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友源
作者简介：龚友源)，湖北监利人。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团宣教股股长、团政委，中共开原县委书记兼县保安团政委，辽宁军区宣传科科长，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和东北1947年夏季攻势。建国后，任空军航空学校副政委。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宣传部部长。回国后，历任空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后勤部副政委，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副政委，济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副兵团职离休。
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饶(阳)、武(强)、献(县)地区队(后正式番号为三十七区队)建队始于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那是在日寇对我冀中区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期。
当时，八分区主力部队三十团(小团)、二十三团和分区领导机关在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地方党政组织，由于人员离散，一时也几乎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地方党政组织完全转入秘密活动。敌普遍设据点，强令组织伪维持会，到处挖封锁沟，实行驻剿。我分区全部处于敌碉堡据点的视力和火力控制之下。白天群众不敢出村，路断人绝(因敌岗楼看到有人即开枪射击)，夜间群众不敢点灯。汉奸、特务、日寇到处乱窜，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做。饶武献地区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恢复当地县区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伪嚣张气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重建饶武献根据地而成立的。
根据八分区白洋淀会议决定，八、九月间，利用青纱帐有利时机，由分区作战股长晓冰、宣传副科长龚友源，带领分区一个警卫排，及参谋、干事侦通人员共约七、八十人，由任邱、河间、大城经河间二河套地区，首先在献县七区之山秋、孝举一带，与该区区委，以及留路、李虎范庄一带之四区区委取得联系，建立进入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的第一个立脚点，当时部队番号为饶、武、献支队。着手收容反扫荡中我分区在滹沱河北、河间、肃宁地区的失散人员及被敌抓去逃回人员和伤病员。逐步恢复饶阳、武强、献县等地的情报交通站工作。
随即通过地方党的关系，与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金城、组织部长罗玉川、敌工部长张之生、饶阳县委书记冀行(后为杨阁森)、武强县书记马庆云、献县县委书记薛坦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在地方党政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在饶、武、献三县接合部之豆村、豆店、小韩村一带，初步建起了支队的后方，在小韩村还建立了一个地下简易的修械所，可以修理配制简单的枪支零件，翻造小量的子弹。
此时由于收容人员增多，也根据当时地区分割和斗争的需要，我们按活动地区，分编了三个大队，各约百八十人，其番号是：在武强地区活动的(主要在沧石路以北)为沧石大队；在饶阳地区活动的(主要在滹沱河南)为滹沱河大队；在献县四、七区藏桥以北活动的为东边大队。这些部队主要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隐蔽活动，继续收容失散人员，熟悉地方敌、我情况，帮助建立恢复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村当时叫游击小组)并相机使用小组武装，采取化装和单打一的办法，打击罪大恶极活动嚣张的敌伪单个、小股活动的人员，扩大我政治影响，鼓舞民心士气，配合地方开展对敌斗争。
