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长篇小说《东方》，是笔者非常喜欢与欣赏的一部小说。
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里，笔者觉得，《东方》是唯一一部继承了《林海雪原》、《红日》这类红色经典风格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可能与《东方》开始写作的年代，正是《林海雪原》、《红日》这类红色经典大量出现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只是《东方》的出版有一点迟了。如果想在改革开放的文学时空里，能找到一部红色经典作品的风味，《东方》完全能够满足。
第一次读《东方》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对话。
魏巍把军旅生活里的幽默诙谐的人物关系，通过对话呈现出来，小说里那些藏有机锋的对话语言、那些你来我往的调侃式的幽默话语，是之前的红色经典里很少见到的，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
从今天看来，魏巍在《东方》中注入了一种非常突出的乐观主义，在整个小说中，人物“笑着说”，可以说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对战争中的残酷一面，都是通过巧妙的转化手法，把这种酷烈拉回到乐观主义的高地上来，这样的定调，也是建国后的红色经典作品所采取的共性的叙述思路。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东方》以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表现抗美援朝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东方》那样全景式地展示出战争的全部进程，通过个体的视角，表现战争中的细节与思绪。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因此，今天看来，《东方》依然是唯一的一部全景式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
在《东方》里，主要视角是描写了一个团为单位的基层战斗单位，而主人公还是这个团里的连长，后来他当了营长。
这个视角是非常低调的，但与此同时，小说里还写到了高层将领，包括彭德怀这样级别的志愿军司令部的将领。
但有意思的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将领，在小说里都用化名的方式而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这主要原因是《东方》在最初出版的时候，并没有高层将领层面出现，主要视角一直是以基层战斗团队为基础，后来在出版修订版的时候，作者魏巍增添了全景式长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是“司令部真实”的表现环节。
《东方》初版目录，与今天通行的版本，少了几章节
在“司令部真实”环节中，彭德怀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是在他的身边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的其他将领，小说一律以化名来表现。
出现这样选择的原因，还是当时魏巍写作时的氛围，对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还有很大的顾忌，而且这些人物都健在，在小说里作为形象出现，定调起来确实有一点困难，所以，魏巍在涉及到志愿军司令部里的人物描写时，均采取了化名方式来予以处理。
其实，我们比照一下这些司令部的将领化名，还是能够看到与原型的非常清晰的对应关系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
司令部里的第一副司令员，名叫秦鹏。
可以看出，这是以邓华为原型的。
小说在描写到秦鹏时，介绍他的背景是：十年内战时崭露头角，解放战争时，逐鹿中原、纵横大西南，体魄魁伟，络腮胡子，性格豪放不羁。
这一段描写，与真实的邓华还是稍有差距的，因为邓华没有看到他有留胡子的记载，本人看上去，也是白面书生的样貌。
在小说里，还提到他“半个月没有刮胡子，赤红脸膛，留着黑乎乎的络腮胡子。爱同女同志与年轻战士开玩笑。”
他也自我介绍自己的性格，说“我天生是一匹野马，彭总天生是一个拿笼头的。”小说里通过他的口，讲了一个彭总经过他的营地、拒吃美味的故事。
小说里写到的第二副司令员：滕云汉，则明显是以韩先楚为原型。
这个化名还可以看出作者是作了巧妙的对应处理的。“汉”与“楚”明显在地名上是对应的。
小说里写到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说他是南方人，矮个子。”具体的描写中，还说他是“南方人中典型的小个子，黑而瘦，两眼炯炯发光。”
小说里写到的第三副司令员，名叫冯慧。这个名字，可以看到与洪学智有着密切相关的对应。显然，作者把“智”找到了一个对应的“慧”，来构成了小说里人物的名姓。
小说里写到冯慧的形象特征：高个，脸有几颗麻子，性格温和，与人相处开玩笑不气恼。
小说里写到他采取开玩笑式的强制式手段，把彭总拉进防空洞的情节，也是发生在洪学智身上的事，在其他的影视作品里，都会把这一段“谈笑间达到目的”的情节作为刻画彭总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
甚至在《亮剑》中，也移花接木了这个把彭总拉离指挥部、躲避轰炸的情节。
这个情节，也较好地刻画出洪学智的乐观、幽默甚至带着一点调皮的个性。
小说里写到的副政委名叫齐至真，这是以杜平为原型的，因为“平”与“齐”还是能找到一点对等关系的。
小说里说他：“坦率乐观，上过大学，留过洋，作了几十年政治工作，出过两本小册子。”
小说里写到的参谋长，名叫夏文，这可以明显地看到对应“解方”这个真实人物。“夏”与“解”同一个声母，“文”与“方”字形上也有一点相似。
小说里提到夏文的背景是：他是从兵团副司令中选调来的。担任过团、师、军以至兵团的各级参谋长，富有参谋工作经验，知识面也颇为广博。他身量不高，面孔白皙，温文尔雅，颇有一点文人风度。
小说里的几个将领中，只有夏文与彭总有一段交流战况的描写，而其他将领基本也未写出对话与心理活动。
《东方》里，除去志愿军的将领都采用了化名，对参战的中国军队，都重新编制了他们的序列，小说里主人公郭祥所在的部队隶属于第五军，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军队番号。在小说里，友邻军队还有标明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这样，小说里把志愿军部队安排成了从第一军到第五军的自然序列，这也可以看出，作者不想把小说留下给人对号入座缝隙，纯粹是把小说打造一个纯粹的文学作品，尽量使其呈现出小说虚构性本质的基本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留下了众多的叙事空缺，而这些空缺，正是中国军事文学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但是，这也反映出抗美援朝题材中全景式风格所天生带来的一种叙事难题与困境。
日后，魏巍在《地球上的红飘带》里，一改《东方》里的基层叙事，完全用一种纪实文学的全景角度，穿梭在领袖决策层面，未尝不是一件回避《东方》叙事难度的避重就轻之举，因为领袖层面，更取决于历史资讯的介绍，而虚构的基层层面，更注重的是对人心的把握，而文学的真正本质，恰恰是对人心的忖度与惦量，而这一个层面上如何写出与众不同的深度与体验，才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资质保证。
在这种难度施加的压力下，《东方》能够作出这样的开创之功，令人尊重与敬佩。
这也是笔者喜欢的原因。至少这部小说，我已经读了三遍，也应该是茅盾文学奖中读的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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