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政行业、保姆职业不能只看到“市场规模巨大”、能赚好多钱，更要看到：家政行业和保姆职业在产业正规化、人员专业化、职业操守化、管理规范化、监督体系化等方面可提升的地方很少，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视觉中国/图）
2020年12月15日，杭州谢女士的两岁女童，被保姆带到同小区自己女儿家照看。其间，保姆明知位于23楼的女儿家没有安全护栏，且掌握不应放任幼童独处的护理常识，但仍将其独自留在屋中，自己回谢女士家拿尿不湿，再返回后，发现幼童已从高层坠落、不幸身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1年10月26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保姆犯罪情节轻微，且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对肇事保姆不起诉。谢女士不服，提起申诉，2021年11月9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此案。
2021年11月25日，杭州市检察院就本案举行听证会。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劝谢女士要“善良宽容”，另一位人大代表以“钢琴损坏可以通过民事赔偿修复”做比喻。谢女士的丈夫反问：“钢琴可以修复，我们的女儿可以吗？”还有人劝她放下：“有人失去小孩后再生一个，生活还能变得幸福。”谢女士不能同意：“这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
听证会上，也有人认为：善良是有底线的，需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有人认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正如谢女士哭诉：“2020年12月15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天。”保姆取保候审后，双方“成了世仇”。如今，涉案双方都搬离小区。谢女士说：“我们没办法再面对这个伤心的地方，她女儿也无法住在掉下来一个孩子的房子里。”
这一案例发人深思，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思考：
首先，该起诉就起诉，司法要维护正义。苦主的诉求有法可依，该起诉不起诉不但无法解决法律纠纷，反而使矛盾积累、发酵、仇化，会严重影响司法正义、破坏法律尊严。使一些人产生法律漏洞很大、法不责众等想法，进而产生不守法、钻法律空子等侥幸心理，这种不正常思维，并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次，不可搞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绑架”。
对于宽容，在此案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社会话题。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高层级行为规范，与法律不同，其强调自发性、自觉性、自律性，而没有强制性。宽容，可以提倡，但不能强制。
如果苦主自发地、主动地原谅肇事者，那么大家都无话可说。但是，如果苦主因伤痛而无法释怀，他人无权强迫其必须宽容。如果强制他人必须宽容，那不成了最大的不宽容了吗？
此案的听证会中，更不应该以物权损失来类比人的权利与情感伤害。尤其是当这话出自一位基层人大代表之口，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人大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监督权，基层人大代表往往应具备（较普通民众）更高的法理观念，应该理解“人高于物、人命关天”的道理。
再次，家政行业，究竟该怎样做？
谢女士认为：此事不仅关乎他们两家人，也应该引起社会对保姆行业的思考，如果发生了类似的事，保姆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这质问很沉重，与现实社会许多人的利益与安全息息相关。近几年来，莫焕晶案、“毒保姆”何天带连环杀人案、5·2溧阳保姆杀人案等恶性案件屡屡发生。而由于家政人员不专业、不负责任而引发的伤害案件、民事纠纷更是层出不穷，不禁使我们感到深深疑惑：这个行业究竟怎么了？
中国是人口大国，2020年出生婴儿过千万，需要看护的婴幼儿约5000万。除婴幼儿之外，到203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25%，到2050年或达到35%。保姆看护产业，将成为下一个全社会普遍需要的支柱性产业。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支柱，更是全社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幼年、老年这人生两端的扶助，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所以，对家政行业、保姆职业不能只看到“市场规模巨大”、能赚好多钱，更要看到：家政行业和保姆职业在产业正规化、人员专业化、职业操守化、管理规范化、监督体系化等方面可提升的地方很少，真可谓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不是“善良宽容”这么虚无缥缈的道德清谈，也不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予起诉”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如果我们不珍视生命的重量、不关心他人的权利、无所谓别人的伤痛、不在乎行业的规范，而仅仅以“息讼”需求、强制性宽容、道德清谈等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保姆失职导致幼童丧生的惨案，那么人人都可能沦入“等待维修的破钢琴”境地。
（作者系历史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美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