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由此，开启了全面侵华战略。
为了确保侵华万无一失，日本军部秘密命令日本特务机构破坏国民政府的经济活动，以此使得中国失去经济能力，从而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次年，日本由于物资不足、兵力不够等问题而停止了武力侵华。过了一段时间后，日本政府再次秘密向特务机构下达命令：启动伪造法币计划，进一步破坏中国经济秩序。由此，中日假钞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中日之间这场无烟战役。
伪造法币的计划，起初由日本陆军少佐山本宪藏提出。在童年的时候，山本立志要伪造钞票，在伪满洲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曾对中国货币进行了几次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也曾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货币在内陆和关口的流通状态及形势。后来，山本进入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不久后，他亲自抵达中国华中地区以研究法币的流通状况。
他发现，当时中国发行的法币，大多都出自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印刷法币的厂家为英国德纳罗公司、华德路公司和美国一家专门制造钞票的公司。虽然，这些法币都做了一定的防伪措施，但其方式主要是做水印和暗记。对此，山本认为：如果日本想要伪造法币，难度应该不大。而且，当时中国防伪手段落后，人民防假钞意识不强。因此，日本完全可以通过伪钞达到破坏中国经济秩序的目的。
回到日本本土以后，山本就立即联系了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的经理井上源，并与之商讨了自己想要伪造法币的构想。听完以后，井上认为：山本所说的这项计划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可行性，因此，他愿意和山本合作。在得到井上的肯定以后，山本心中充满了自信，他将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即《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并将这份计划交给了参谋本部第八课。
第八课看到这份计划后十分惊喜，并立即联系陆军省进行商讨。1938年年底，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这份伪造中国法币的计划，同时，以“杉工作”来命名该秘密行动，以“杉机关”来命名执行该行动的机构。因为，山本是该计划的提出者，所以，在计划启动后，他就被调任到了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里专门负责该行动的执行。
不久之后，日本决定将“杉机关”的总部设立在上海，由阪田诚盛作为总部的负责人。阪田诚盛曾经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他于1937年才回到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在中国创立了一家“诚达公司”。事实上，这家公司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经济的“跳板”。在计划刚启动的时候，为了稳妥，山本和井上先以五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
他们以粗糙的技术印刷了一批五元面额的法币，数额大概有几十万元，然后，迅速运送到中国，希望能够用这批法币换取一大批物资回日。然而，当山本和井上为此而洋洋得意之时，中国方面却传来了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这批法币早就退出中国货币流通市场了。就这样，日本第一次伪造法币行动宣告失败，山本和井上也因此而受到上司的诘责。
不久后，山本和井上重拾信心，并潜心研究中国货币。1940年4月，山本和井上再次伪造了一批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其面额有一元、五元和十元，总额共计五百多万元。然后，两人又运用了一些特殊手法把这些假钞变为旧钞，并将它们混合在真法币中秘密运送至华。后来，假法币广泛流通于中国货币市场中，并为日本套取了大量物资，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没过多久，日军就成功的占据了香港。在搜查过程中，日军特高课发现了国民政府设立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以及一些其它的造币工具。不久后，日军分别在香港九龙新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中查获了一批面额为十元的法币成品、面额为五元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钞机、法币编码等物品。
1942年，日本驻南洋军队截获了一批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小额法币半成品，其金额约为二十亿元。其后，德军在太平洋上拦截了一艘美国商船。这艘船装满了美国钞票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制的法币半成品，数额为十余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日本立刻联系德国，并从德军手里买下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印制法币的秘密。
在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同时，日军也向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伸出了魔掌：其在晋冀鲁豫边区开设了十多处印刷机关，印制了二十余种假“冀币”。1943年，日军先在山东印制了大量假北海银行券，然后，指使奸商进入根据地，用这些假券套取粮食和衣物等物资。
面对日军所挑起的“假币战”，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反假钞运动。
首先，是国民政府，它迅速制定了一系列反假计划：以假治假，用假币扰乱日本经济秩序。为了达成目标，国民政府和英、美两国的造币公司秘密签署了一份协议，并计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专门伪造日钞的工厂。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花重金从美国手里购买了一批先进的造钞工具，广招人才汇聚歌乐山以研究和制造日钞。
当时，日本沦陷区内流通着多种面额的日钞、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本发行新钞票的时候，国民政府就派人获取其票版，然后，带回歌乐山研究并制造。当假钞制造完成以后，国民政府先将这些钞票运至江西，然后，再由交通部门偷偷运送至各沦陷区，最后，进入日钞流通市场。这些假日钞跟沦陷区所使用的真钞几乎没有区别，就连日钞专家也难以鉴别出假真。
就这样，国民政府用假钞套取了日伪军大量黄金、棉布等物资。这给日本沦陷区的金融市场带来当头一棒，大大加剧了沦陷区的金融危机。尽管如此，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制造太多日币，其制造的大多是一些伪币和军用票。因为，当时的日元只有一个发行银行，那就是日本银行，而且，其在制造过程中加入了日本本土才有的植物纤维，这使得其它地方难以伪造日元。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它的战略主要是从思想上防伪钞。中国共产党下达文件，命各地自行开展有关防伪钞的知识宣传、定期举行相关晚会、给人民讲解假钞的特征和危害等。这极大地增强了人们辨别假钞的能力，提高了人们的反假钞意识，为破坏日伪军经济侵略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多使用物物交换，以粮食做计量单位，所以，几乎不受什么影响。
伪造它国法定货币是一项国际法禁止行为，所以，日本人伪造货币活动一直在极为隐秘的状态下进行。该计划在当时属绝密事项，在陆军省内部仅限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军事课长知道，假钞印刷工作具体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经陆军省批准“可利用民间工厂”，但也绝对保密。印制伪钞的区域被3米多高的木板墙围了起来，即便在该研究所内部，一般人员也无法接触到核心。
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日军陆军参谋部担心东窗事发，下令销毁所有相关设备和资料，并命令曾在“登户研究所”工作的人员保持沉默、不得说出真相。与强掳劳工和慰安妇等犯罪不同，伪造货币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战后，并没有人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讼。
参考资料：
【《二战中日假钞战》、《货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