九、十月间分区原参谋长李弗畏、政治部主任张逊之率领的部分分区机关干部和二十三团一营、地委警卫营的部分人员，从津浦路东滨海区，回到献县交河地区(这时李已任副司令员，张任副政委)将二十三团在东圈子战斗后剩余的人员，约两个连，由刘江亭、吕丙安带领，与饶武献支队合编，共编四个连、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一个侦通排、部队番号即改为饶武献地区队，正式番号为三十七地区队。任命饶阳地区的老地方党员宋云波为区队长、龚友源为政委、刘江亭为参谋长(后不久刘改任副区队长，王建国任参谋长)，吕丙安为总支书记，晓冰回分区另外分配工作。
饶武献地区
一九四三年春，在我地方党员控制下的敌饶阳县情报队，约六、七十人由于关系暴露，在我地下党员张庆林同志率领下，脱离敌人归我地区队建制，改编为直属独立中队，张任指导员、张书文任队长(张庆林原是我区农会主任，五一扫荡中被敌捕去，经组织安排在敌人内部潜伏)。
至此，饶武献地区队除直属部队外，排同时在县、区党委的双重领导下，恢复和扩大了三个县的县大队，二十四个区小队(献县十个、饶阳八个、武强六个)共约一千三、四百人。在基础较好的村，秘密游击小组也大多恢复，并配有少量的枪支武器(包括独决枪、手榴弹等)。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根据中央决定精神，整个冀中区，从上而下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区委书记，都兼县、区游击队的政委，县、区长都兼游击队长。部队系统另设专职副大队长、副政委、小队长、指导员(分区由地委书记兼政委)。地区队主要领导干部和所在三县县委书记由地委分片委员负责建立小区委员会，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分析本地区形势，研究贯彻上级有关指示，确定本地区一定时期内的斗争部署。当时饶、武、献地区，地委分工是敌工部长(后改城工部长)张之生同志负责。
为适应分散活动斗争的需要，地区队连队都改设政委，排设政治战士(一般由支委或党的小组长兼，班由正副班长、战士中的党员建立核心小组。这样在当时高度分散，环境十分残酷复杂的情况下，部队内部严密组织，党政军民协调一致，对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秋，晋察冀军区在路西阜平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用整风的精神，总结检查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冀中区着重检查了“五一”反扫荡前后的斗争经验，为大反攻作好准备。
一九四五年春，饶武献地区队奉命到路西陈庄、口头一带进行整训练兵两三个月，并第一批改编为团(三十一团)，刘江亭任团长，龚友源仍任政委，王建国任参谋长，吕丙安改任政治处主任。下属仍为四个连一个警通连。每连轻机枪一至二挺，掷弹筒三具，枪榴弹筒九具（全部是冀察晋军区制造的)，一个重机枪排(重机枪两挺)。(整训后返回冀中，即在分区和军区直接指挥下开始反攻作战，参加军区统一组织的子牙河战役和大清河战役，从此结束了地区队单独活动的局面。
到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清河战役结束，部队在固安集结，与河间大队合编为三个营。
到一九四五年冬，三十一团即调离冀中军区建制，开赴东北改归冀察热辽军区领导，时政委改由吕丙安担任，龚友源调回分区六十二团任政委(后未及到任，又调去东北》其他干部未变。
饶武献地区队，从一九四二年七、八月建队，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开冀中军区，三年中随着斗争形势的转变，由地区队的作战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一九四二年敌“五一大扫荡”后期七、八月建队，到一九四三年春。
当时是敌兵力占绝对优势，清剿扫荡最猖狂的时期。我们部队初步恢复，白天很难集中公开活动。地方上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斗争，也还刚刚开始，地方党政组织系统的领导，还未完全恢复。特别是在开始，未沟通关系以前，部队要与地方党委村支部，县、区、村干部都很难见面。
