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经时代洗礼，意气风发，各类文学体裁都欲涉猎一番。哪怕最不易为之的剧本写作，才女们也欣然尝试。诗人石评梅、小说家凌叔华都曾经试笔，连杂感作家许广平也写过一个篇幅甚短的独幕剧《魔祟》。然而在剧作园地坚持下来的女作家实在太少，民国文学史上卓有建树者仅白薇、袁昌英、杨绛这么有数的几位。而且，以她们各自文学成就整体而论，白薇和杨绛另有其他体裁与剧作平分秋色，或诗歌或小说，专以剧作家身份名垂青史的唯有袁昌英了。
袁昌英以历史题材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一举成名，自此她的名字常离不开孔雀。家乡作者撰述的袁昌英传记，书名即是 “醴陵孔雀袁昌英”。一本关于袁昌英的资料专集，书名又是“飞回的孔雀袁昌英”。五四婚姻自主热潮席卷全国，反包办婚姻的戏剧遍地开花，而《孔雀东南飞》在这类主题的人性关怀中兼顾老幼。失去丈夫的寡母，与独子相依为命，袁昌英予她以一定程度的同情。既控诉母命不可违的家长制，又不把同为女性的焦母排除在人性关怀之外。该剧好似主题复调，更广更深地呈现了时代精神，赢得交口称誉。
《孔雀东南飞》于袁昌英来说固然实至名归，但因此障目，忽略了她其他剧作的成就，幸也不幸？她的另一部五幕大剧《饮马长城窟》正是遭了障目厄运。凡说到袁昌英剧本，没有不褒扬《孔雀东南飞》，并详加阐释的。至于《饮马长城窟》，大多一句带过。整本袁昌英传记洋洋二十万言，关于这个剧本，竟少至寥寥数行，过于简略地介绍剧情，评论则未置一词。
人们虽知晓《饮马长城窟》，但往往语焉不详，其原因或是未得一睹此剧文本。它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值大规模全国内战，处处枪炮，发行颇受阻隔。接着天翻地覆，新中国诞生，该剧本绝版数十载，读者和学者的难以寓目可以想见。袁昌英女儿杨静远先生多年前查询若干图书馆，几经周折，最终在某单位资料室找到该剧本，杨先生复印寄我一份。看书上加钤的印章，它系购自某私人藏书。此作存世寥寥，更加可能的原因在政治方面，剧作内容与新的时代大悖其道。剧本纵然谱写的是抗日英雄，歌颂的这位英雄却是国民党的团长，何况是受到蒋介石亲自嘉奖的团长。剧本数次提及领导抗战的委员长，全剧最后一句台词恰是：“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委员长万岁！万万岁！”它的不得再版，还需多说什么呢。
《饮马长城窟》实在是一部很可以说说的剧作，它高唱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的正气歌。营长袁梦华带兵守卫长城脚下，身负重伤，赢得杀虎口一战告捷。委员长下令袁梦华晋升团长，并许他回南方家乡疗养，伤愈可在后方就近驻防。然而前线战事吃紧，袁梦华报国心切，坚决北上重返长城防线。日军对这块抗战硬骨头，先诱降，不成；继派汉奸潜伏刺杀，袁梦华再负重伤。剧本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英雄形象。剧中多个人物一次次吟诵古诗《饮马长城窟》，袁梦华的营帐又悬以战马饮水城下的画幅，一诗一画，尤寄寓着中华民族千年爱国传统，像他八九岁的儿子所恍悟：“怎么古代的人同我们是一样的？”
