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十夜剧情“十天十夜剧情解析…

引言

1960年3月28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九十九次会议中，周恩来说道：“北京最近出现一则奇闻，说是我周恩来批准一个条子，让人民银行总行支付20万元，我从来没有批过一个条子支付款项。”

接着，周恩来强调：“我要提醒各机关注意安全，机关必须留一个专门负责人。今后如果发现发现哪个单位不留一个部长或者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一定会予以追究。总要有全局观念，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家中没有负责人不行。”

而周恩来说的这则奇闻是何事，一向温和的他为什么这么特地强调呢？事情还要从十天前开始说起。

图|周总理照片

01 周总理批示居然是伪造的！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40分，天安门广场西侧东交民巷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进来一个男子，此人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着，此人向银行工作人员递来一个浅棕色牛皮纸的信封，信封上用毛笔写着：

“速送（限下午5 点 40 分前送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

信封是红色的国务院衔，信封内是一份批件。工作人员打开信封后，在一张红色横格纸上写着以下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 9 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 15 万～20 万元，可否请批示。

周总理的批示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 20 万元”。旁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 ②要十元票，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图|信件中的内容

按照常理来说，这份有总理批示的文件应该先送给副行长或者行长。正巧，人民银行总行的行长、副行长都在外地开会，只留下计划局局长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

可计划局局长并不熟悉周总理的签名，看到这封信还信以为真，丝毫都不敢怠慢，赶紧通知发行局并由人民银行北京分局赶紧准备。

于是，北京分行当即准备了所需的款项，便用苏联进口的钞票专用麻袋包装送到总行发行局，发行局赶紧指派三名工作人员赶紧亲自开车将这笔钱送到民族饭店。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与北京分行的距离很近，距离民族饭店也很近。一切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将装有两个麻袋的款项送到民族饭店。当时民族饭店的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很多参加会议的人都在这里。

工作人员一时间找不到“赵全一”这个人，只好将这个麻袋放在柜台上慢慢等候。混在人群中的骗子在确认到周围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后，便上前自称是“赵全一”，出示了一张介绍信。

图|信中内容

送款人在确认介绍信无误后，提出要收这张收据，这个“赵全一”便从一本白纸便条本上撕下一张纸签具了收条。让他盖章时，此人又用衣服口袋中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的取款介绍信交给送款人带回。自此，他们顺利完成了移交工作。

当总行的几个领导回到北京后，听了计划局王副局长的汇报后，觉得这件事有必要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清楚这件事并请示款项应该怎么核销。拨通电话后，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总理从来没有批示这样的文件。”

带着疑问，银行将这份文件于3月24日送到总理办公室，银行工作人员才知道。原先的批示竟然是伪造的！

02 周总理大为震怒，立即开始调查此事

1960年3月25晚上，公安部礼堂正在放映电影，忽然屏幕打出字幕：“二局一处高仑处长立即去公安部总值班室。”几分钟后又打出“二局一处的干部速回办公室”的通知。

图|民族饭店

他们回到办公室后得知，中国人民银行在3月19日发生了一起假冒周总理批示件诈骗 20 万元现金的特大案件。周总理知道了此事十分震怒，立即指示公安部门在10天限期内将这个案件侦破。

根据现有的证据，办案人员初步判断：3月18日晚上去中国人民银行送信和在民族饭店收款的人员是同一个人。虽然他到银行穿的是灰色呢子大衣，但在民族饭店穿的是毛料衣服。

刑侦技术部门经过初步鉴定发现，犯人所用的牛皮纸信封确实是国务院旧信封，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伪造的，用蜡纸刻好用红油涂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

经过仪器检验发现，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下面有过涂改的痕迹，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开具的这张空白收条上的签名不是“赵全一”，而是“赵金一”。公安人员由此推测：罪犯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罪犯文化水平比较高。

图|作案原件

为了侦破此案，公安部立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会议。会上，中共公安局决定让杨奇清副部长挂帅，以二局李钊局长为主任成立破案办公室。此外，北京公安局也成立了一支专案组，由局长冯基平亲自指挥办案。

在当时那个年代，20万元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再加上此人竟然敢假冒周总理，真是胆大包天。很快，从东北到西南，从草原隔壁到沿海岛屿，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化名为“赵全一”的人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

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如下：身高一米七，30多岁，黄色皮肤，脸部瘦长，北方口音，身穿一身灰呢子大衣或蓝色哔叽制服。

公安人员还开始重点摸清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刻蜡纸工具、办公用纸以及在3月18日下午被单位开除或者请假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员。很快，全国各地的机场、车站、关卡、港口等地方都被监控了，二局一处和三局二处的参战人员投入到工作中来。