部队这时人数也少，因此当时主要任务放在一面积极设法与地方党、政组织建立可靠的秘密联系，一面也利用部队当地干部、战士的社会关系，了解敌我情况，收容失散人员，扩大部队。部队全部改着便衣，高度分散隐蔽活动，白天利用青纱帐，在野外活动，夜间进村工作，宣传，物色堡垒户，开展地道作业，建立立脚点。同时派小股武装(三、五人一组)化装袭击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给敌据点点名上课。利用敌伪组织的集市，镇压罪大恶极的日伪特务、汉奸。配合群众开展反资敌、反抓丁、抓伕、反挖封锁沟、修碉堡、反抢粮的斗争，虚张声势，扩大我之影响，保护人民利益，振奋群众斗争精神。
通过各种渠道协同地方广泛开展对敌伪军的工作，在敌伪内部，建立内线关系，利用敌抓人，建立伪联络员，自卫团的机会，有计划地安排我地方党员干部，坚决抗日的可靠群众，打入敌内部。同时通过伪军亲属，争取伪军为我工作。
随着我情报通讯系统的逐步建立，加上这些关系，具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整个地区敌伪兵力调动、配备、设防情况和活动规律。经常是敌人还未出动，情报就已送到我们手中。象饶阳、武强敌情报队，即为我所掌握。因此，使我们在点碉林立，敌伪出动频繁的情况下，仍能取得活动的主动权。基本上做到：要打能打得上，要走能走得脱。
我之行动敌人则始终捉摸不到，我极少受到损失，整个地区的工作，得以逐步开展。这一时期我们对小堤、留楚、圣水、大尹村、杏园等点的铁杆汉奸、特务，配合地方进行了不同方式的镇压，打击、掏窝、堵门或警告、教育，并通过内线关系，进行宣传或贴布告，散传单，使敌伪特务、汉奸心惊胆战。
群众则拍手称快，并常常自发地夸大宣传，添枝加叶，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敌伪人员中去。使特务、汉奸三三两两到处乱窜的情况，不能不有所收敛。这就为我地方工作的开展和群众应付敌人，创造了条件，也使军民、军政关系，在实际斗争中，更加血肉相连，团结一致。
(二)一九四三年春末至一九四四年年底
地方党政组织工作已完全恢复，绝大部分村政权和党支部、群众组织，已经能够正常活动(但仍是秘密的)，部队与地方的正常联系，已完全建立。在饶、武、献所有地区，包括县城附近，我小股武装和工作人员，都基本可以活动。除极少数村庄外，我方的政策法令，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都能贯彻执行，群众对敌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更加拥护我们党、政府和军队。我们部队也熟悉和适应了当时的斗争环境，站住了脚。
这时即开始逐步集中活动，主动出击，利用内线关系，在更大范围内打击敌人，进攻和逼退敌据点，扩大我活动区，阻止敌抓丁、抢粮，巩固扩大根据地，粉碎敌人以战养战阴谋。
这一时期进行的主要战斗有：饶阳、安平路北京堂伏击，献县段村伏击，化装袭击小范日军据点，小平王伏击武强出动之敌，攻克献县城北臧桥，第一次攻入献县县城、武强县城、饶阳县城，以及掩护群众夺回商家林敌据点二十多万斤粮食……等等，其他零星战斗，特别是县区游击队单独组织的战斗很多，就无法计算了。这一时期由地区队直接组织的战斗共毙、伤敌二百多人，俘敌一千二、三百人(含起义、反正的一百多人)生俘日军四名，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具、长短枪六、七百支，以及弹药、布匹、其他物资，马匹一部，我伤亡仅三、四十人，内有县大队长、区小队长各一名、连排干部三人。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更趋有利，特别是苏德战场，苏已转入反攻、希特勒败局已定。紧接着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敌军士气更加低落，兵力更显不足。但这时敌有时仍能集中部分兵力，对我活动地区，分区进行报复扫荡，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春。因此我在这一时期的作战特点，特别是初期，主要还是采用伏击、化装、夜袭、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打敌弱点，速战速决。一般持续作战时间，夜袭不超过一夜，白天二、三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打了就走。在兵力使用上采用统一计划部署，集中使用，分散配备、分散撤退隐蔽。
