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热播的革命题材历史剧《红色摇篮》里，有一个让人共鸣、发人深省的小片段：1933年初，也就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展开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带着陈云、洛甫，一路躲过敌人的追杀和封锁，到了苏区，遇上了正在带领军民打游击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博古开口痛诉敌人封锁严密，他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快一天没吃东西了，让罗明找点吃的。罗明赶紧安排人去准备饭菜。在等吃的时间上，罗明让经常为红军表演节目的八干叔来唱一段闽西小调助兴。八干叔张口就来，其中有一句歌词，大意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领红军为穷人分田又分地”。博古听了这句歌词，摆手叫停，说不能这样唱，他哪能算什么领袖呢？八干叔听了很不高兴，和博古争辩起来。罗明一旁劝架，一旁说，领袖嘛，不是谁给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人民选择出来的，是历史选择出来的。
虽然这只是电视剧演绎的一个小情节，历史上未必真有这么一场争辩，但剧中罗明讲的这一句台词，却很能说出群众的心声。
不得不说，这句台词，是客观事实，也是一个真理。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完成，将会更难走，将会走更多弯路。
回望那一段红色历程，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落空，毛主席在策划起义军转移路线时，就遭到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等人的极力反对和阻扰。
但是，历史证明，毛主席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是正确的，余洒度和苏先骏先后投敌，下场不堪一提——余洒度被蒋介石枪决，苏先骏被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击毙。
不过，相对来说，余洒度和苏先骏对红军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有限的，最可怕的是，来自中央特派员的指令，曾数度将红军推至毁灭的边缘。
下面，老覃按时间先后顺序，简单说说这些特派员。
这些特派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开始都认为毛主席只会在山沟沟打游击，不懂马列主义，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产生过怀疑。
第一个登场的是周鲁。
周鲁湖南省漵浦县麻阳水乡哑塘周家村人，出生于1899年，早年在兑泽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后来受党的委派，赴法国留学。学成归来，到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结束，担任中共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中共中央严令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毛主席是临阵脱逃。翟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开除毛主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派周鲁为特派员，上井冈山指示中央命令。
到了井冈山，周鲁不但宣布开除毛主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取消毛主席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另外还宣布开除毛主席的党籍。
毛主席是党的一大成员之一，居然被周鲁宣布开除党籍，这一打击不可谓不大。
不过，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后，根据他在湖南政府掌握的情况，认定了这个“开除党籍”根本就是周鲁闹出的乌龙事件。
周鲁极力反对朱德和陈毅等人上井冈山，他在井冈山上严令井冈山部队下山和朱德部会合，一同攻打长沙。
但是，革命形势严峻，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湖南发起暴动后，遭到了国民党大军的四面围困，不得不上了井冈山。
周鲁一方面指责朱德、陈毅等人意志不坚定，另一方面指责毛主席策应不力，扬言要回湖南政府向中央告状。结果，他在耒阳、安仁交界处遭国民党地方武装伏击，无谓地牺牲了。
毛主席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胜利会师后，连接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井冈山革命事业红红火火。
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这时候出现了。
刘安恭是四川永川县人，出生于1899年，在德国留过学，回国后曾与朱德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秘密工作。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他在1929年初回国，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
到了红四军，刘安恭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而毛主席就在这次会议中落选了前敌书记。
刘安恭是个激进派，指挥红四军强攻广东东江地区，红四军损失惨重，他本人壮烈阵亡。
红四军攻打东江失利后，朱德深刻地认识到了“朱毛不分家，分家就会打败仗”的教训，亲自迎回了重病初愈的毛主席。
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当选前委书记。之后，毛主席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雄文，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但是，1930年9月，又一个特派员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这个人名叫周以栗，湖南长沙人，生于1897年，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在1930年上半年，“左”的错误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王明、博古要求红军不惜代价攻打中心城市。那么，时任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的周以栗就奉命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再度攻打长沙的命令。
毛主席据理力争而不得，只好率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大举围攻长沙。
围城16天无果，我军伤亡巨大。
事实证明，“左”倾主张是错误的。
毛主席果断下达撤退命令。
周以栗掏出中央发来的《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
毛主席只好耐心作周以栗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周以栗最后接受了毛主席的见解，放弃了再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并把具体情况写信汇报给中央。他本人也从此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
周以栗汇报给中央提出放弃再打长沙的信并未能让博古等人接受，1930年年底，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项英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
尽管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主席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1931年11月1日到5日，项英主持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批判毛主席，并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免去了毛主席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
博古对红一方面军迟迟不能夺取中心城市大为不满，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再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织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
而在1933年初，博古和陈云、洛甫一行又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把毛主席排斥于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之外，运用了与前四次反围剿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中，大家这才都有了共识，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洛甫成为了毛主席最坚定的支持者。
多年以后，毛主席还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而博古也在洛甫、王稼祥以及周恩来的帮助下，认识到了错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