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无
晚清官场腐败成风，是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而晚清有两个重臣，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人，那就是张之洞和李鸿章。张之洞、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现在数不清的清朝宫廷戏里，只要有慈禧太后或者清朝皇帝出场，那么，这两个人或左或右，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她（他）们旁边。
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少负盛名，聪颖过人，而且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但是，张之洞有一点是远远高于李鸿章的，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
1901年的某日，李鸿章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自知不起，就给慈嬉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在奏折里，李鸿章除了希望最高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外，也表白自己的心迹，说自己“为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
而时隔8年，即1909年，晚清的另一个重臣张之洞，生命也油尽灯枯。在临终前，他给子孙们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至今读来，还是铮铮有声。
张之洞。据CFP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号香涛、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十分重视教育，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张在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张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存世。
张之洞一生为官清廉。现在说来可能有人还不会相信，当了这么大的官，有时家里竟拮据到年关都过不去，只好派人去当铺典当东西。当年，武昌城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条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派人拿皮箱来当，每口皮箱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是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宽裕一点，必会派人拿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回忆张之洞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也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当官四十余年，官至国家大臣，生前却要经常派人去当铺典当东西度年关，死后办丧事还靠僚属的赙仪，真算得是一个少见的清官。所以，张之洞在遗嘱里能坦荡荡地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李鸿章等前去与八国联军代表谈判。
而李鸿章就不敢如此坦荡了。这个与张之洞同享盛名的晚清重臣，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即从道胜银行获得沙俄300万卢布的回扣，时值50万两白银。他官当得越大，贪腐的胃口也越大。从办洋务、办海军中，更是捞了数不清的好处。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可李府最盛时，拥有良田达100余万亩。当时老百姓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用自己的实践，诠释了升官发财的内涵。也许是心里有鬼吧，所以李鸿章在遗嘱里只敢说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
当官要有操守，要“心术则大中至正”，要“勤奋做事，不谋私利”，这是张之洞留给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财富，也是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根本区别。虽然同是国家重臣，在遗嘱中都说到了自己的勤政，可论个人操守，李鸿章是远远不及张之洞的。张之洞说自己“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而李鸿章却不敢这样说自己，只能以“未尝因病请假”标榜。因为，他的心中有鬼，他的人品下流，他当官就是为了自己发财，所以一有机会就捞个人好处。代表国家签订密约他要拿回扣，办洋务、办海军，他更是索拿卡要。在他的心中，个人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后世诟病李鸿章的种种不是时，说他贪财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真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
作者简介：杨新元，中国作协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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