打则到处是我们部队，撤退时，小部队(县区游击队)则依靠地道，一哄而散，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当时称为村落连环地道战)。主力则利用敌兵力不足的空隙，机动转移，靠向敌兵力薄弱处威胁敌人或防区接合部，使敌不易迅速组织对我合击，也掩护地方小部队坚持本地区的斗争(县区游击队一般不脱离本县、区活动)。
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战斗如：一九四三年夏初饶安路北京堂伏击，就是以地区队主力两个连带领饶阳县大队，二、四、六区小队约三四百人，由地区队统一组织部署夜间逼近敌韩村据点，分别进入饶安路南西马长屯、北京堂、马家庄一线麦地(当时麦地刚可以隐住卧伏的人)，伏击由安平向饶阳运送物资的伪军百余名。天明后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我突然发起冲锋，在敌尚未展开时，二十多分钟，即解决战斗我无一伤亡，除毙伤敌十余人外，其余全部被俘，缴枪六、七十支，马十余匹和其他物资一部。
当时敌人还占优势，为保持我行动秘密，无法带这样多俘虏行动，在收缴武装后，当场即教育释放。部队立即按预定计划，县区游击队分散向南撤退隐蔽，每过一村即分散隐蔽几人，同时每过一村又都布置我掌握之伪联络员，主动向敌人报告，把我军行踪引向邻县、旷野，最后无影无踪。地区队主力，则向北越过滹沱河，经官厅、大尹村附近，转至献县七区边沿。因饶阳、安平之敌属平汉线桑木师团(一一○师团)系伪石门道(石家庄)防区，献县属津浦线敌第九混成旅团和伪沧州道防区，一般在战术上不能迅速直接配合，使我们得以从容休息。
这次战斗是我部“五一生反扫荡以来，第一次从高度分散、隐蔽，到集中较多部队，白天伏击的第一仗，对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都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又如：一九四三年秋化装袭击小范日军据点，则是在掌握了日军重机枪小队每天早晨全部到岗楼外，向东遥拜的规律。地区队三连与武强大队及手枪队配合，夜间潜伏在敌岗楼附近民房中。拂晓以手枪队化装敌情报班，骑自行车，沿沧石公路闯进岗楼，封锁楼门，部队同时冲出，将敌一个小队全部歼灭。生俘日军两名，缴重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掷弹筒一具，及弹药、物资一部，日本马两匹，烧毁了敌小范岗楼和小范桥，我无伤亡。
这次战斗后，敌很快对我中心区进行了报复扫荡，因我主力转移，敌人扑空，烧了一些民房了事。
再如：一九四四年秋我连续作战，调动敌人，打击臧桥和献县之敌。先是地区队二连配合献县大队、手枪队，通过内线关系，夜袭献县城北滏阳河上的臧桥伪水警队，毙敌十余名，俘敌指导官两名，俘伪水警队一百多人，缴获机枪两挺、弹筒两具，枪近百支(水警队的装备，在伪军中是比较好的)。
驻献县张庄天主堂的敌加岛大队，即集中日军主力，配合伪军一部，向北对我献县四区进行报复扫荡。我们地区队部队，迅速转向滹沱河南献县九区集结。乘献县城敌兵力比较空虚，只有伪联队部和伪军中队、伪警、伪县公署、新民会等七、八百人守城的时机。我们集中地区队全部及三个县大队，十几个区小队，并四十一地区队两个连，共约九个连，以地区队主力和献县大队一、九区小队攻城。四十一地区队警戒、袭击张庄和富庄驿敌据点。其他献县、武强、饶阳的县区游击队一部，分别警戒袭击淮镇、宫村、臧桥、八里庄、小范等点，开展政治攻势。
经一夜作战，献县城除伪联队部外，伪军中队、警察局、县公署、新民会等守敌，全部被解决。共俘敌伪军及伪职员四百多人，缴枪近两百支，及一大批军用物资、布匹等。毙敌指导官、翻译官及伪军二、三十人。我九区小队长光荣牺牲，伤战士两人。迫使敌加岛大队，立即停止对我献县河北的扫荡，龟缩在张庄，再也不敢轻易出动。
在打献县城前后，还攻打了饶阳、武强县城。在武强俘敌三百多名，饶阳未能攻克(一九四五年三、四月我分区与七分区部队再次围攻，敌向安平逃窜时，大部被歼)。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整个饶、武、献地区形势已根本改观。根据地内，已经又可以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剧团又可以连夜演戏了。
（三)自一九四五年初，地区队调铁路西口头附近，整训练兵两个多月，改编为三十一团，返回冀中。到日寇投降前后这一时期，
主要是在分区和军区直接指挥下，基本上离开饶武献地区，参加子牙河、大清河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围攻沙河桥，解放献县、霸县、固安地区。
