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蓬：“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战略机遇与现实挑战
作者：王江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电视》2020年第9期；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引子
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日益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取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营造了战略机遇。然而，我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面临着传播主体单一、题材与叙事模式本土化、传播渠道匮乏及多语种译制人才不足的现实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面临的双重语境。
伴随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国际话语地位的提升，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过程中，通过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形塑中国国家形象，成为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重要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改变了既有的传播格局。然而，在当前的传播逻辑下，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依然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制约了国产电视剧海外传播能力和全球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因此，立足“一带一路”语境，探究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面临的战略机遇及遭遇的现实挑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战略机遇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多重面向的新型话语，立足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力图构建连接亚洲、欧洲、非洲大陆及附近海洋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通过增进沿线民众的人文交往和文明互鉴，使各国人民相逢相知，共享美好世界家园。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重要构成，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实现民心相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可激发沿线各国对于中国影视文化的认知需求，也可拓展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空间和市场。
（一）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影视文化的认知需求
历史上，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亚欧大陆的重要经济命脉和文化桥梁，发挥着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其营造和留存的丝路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继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遗产以及开放、包容、共享、互鉴、共赢的人文价值理念，吸引着沿线各国通过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两种主要方式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感、融入度、认知度空前高涨，也逐渐对其倡导的价值理念形成认同。基于互联互通、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价值逻辑，“一带一路”搭建出更为开放、宽广的便于各国互动往来的市场空间，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包容的空间场域，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影视文化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在地化”呈现，而是更加包容、开放、融合、共享地具有情感相连与民心相通基础的全球文化展演与书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人口密集、文化复杂，其民众“在文化需求方面更加多元”。电视剧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呈现样式与媒介影像书写方式，可以声画合一、视听同步的样态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场景和文化价值观念，这种方式既可减少不同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阻隔，也可降低“文化折扣”。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沿线各国心理、文化等维度的割裂状态逐渐得到消弭，沿线各国对他国的文化样式具有期待心理，中国电视剧的发生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创造，其中存在诸多能为各国民众接受的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以及能被沿线民众感知的“共通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立足“一带一路”蕴藏的民心相通的理念共识，可为沿线民众认知中国影视文化提供更好的渠道，增进其了解和认知中国影视文化的热情和期待。
（二）拓展电视剧海外传播的地理空间和受众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秉持开放、共享、共赢、互惠互利及文明互鉴理念的经济带与文化带具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市场前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文化对外开放的窗口逐渐打开，中国电视剧不断走出国门，《西游记》《三国演义》《媳妇的美好时代》《甄嬛传》等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电视剧不断在东亚及东南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认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同属亚洲文化圈，不少国家拥有众多华人社区，与中国民众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接近的文化接受心理，在面对以视听声画符号呈现的中国影视文化时，具有较高的文化期待和认同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空间得以突破邻邦与周边的地理方位局限，得以向中亚、西亚、南亚、非洲、欧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拓展，极大拓宽了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版图。
同样，中国电视剧的海外市场和受众群体也将得到大范围扩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各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达成了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及文化互通的共识，也建立了良好的文化交往和互动合作伙伴关系。立足文明互鉴的价值共识，沿线各国民众对中国影视文化具有期待心理，民众自身的文化期待和文化需求也会不断扩大，其对外来影视文化的排斥和抵触情绪会不断缩减，同时，开放、共享、包容且具有人文理念的中国电视剧因其高品质和共情特征，可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形成口碑传播效应，能进一步带动具有潜在文化消费需求的国际受众。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现实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在为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营造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单一、题材与叙事模式本土化、传播渠道匮乏、多语种译制人才不足的现实问题，进而影响着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深度推进及效果提升。
（一）传播主体单一，国际参与不足