图|赵全一的通缉画像

二局一处联系几十个部级单位提供线索。很快，专案办公室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是要查清楚纸张的来历，二是要求人民银行继续深入追查漏洞，摸清犯罪人员是从什么空隙钻进来的。

技术人员便绘制了犯罪人员的模拟画像，经过多方面的追查，很快便找到了犯罪分子开“收据”用纸的标本，是从一本黑色笔记本上扯下来的。公安人员还发现这种本子是由原前门外垣昌文具厂印制，但从1952年3月起早已经停产。

经过仔细查对后发现，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是机关内部自制的，市面上并没有出售。为此，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还特地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案件调查到第三天，中央财政部党组表示公安部提出的重点开展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建议公安部还应该将对外贸易部作为重点调查单位。对于这个建议，公安部非常重视。4月1日，他们便找到和伪造批件相同的公文纸和国务院信封。

图|参与案件的民警

03 锁定嫌疑人，开始抓捕行动

与此同时，一个来自电车上的女售票员反映：自己在电车上发现一名可疑人员，此人的相貌、年龄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同，看起来情绪有些异常，在车上一直长吁短叹，不敢看人。此人下车后，径直走进了外贸部。

于是，工作人员便将目标定在外贸部。经过长时间的紧张工作，办案人员在2000多名职工中寻找嫌疑人员。最终，嫌疑人将目标锁定在王倬身上。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时不抓王倬，搞清楚导师是团伙作案还是单独作案。于是，民警便选定王倬每天上下班必经的一家李广桥东街连点作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通过这三个建试点，办案人员将王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不久，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掉的东西扔到胡同口的垃圾站。办案人员经过技术鉴定后发现：燃烧过后的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过后留下的。

图|王倬骗取的人民币

根据到手的种种证据，办案人员便决定开始抓捕行动。很快，王倬便被抓捕归案，他骗取的大量赃款也悉数归案，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王倬被押送到预审处，很快便交代了自己犯罪的全部经过。此人的本名就是王倬，37岁，是外贸部出口局行政20级的科员，在北京西城李广桥住着，家中共有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

解放之前，他一直在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王倬的学生时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度过的。期间，他见到那些大商人、大资本家那么阔绰，心里就一直幻想着像他们那样有钱。

上大学时王倬想和同学办刊物来发财，结果只出一期，连本也没收回来。北京解放后，他曾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一块开小差的王国昌，让他到西北买银元赚钱，结果钱没赚到手，金子也被他卖掉当路费了。他还曾试着画人民币，伪造火车票，但都没有成功。

图|王倬旧照

北京解放后，他先来到华北革大读书，南下时逃到北京，直到1952年正式参加了工作。参加工作以后，王倬对发财的念头始终不忘。1953年，国家公布了发明创造奖励条例，他就想搞世界三大难题之一的永动机，来获取巨额奖金。

谁知折腾了四五年，自以为成功了，把成果向科学院一报告，人家却回答说搞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这下王倬感到靠发明来发财的路被堵死了，于是就想到了骗。

从1959年以后，王倬开始研究骗术。看古代关于写骗子骗财的书，联想到过去开小差时伪造过路条的情况，他认为自己行骗具备有利条件，便计划着将来骗很多钱，盖好房，买汽车，享受一辈子。

因为工作的关系，王倬常常见到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他想，如果行骗，就用总理的名义。

1960年2月，单位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某领导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情，只写这几个字，事就办成了。

图|油印机

王倬从中得到了启发，就决定向国家银行骗一笔巨款。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晚上一有时间便模仿周总理的字体练习伪造公章、练习写毛笔字。

3月初，王倬来到王府井等地买来水彩、毛笔、印泥、蜡纸代拟稿工具，还以街道食堂刻饭票的名义借来钢板，从局长办公室的一堆旧信封中找来两个落款为国务院，其他地方是铅笔字的旧信封。

接着，他从自己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找了3张10行的公文纸。一切准备工作都准备完毕。

04 嫌疑人的作战经过

3月17日深夜，王倬顺利做好假公函和假介绍信。3月18日下午，王倬以带母亲看病为名向处长请了两小时假，约4点钟骑车离开机关。

图|王倬母亲

回到家里，王倬的母亲正在厨房做饭，他放下车进了自己的屋，换上蓝黑色华达呢上衣和黑呢子裤，穿好灰呢大衣，找出伪造的信件，又拿了个紫皮练习簿以冒充收文本。然后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旧牛皮纸材料袋里，带了条准备绑钞票的绳子，骑车离开家中。

5点40分左右，王倬来到西郊民巷的人民银行总行东部的大门。和警卫谎称自己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到传达室，一个40岁左右的传达员告诉他收文件在西部，于是他又出大门往西。

