合金雄白和陈恭澍的叙述，事实应该是这样：汪精卫住的高朗街27号是一座三层小洋楼，底层是车库和佣人，二楼住着卫士和亲属，三楼汪精卫夫妇，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老朋友的女儿朱小姐，分居3个房间；汪精卫夫妇的房间隔一条过道的第四个房间，摆设最好，本是汪女儿的婚房，则由曾仲鸣夫妇偶尔回来住。曾仲鸣从小跟随汪精卫夫妇，与汪情同父子，他夫妇俩多数时间并不住在这里，而是在酒店有长租房，作为汪精卫的对外联络点，所以这间房的功能，是兼作汪精卫的会客厅。在侦察的时候，屡次看见汪精卫在这房间活动，看上去又“布置得最为整齐”，于是产生了错觉。
还有一个巧合。据王鲁翘说，他看见床下趴着一个人，于是认定这就是汪精卫。金雄白所言曾仲鸣“立于卧榻之前”应该是掩饰之辞。从听见楼下枪声到砸房门，时间很长。据金雄白说，曾仲鸣还在过道将出门察看的朱小姐拉进了自己的房间，躲在门后死角处。但这时曾仲鸣不大可能还站在床前，本能反应应该是钻入床底，很大可能曾仲鸣的妻子挤在床底的里侧，使得曾仲鸣的身子一半露在了外面。陈恭澍他们事先是确认过相貌的，如果王鲁翘看见不是汪精卫，会立即去其他房间搜寻。
听到楼下有动静，汪精卫曾走出房间，碰到女婿何文杰，低声问：“什么事？”何文杰急忙把汪精卫推回室内。汪氏夫妇与女儿汪文惺在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后来汪精卫听到对面曾仲鸣发出呻吟，几次想冲门而出，都被汪文惺拉住不放，这才没跟王鲁翘他们对面相遇。
至于开了几枪，我比较认同金雄白的说法。如果只是三枪，不会“密如蜂房”，并且曾仲鸣的妻子身上也有几处枪伤。还有时间，金雄白说是21号晚，实际陈恭澍他们是20号晚上11点多开始行动，动手时是21号的凌晨。其实，还有许多细节可以作很多福尔摩斯式的探究，比如——灯光？
总之，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汪精卫再次逃过一死。但对他来说，祸兮福兮？
六、四大金刚
事后陈恭澍深刻反省检讨，也准备接受戴笠的处罚。
纵观陈恭澍的回忆录，真实度十分高。他不但写了成功的案例，更毫不讳言失败，连后来在上海滩与汪伪的特工总部斗法落败，自己被捕投降，都坦白相告。河内刺汪一案中，他多次写到自己“汗颜”之处。比如，重庆的来使已经两次与汪精卫会谈，陈恭澍他们竟然不知道汪住在哪里；比如，行动完成之后，他把车开回来，第二天出门才发现忘了关车灯，要不是越南警方能力有限，岂有不暴露之理……
与当下影视剧中的“杀手”威风八面相比，也许，这才是特工真实的一面。戴笠非常能干，是秘密工作的天才，但他手下所谓“四大金刚”，真没有特别突出的。陈恭澍黄埔五期毕业（四期入学），正赶上戴笠（黄埔六期）扩充人马，因为人缘和朋友圈的际遇，加入了戴笠的队伍。他的性格有侠义、好交游，但是冲动、散漫，也许更适合去军队中做一个军长师长什么的。比如他策划暗杀石友三失败，绑了嫌疑人，被嫌疑人跑掉，自己害怕被处罚，就私自逃离岗位达一年之久。
1939年4月底，逃过“制裁”的汪精卫，搭乘日本轮船“北光丸”号离开河内前往上海，走向了投敌之路。金雄白辩解说，是刺杀行动刺激了汪精卫。这是出于他的立场，本末倒置，信口雌黄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彻底沦为了大汉奸。汪精卫妄想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与虎谋皮的侥幸冲动之举。试想，南京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枪刺之下，无钱无人无枪，拿什么与日本谈“和平”？“弱国无外交”，你一个傀儡政权，更有何外交可言？
汪精卫曾“访问”东北“满州国”，与溥仪会见。当时国人出了一则讽刺谜语，谜面是“汪精卫见溥仪”——打一电影名；谜底——《木偶奇遇记》，写尽了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河内刺汪之后，陈恭澍马上被戴笠调回重庆，但只是闲置冷遇，没受任何处罚。几个月后，戴笠启用他为上海站站长。之后军统还布置了几次对汪的“制裁”，死了好几个高级特工，都未成功。
所幸天道好还，汪精卫最终死于孙凤鸣壮士的枪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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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