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果。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有赖于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与平台搭建，以及作为直接参与者的影视机构的内容生产与文化传播，以此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本国影视机构为主体的电视剧海外传播格局。从实际情形看，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面临着传播主体单一、国际参与不足的现实境遇。
通过对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国内具有高收视率和传播口碑并走出国门的电视剧进行统计分析，从影视机构层面看，四达时代、五洲传播中心、欢娱影视、柠萌影业、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华录百纳、华策影视、慈文传媒、唐德影视、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制作与生产的多部电视剧作品成功走向海外，是近年来推动电视剧海外传播的重要主体。与此同时，国外影视机构的参与尤为缺乏，统计发现，近年来仅有《丝路长歌》等少数电视剧由中外影视机构联合制作完成并推出，作为传播主体的影视机构面临内外结构失衡的困境。从编创人员层面看，中国本土影视工作者是参与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常通过影视文化节、电视剧见面会等方式宣传推介中国电视剧。然而，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不可忽视国际受众的情感需求，应通过聘请在传播对象国具有市场号召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影视文化意见领袖加入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主体的行列，通过推行“本土化”策略可拉近中国电视剧与国际受众的心理距离。如《蝙蝠侠大战超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等在中国推广前，则邀约中国本土明星担任代言人，以吸引观众观影。
（二）题材与叙事模式本土化，情感认同度低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跃居世界电视剧生产大国行列。与此同时，电视剧创作的题材、品种和类型逐渐多元，古装剧、历史剧、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行业剧、谍战剧等多元类型的电视剧兴起，电视剧的类型结构逐渐多样，中国对外传播的电视剧类型也逐渐打破以往以历史剧、武侠剧为主要传播元素和题材的藩篱，实现了电视剧传播类型和内容的拓展。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电视剧类型自身固有的本土化题材取向及其叙事的中国话语范式，未能实现较好的国际观照，制约了中国故事与国际受众需求有效对接的进路。
从题材上看，中国电视剧的选材范围逐渐丰富，不过，这些题材多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化语境、文化基因与发展逻辑。中国电视剧的题材已突破了早期以武侠剧、历史剧为主要传播样态的局限，但尚未实现“中国故事”的本土性突围，囿于这些固有的中国式题材，在叙事模式上也多立足既有的以中国本土受众为主要观照对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和叙事逻辑，基于中国语境，以中国式书写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大而全”的叙事模式与国际受众青睐的“小而精”的叙事框架存在较为鲜明的差异。因此，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同文化语境和多面向的受众需求与文化理解方式，具有较低的情感认同。从当前的影视文化传播语境考察，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百态的现实题材剧无论是在生产制作总量，还是在海外传播方面均占据一定比重，而以家庭伦理剧为代表的电视剧所展现的中国式家庭纠葛、生活状态及思维方式则难以被国际受众理解；以宫廷、宫斗为主线的古装剧无论是在人物称谓还是在情节缠斗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色彩；谍战剧、年代剧则更因与国际受众的日常关注、生活方式和心理期许存在距离，脱离其日常生活场景和经验范围，由于缺乏共通性情感，难以引发海外受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题材范围及叙事方式的本土化思维和书写逻辑，成为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受阻的内在因素。
（三）传播渠道匮乏，国际影响力有限
传播渠道是一国文化得以实现跨境输出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传播渠道建设是中国电视剧迈出国门走向全球的关键性步骤。从当前的渠道建设现状来看，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面临着传播渠道匮乏的现实困局。
在渠道建设层面，一方面，中国影视机构的整体实力在国际影视文化生产格局中处于弱势，与欧美等影视文化发达国家可在全球多点布局分支机构和海外传输渠道与营销平台不同，因整体实力的局限，难以在传播对象国大规模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和营销平台，缺乏独立的、系统性的营销渠道与传播体系，短期内也难以实现对他国影视文化传播渠道的兼并或收购，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多依靠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建立的官方出口渠道或其他中间代理渠道，形成了一种渠道依赖，未能建立一套系统性、专业化、稳定而成熟的传播渠道和立体化的覆盖网络；另一方面，囿于传播对象国推行的本土文化保护政策，不少国家仅许可境外电视剧通过网络平台或非主流电视媒体平台播放，《甄嬛传》在日本发行时仅在BS富士台播出，《伪装者》登陆韩国时则在专门播出中国电视剧的频道“中华TV”播出，中国电视剧在进驻传播对象国主流传播渠道进程中遭遇着多重困境。当前，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渠道主要为影视文化节、影视文化展、“丝绸之路影视桥”、中外影视合作工程以及其他国外新媒体平台，从传播渠道类型上看，传播渠道的类型结构较为单一，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面临分离和脱钩的状态；从传播渠道影响力上看，当前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尚未进入传播对象国的主流渠道，面临着海外传播力、影响力有限的现实困境。
（四）多语种电视剧译制人才不足
从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历史维度进行考察，较长时期以来，其诉诸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分布于全球的华人群体，其影视文化消费不存在语言接受层面的障碍。伴随海外传播空间的扩容，中国电视剧海外触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华人文化圈和华语社区，在传播地理上也突破了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限定。新的文化接受对象和消费群体不仅意味着新的消费期待，也预示着消费对象自身具有复杂性，为了提升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效果，作为传播对象直接感知的语言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语言差异是文化折扣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电视剧以符合消费对象国受众的语言使用得以转化和呈现，是其得以产生消费行为的前提，也是降低文化折扣的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众多元，在语言使用上，国际通用语言和小语种并存，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致效需要克服经由语言差异生发的障碍，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效果的实现需要依托语言的转化，通过实现“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处理”，降低遭遇文化折扣的风险。当前，一方面，在国际通用语言译制人才方面，中国电视剧面临着人才不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导致国产电视剧尽管得以在他国网络媒体平台播放，但大多只是原有内容的直接移植和复制，加上缺乏与内容对应字幕的衔接，难以冲破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文化接受障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中，除了部分国家民众使用国际通用语言外，不少国家民众均采用本土化语言，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除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汉语等6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语言，其他均为本土化语言，接受主体语言使用的多元化，无疑增加了中国电视剧译制的难度，这也成为制约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到达率和传播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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