走到西部大门处，警卫听说王倬是国务院送文件的，让他进门到传达室，他便把装有假公函印有国务院字样的信封，交给了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子。

离开银行后，王倬来到民族饭店。饭店门前，灯不太亮，中间转门门口，站着一个40多岁稍高一点的服务员，进出门的人较多。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很顺利地进去了。

图|王倬的作案工具

他在大厅里转了一下，便给事先已经抄录好的人民银行总行打电话，拨通后他叫总机接行长室。打完电话后，王倬觉得对方口气十分肯定，心里就比较安定了。

他在邮亭买了份晚报，又给西单、西四出租汽车站打电话叫车，准备一会儿运钱，但都说没车，只好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边看报边注意银行送款的人来。

大约7点半，一个25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30来岁的男子走进门，正当他们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的赵全一时，他忙上前答应。后来他们就抬进来两个装钞票的麻袋，王倬给了他们一个收款便条和一封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小方章的假介绍信，他们就走了。

他们走后，王忠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的旁边，从存衣处取出大衣盖好，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结果仍没有车。

图|杨奇清

王倬坐在沙发上暗暗焦急，呆了会儿又托邮箱里的一个20多岁的高个女子替他看麻袋，自己出去找三轮车。他在门外转了一圈、汽车、三轮车都没找到，只好取出自行车。

王倬把自行车推到饭店门东台阶下，进入大厅先把一较小的麻袋从东边门搬出来，又去搬那个大麻袋。当我走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老服务员帮我推开门，他就出去了。

看到门外这时人已不多，王倬把两个麻袋拴好放在自行车上，推起车往东走，这时约8点10分。走到西单，他往北、往东，直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自己所住的李广桥街。

回到家中，王倬把麻袋和自行车放到院里，然后到母亲屋去喝水。老人问他去哪里了，王倬便谎称说参加晚会去了。

等到夜深人静后，王倬轻轻地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拿出大部分钞票装进一个铁箱子里，又把剩下的七八捆10元以下的票子放在小床上，用旧东西盖好。

图|王倬模仿的字迹

这时，王倬的母亲过来了，问他干什么呢？他见事情已经暴露了，只能和母亲交代真相，说说弄了些钱。

老人气极骂道：“你是不是穷疯了，赶紧给人家送回去。！”王倬对母亲说：“那不是送死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了销毁证据，王倬便把伪造印信用的工具，以及那两个装钞票的麻袋全烧了。

05 嫌疑人抓捕归案，最终结局如何？

拿到20万元后，王倬原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享受这20万元。也许是心中尚存一丝良知，他整晚整晚都睡不着，知道事情真相的母亲也每天埋怨他。

不久，家中来了检查卫生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钞票的油墨味被人发现，王倬便将这笔巨款藏在母亲屋子中的樟木箱中。

3月26日，王倬像往常一样来到单位上班，机关领导向包括他在内的工作人员传达了自己这起诈骗案的情况。他知道全市都在查案，心中十分害怕。当天晚上，他便将这笔巨款挪到家中的西屋，还取出一些钱烧掉。

图|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后来，王倬听单位人员都在议论这个案件的嫌疑人具体情况，吓得又回家将自己穿过的呢子大衣撕成布条。此后，他一直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直到被办案人员抓捕归案。

根据王倬的交代，办案人员找到他的母亲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她交代的情况和王倬所说的完全一致。接着，他们又在家中搜查到他练习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等字样，从办公室文件中搜出伪造批件的钢板。

接着，办案人员来到民族饭店找到王倬交代的在邮亭工作的高个子妇女和在门口帮助他开门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表示：当天饭店中同时住了参加三个会议的人。他们还以为王倬也是来参加会议的，没想到是骗子。接着，办案人员又来到存衣处特地看了看，这里服务人员的体貌特征以及存衣牌的形状和颜色和他所说的完全一致。

图|接受审判的王倬

王倬的妻子收到判决书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已经和丈夫貌合神离好长一段时间了。据她后来回忆：此案件事发之后，她所在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

一天，她下班回家后，婆婆对她说要吃饺子。一家人包着包着，丈夫和婆婆只顾着包饺子，谁也没有搭话。饺子包好后，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两碗饺子汤。直到公安人员把他抓走后，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经过十天十夜的奋战，这个轰动一时的特大案件终于圆满画上句点。1960年7月28号，王倬被依法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而王倬的母亲因年老体弱，服刑三年后被公安部门提前释放，回到了原本的东北老家。

而王倬被处决两年后，他的妻子重新改嫁，依旧生活在原本的院子中，一直到1993年房屋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