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刑警一样，他们的日常也是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可不同的是，经侦警察似乎不必直面真刀真枪的危险，数字才是他们需要破解的谜题。真是这样吗？
昨晚，跨国追逃经侦题材剧《猎狐》在东方卫视开播，主角便是这群并不为大众熟知的经侦英雄。这部“上海出品”由赵冬苓担任总编剧，刘新执导，王凯、王鸥、胡军、刘奕君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当代的经济类犯罪，通过讲述经侦警察跨国缉捕在逃嫌疑人的曲折经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海外追逃行动——“猎狐行动”。
新剧开播之际，赵冬苓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她说，特殊的经侦警种与罕见的海外追逃叙事，赋予了新剧独特的故事土壤，但仅仅依靠一追一逃，很难构建戏剧张力。深入经侦队伍采访后，一个思路越见清晰——跳出“猎狐”写《猎狐》。“‘猎狐行动’正式命名是在2014年，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打击经济犯罪上的斗争，远不止于此。多年来，在鲜为人知的战场，经侦警察破解的不仅是经济迷案，更是人性之暗。”
编剧对作品的期待是，“它会有助于观众看见，人生在有些问题上来不得行差踏错。如果一部作品能在人性幽微处为受众点亮一盏灯，创作的价值莫过于此”。
一案到底：“猎人”与“狐狸”周旋多年的背后，有着“有逃必追”的信念
新剧开篇即戏剧高潮。2007年夏天，钱程因投资股票亏得血本无归，他挟持了克瑞制药集团董事长王柏林，声讨未遂后跳楼身亡。那一天，赶赴现场的刑警夏远未曾料到，这宗绑架案不仅在他的生活里投下重磅炸弹，他的事业也因此步入新轨道，更关键的是，他此后十年的命运都将与那双幕后黑手牢牢捆绑。
“十年不弃，十年不堕。”这是赵冬苓眼里经侦警察的难与险。跨国追逃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猎手”与“外逃狐狸”间的周旋，很可能是持久战。漫长岁月里，追踪嫌疑人是一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时空征途，是为“不弃”；抵御欲望的膨胀，则是考验意志力的内心修行，是为“不堕”。
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涉案剧采用两三集破获一桩案件的节奏时，《猎狐》的故事紧紧围绕一桩经济大案展开。编剧说，十年追逃，就是真实战场的一道缩影。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开展近六年来，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缉捕“百名红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震撼的数字投射在故事里，王凯所饰夏远有句台词，“无论多久，无论是谁，只要犯法，我都会亲自把手铐戴到他们手上”。
“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的信念叫人动容，但于剧本创作，“一案到底”是个难题。怎样能把一个“猎人”的故事写得步步生莲？
赵冬苓给了几层关键词：高智商的博弈，人心的博弈，最后才是拳脚武力的比拼。“经侦警察需要较高的学历和职业素养，是一群懂得经济学、金融学同时善用计算机的警察。”引入经济的谜题，让数字开口说话，故事的抽丝剥茧悬疑感有了。“他们更是一群常要直面流水般金钱诱惑的人。”以“千”为单位的卷宗账户、“万”为单位的交易记录、“亿”为单位的涉案金额，财富时代下的戏剧张力有了。“长年的跨境追逃对经侦警察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大挑战。”描绘海外抓捕“狐狸”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使观众的视觉体验被进一步打开。
“我追求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大爽剧，不仅如此，剧情里的人物前史甚至能追溯到1990年代。”在编剧看来，足长时间的跨度，是事实使然，也是她结构故事的理念，“我想写清楚，从事情的萌芽发展到最后的滔天大案，其间经过了什么，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最后又是如何被瓦解的。现实题材，应该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关切”。
给角色多维度建模：在邪不压正的必然过程里，剖析人物的“升维”、人性的沉沦
作为一部致敬经侦警察的涉案剧，邪不压正、激浊扬清是个必然的过程。如何在观众预知“正反派”大致结局的前提下，依旧扣人心弦，则是电视剧的艺术追求。
筹备剧本的日子里，赵冬苓走进过公安部经侦局，也在天津、安徽等地实地采访。虽时隔良久，但蚌埠之行带来的震撼，至今激荡在她心头。“那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一起案件，主犯是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可卷入其中的，几乎能用‘人不分长幼，地不分南北’来形容。”她为没能摆脱金钱诱惑的退休干部、银行高管、律师、教授、甚至转行的警察而震惊，同时，“案子中人性的体现、人生发展的过程，都让一个写作者着迷”。
于是，与过往30年的创作类似，赵冬苓花费大量笔力用于人物塑造。这一回，她从多个维度给角色建模。
作为男主角，夏远有“升维”的过程：从刑警到经侦警察，是跨警种的专业升维；前女友、战友的蜕变，是不断打磨意志力的升维。胡军饰演的杨建群就是夏远亦师亦友的搭档。从出场时两人缔结生死交情，到最后隔着法网而立，是什么导致他们在面对欲望的阀门时，有人关上了，有人却不能？在此过程中，推了杨建群一把的除了黑手，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作为开场时即为反派的王柏林，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商人到在犯罪的不归路上越行越远？
赵冬苓说：“我偏爱笔下的人物是个普通人，他们会遇上和现实中类似的复杂的人生难题、人性困境。”这种困境未必是显而易见的“恶”，它甚至可能源自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等美好的情感，但也恰恰是这些直戳人性软肋的难题，绊倒了不少人，让他们迈出覆水难收的一步。而人们审视许多经济罪犯时同样会发现，他们在生活里往往扮演着“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我想把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都写出来，希望观众能透过这些人之常情、人所共鸣的困境，读解出一点启示。”同其心、合其情，是剧本能动人的关键。
从1992年创作《大地缘》至今，赵冬苓笔耕不辍近30年。她的作品题材广泛，类型不设限，她唯独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不重复自己。“我是个对社会问题时刻保持好奇心，对人生问题时刻保持敏感度的人，为了剖析它们，我愿意从头学起。这般野心，促使我一次次走出舒适区。”写《青岛往事》时，她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期货；写《因法之名》时，她扑进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厚厚卷宗里。
眼下的《猎狐》亦然，即便海外追逃题材于她又是个空白区，“但再难，我也还是要去做，为了赢得一声自我肯定‘我还行’，更为了揭示这样一个真相——人性的‘恶之花’是怎样一点点绽开的，有些红线碰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