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绍云
电视剧《特赦1959》海报
这几天,央视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叫做《特赦1959》,主要讲述的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特赦背后的故事。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第一批特赦的罪犯,可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他们的名字,就知道第一次特赦名单的“重量”: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周振强、宋希濂……
可以说,这些人长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民族尊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爪牙。在群众眼中,可谓“罪大恶极”。按理说,这些人都是战犯,应该在监狱改造一辈子,他们改造好了吗?为什么要放了他们?
群众的担忧不无道理。改造人难,改造人的思想更难,特别是像溥仪、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要么是曾面南称尊的帝王,要么是身经百战的将领,这些人的城府极深,思想非常顽固,想要他们认识到错误,难度不啻登天。电视剧《特赦1959》的剧情基本上符合史实,从中可以一窥改造战犯思想的难度。
不过,就像电视剧所演的那样,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共产党人,经过近十年的“斗智斗勇”,战犯大部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在此时,政府出现了特赦战犯的声音。
最早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周恩来。在1956年初的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并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
中央认为,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少,且他们在关押期间,多数人表现良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又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做了说明。经过上上下下的充分酝酿和讨论,中央决定,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日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战争罪犯。
有关特赦的报纸报道
1959年12月4日,根据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所签署的特赦令,溥仪、杜聿明等11人被特赦。十日之后,周恩来总理召见了溥仪等人,为他们讲述了立场、世界观的问题,并交代他们要过集体生活,春节后会分配他们工作,在劳动中继续锻炼,重新做人。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特赦之列。
根据中央的安排,溥仪等人被特赦之后,首先要去北京各地参观,目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新中国的力量和朝气。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们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领略了十三陵水库的壮丽,目睹了北京火车站的繁忙。所见所听使他们认识到,短短十年间,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段时间的参观后,经过中央统战部的研究,这些特赦人员由北京市集中安排,在郊区人民公社或工厂开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具体来说,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被分配到京郊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溥仪则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劳动。
其实一开始,周恩来并没有打算让溥仪去北京植物园,按照他的想法,作为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溥仪最好的去处是研究所。为此周恩来专门征求了溥仪的意见。但是溥仪觉得自己从小读了不少医书,完全有资格从医,因此他就向周恩来提出做医生的要求。周恩来听罢之后,笑了笑,否决了这个要求,“大夫免不了出事故,别人治坏了人是常见的,你要治坏了,影响可就大了。”
溥仪也知道,以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就是震动社会的大事,周恩来这么说是为了保护他。想了一会儿,他就接受了前往北京植物园的建议。
就在溥仪在北京植物园摆弄花花草草的同时,杜聿明等正在挥汗如雨地劳动。按照安排,他们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最初几天,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在园艺队糊桃袋、拣地下的果树枝,杜聿明在汽车修配车间做零活。杨伯涛、周振强二人由于探亲比杜聿明等人晚些到公社报到,杨伯涛被分配到果树组劳动,而周振强由于想学养猪,被分配到种猪场劳动。
1960年10月1日，王耀武（左一）与溥仪（右三）等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留影
196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十一岁生日。杜聿明等人受邀参加国庆节观礼。看到游行的群众穿得很整齐,以及天安门晚会群众狂欢的情况,大家都十分高兴。特别是游行结束后,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向观礼台招手致意时,第一批特赦战犯们的情绪达到了最高潮,溥仪感动得都跳了起来,王耀武等人也一直高呼“毛主席万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年的11月16日,溥仪还直接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他激动地说,“这是党九年父母般的教育改造、特赦等等一系列对我教育培训的结果,这是我的新生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同样高兴的还有杜聿明,半个月之后,他和第二批特赦战犯李仙洲等11人分别在所在地区参加基层选举,由于选举这天恰逢杜聿明被特赦一周年,因此被其称作“双喜日”。
溥仪
随后,在1961年初,经过一年的劳动,溥仪和杜聿明等7名被赦战犯一起,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报到。这个时候,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溥仪等人在这里仍然享受到一定的待遇,如每月可以买10次水果,每星期一次晚会,可以洗澡、理发,当时生活困难,这已是比较好的待遇了。
当然,党中央对首批特赦战犯们的关怀不仅仅止于工作和政治权利上,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是党中央关心的重点。特别是溥仪的生活问题,是重中之重。
在成为战犯前,溥仪曾有四位妻子,不过,这四个女人的命运都十分凄婉。末代皇后婉容被打入冷宫,每天靠抽鸦片度日；淑妃文绣,承受不了溥仪对她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和皇帝正式离婚的妃子；祥贵人谭玉龄倒是和溥仪很恩爱,但是死的不明不白；福贵人李玉琴,则是在溥仪释放前就跟他离了婚。
溥仪、李淑贤夫妇
被特赦后,溥仪相过几次亲,由于他一直想找“苦出身”的朴实姑娘,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1962年,37岁的李淑贤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介绍认识了溥仪。李淑贤是一名护士,两人因为对医学的兴趣互生好感,很快便谈婚论嫁。
1962年4月30日晚,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溥仪与李淑贤举行结婚典礼。次年深秋,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接见在京获赦人员和他们家属时,曾专门就此事向溥仪进行祝贺。周恩来对溥仪说:“你把你和李淑贤女士结婚的时间定在五一劳动节,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受教育。这说明皇帝也是可以改造好的。你的进步,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溥仪欠了欠身,感激地说道:“谢谢总理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