这一时期作战特点是：我军全面转入反攻，敌到处收缩兵力，完全处于守势。我则开始大部队集中作战，每战经常集中六、七个团加上县区武装力量已很大了。但由于我没有重火器，弹药也奇缺，因而作战方式主要还是采用突袭、围点攻坚(长时间围困，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炸战时间则常常是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已经不是打了就走了。
.这一时期我们团返回冀中后，首战是参加围攻沙河桥日军据点。由我团与河间大队任主攻，三十三区队在子牙河东，警戒淮镇、景和之敌负责打援。因敌据点高据子牙河堤上，防守坚固，我无法接近，当时又无炮兵，当即发动群众，连续几昼夜，挖好连通附近村庄二三十华里的交通壕，迫近敌据点。在距敌岗楼不过百多米的地方，进行坑道作业，连续三天三夜，坑道才挖通。在此时间，我们还组织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对敌喊话，但敌顽抗，拒不投降。于是我们用了五百公斤土炸药于拂晓爆炸成功，但只将外围寨墙炸开一个豁口，中心岗楼仍未受影响，这时我炸药已用完，另挖坑道时间也来不及，我突击队即勇敢突入豁口，利用房屋死角，接近敌中心岗楼，投掷手榴弹和引火柴，烧着敌中心岗楼，将日军一个小队，全部烧死，解决战斗。由于敌人最后将武器破坏，弹药也被烧爆炸，我仅缴获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掷弹筒一具，另俘伪军一个中队，缴获枪六、七十支。淮镇之敌被三十二区队阻击后，见据点已被攻破，即退回淮镇。这一战斗战果不太大。我河间大队在围攻时被敌冷枪射击伤亡七、八人，但战斗时间持续长。是“五一”反扫荡以来，我分区第一次同时围攻献县县城，在白天发动群众，浩浩荡荡，摆开阵势，围攻敌人。群众支援前线，抬担架，挖交通壕，送慰劳品，络绎不绝。部队和群众情绪极为高涨。
沙河桥战斗后，我们团又奉分区命令立即赶到献县，参加进攻县城。我团从西门攻入，控制城区西、西南，四十一地区队从北门攻入，将伪军全部解决。剩下日军一个中队，固守城东南角大岗楼，与张庄敌互相策应。我用特等射手封锁敌大岗楼楼门，断绝敌饮水来源。敌无法支持，最后突围，向淮镇逃去。献县至此全县解放。（此战斗以前曾单摘出来发了一期攻克烈火金钢桥头镇原型沙河桥战斗，魏江涛）
在参加军区统一组织指挥的大清河战役时，开始向天津附近集结，后撤回配合六、七、九、十分区部队打霸县至牛驼一线之敌。
我团在牛驼附近负责向北警戒，由打固安、牛驼南下增援之敌，掩护七分区部队打独流据点和六、九、十分区部队打霸县。在牛驼附近战斗两昼夜毙伤敌一部，完成阻击任务，我亦伤六、七人。
后军区又调我团参加攻霸县，因兄弟部队初战未成功，撤出战斗，未打成。后又撤回待机伏击霸县北撤之敌，因友邻部队未按时赶到，我团组织指挥上在新区作战也不够灵活，在敌坦克拦阻下，形成一面伏击，顶了牛，仅给敌人一部杀伤，未能歼灭敌人(敌人数超过我三、四倍)、我伤亡六、七人，后又进至固安，伏击弃城西逃之敌，俘敌百余人，缴枪六、七十支，军马二、三十匹，及其他物资通讯器材一部，我无伤亡。
战后我团组建了骑兵通讯排，进驻固安休整，与河间大队合编，不久即离开冀中区建制，开赴东北锦西葫芦岛地区。
我饶、武、献地区队在冀中区从一九四二年抗日斗争最残酷时期建立，至日寇投降，经历整三年艰苦斗争的考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了党的坚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爱护和支持；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持了部队的旺盛斗志，坚持对敌斗争。以五、六十位同志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毙伤俘敌伪军一千六、七百人(不包括县区游击队单独作战的战果和伤亡数字)，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保卫了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胜利。
无数生死与共的部队、地方的同志和人民群众忘我的奋斗精神，更使人终身难忘。让我们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光荣的革命传统，为迅速完成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崇高任务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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