体现剧本题旨的剧中人当然是袁梦华，可他的妻子李洁如似乎才是舞台的真正主角。不仅她的戏份最多，而且戏的焦点也聚集在她身上。她是善良、本分、不乏文学才情的小学教师，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辛环境里，吟诵《饮马长城窟》，支持丈夫前线杀敌，勉励后方幼子继承父志。后来经老同学关系进了银行任职，薪水丰厚，生活安逸，斗志消退。她后怕那刚过去的穷困，更怕失去差点牺牲的丈夫，执意挽留袁梦华驻守后方。但李洁如毕竟良心未泯，一番思想波动后，终究上了前线与丈夫并肩战斗。李洁如的形象较之完人袁梦华，更加丰满、立体，更见出寻常百姓乃英雄们的基石。剧本洋溢着浓烈的理想色彩，同时正视了人性的弱点，也写了贪图享乐的庸人张秀珠、因私欲沦为汉奸的罪人田淙溪。除了这三个女性，袁昌英突出写了李洁如的同窗墨云波。她有颗金子般的献身国难的赤心，蔑视张秀珠、挫败田淙溪、推动李洁如。自己率先剪短秀发，换上戎装，巾帼形象光彩夺目。剧本着力刻画她的豪放、执着和飒爽英姿。爽直的墨云波，优柔寡断的李洁如，还有工于心计的田淙溪，俗不可耐的张秀珠，一台抗战大剧，呈现如此诸多且具个性的女性群像，无疑是剧作者的性别使然。剧本穿插了多对婚恋情节：银行家黄文靖暗恋李洁如，发乎情止乎礼；投笔从戎，墨云波钟情团长参谋岳秋云，般配有缘；利欲熏心，田淙溪对袁梦华由爱而仇，仿佛中国的莎乐美。这些情节给《饮马长城窟》增添上生活色彩，丰富了剧本内涵，较之战事题材剧本常见的剧情寡淡，显然丰厚了不少。
剧本另有一特别之处，即借旧式婚姻的袁梦华、李洁如夫妇能相亲相爱，借墨云波之口宣扬作者逆时代风尚的婚恋观念：“我说婚姻不在乎旧式新式，就看意气相投不相投，情感真挚不真挚。”“旧式结合的家庭，倒也无所谓不可。”以前袁昌英的独幕剧《人之道》《究竟谁是扫帚星》已经表达过类似思考，谴责以反包办之名行陈世美行径之实，《饮马长城窟》再次宣扬她的婚恋观。可见，纵然五四以来反包办婚姻喊声震天，却并非舆论一律，包括留学归来、深受欧美观念熏陶的新知识女性，如袁昌英，对旧式婚姻具有一定的理解和宽容态度，《饮马长城窟》等不失为研究妇女解放史应该兼听的文本。袁昌英自己的婚姻算“半新半旧”式，主要是她父亲选婿。文学教授与经济学家这一结合，夫妇的专业、性格、气质、兴趣都迥异，家庭生活不很甜美。这样的人生体验，本来使她极容易卷入反包办洪流，袁昌英竟裹足不前。或许她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文学作品中寻求抚慰，以弥补生活中得不着的缺憾。
细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三位女剧作家，她们风采各异。要说白薇火辣、杨绛日常的话，《饮马长城窟》则有着明显的书卷气。人物几乎全是文化人或文化人出身，即使带兵的袁梦华，也有儒将风采。作品规避正面展现抗战的壮烈，偏重揭示人物精神风貌。袁梦华如何杀敌，笔墨简约；他为何能英勇无畏，刻画细腻，他与参谋引为知音：“我对于我们这伟大的、万寿无疆的民族，总是毫无疑忌的骄傲！并且见到这无边无际的偌大国土，锦绣山河，沃野肥原，摆在眼前，占据地球这末一大块。这种国土，这种民族，还不值得我们替他死，替他牺牲一切吗？”这么写，也多少受点欧洲古代戏剧的影响。袁昌英是欧洲戏剧专家，从古希腊悲、喜剧，研究到莎士比亚，到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苏雪林评论创作《饮马长城窟》之前的袁昌英：“她秉性原慷慨磊落，富于丈夫气，文亦如其人云。”“写作魄力磅礴，气象光明，满含乐观前进气氛，近于理想主义。”这话与其说是描述此前的袁昌英，不如说预言了此后的剧作家创作，它格外鲜明地反映在《饮马长城窟》里。
五幕大剧《饮马长城窟》生不逢时。它歌颂的国民党军队英雄，不久即溃败给解放大军。剧本随一个时代的告终，湮没学界数十年。然而，无论就袁昌英个人创作意义，还是就民国女性整体剧作的成就，它都应得到足够关注，值得深入阐释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