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有不少几乎被战火完全摧毁的城市
比如斯大林格勒，比如柏林，
也包括广岛和长崎
其中也有一座中国城市
90%的建筑毁于一场大火
但这把火
却不是敌人放的
1
1938年11月7日，长沙小吴门外的“蓉园”别墅。
蒋介石面色凝重，注视着面前的一批参会人士。
这是一场高级军政会议，与会的主要军政要员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32军团军团长关麟征，长沙市市长席楚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
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目前形势的紧迫性：
共有110万中国军队参加的“武汉保卫战”刚刚结束。虽然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通过大小数百场战斗的惨烈搏杀，以付出40余万官兵死伤的代价让日军伤亡25万人左右，并且在最后一刻完成主力的安全撤退，但作为中部重镇的武汉三镇，毕竟还是丢了。
与此同时，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又攻陷了广州。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从武汉和广州南北夹击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
而粤汉铁路线上有一座重要枢纽城市，就是长沙。
如今的粤汉铁路已经成为京广高速铁路的南段，即武广段。长沙在其中依旧是重要一站。
在拿下武汉之后，日军随即开始向衡阳、岳阳等城市快速移动，侵入湖南北部，兵锋直指长沙。
所以，这次军政会议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如何在长沙组织防御。不过，在会上蒋介石却提到了四个字：
“焦土抗战”。
焦土抗战（Scorched earth war），指的是在双方交战期间，放火烧掉本方任何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
1812年，拿破仑60万大军远征俄国，俄国名帅库图佐夫主动让出莫斯科，但在撤出前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导致法国军队无法获得补给，最终在寒冬中仓皇败退。
这种“坚壁清野”的策略，在抗日战争中先被李宗仁提出和强调，然后渐渐被蒋介石所接受。
在这次军政会议上，蒋介石再次说了俄国抵抗拿破仑军队的例子，并且对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时没有按计划烧掉武汉而大为恼火，以至于公开说他的爱将陈诚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蠢人”。
陈诚，时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在会上，蒋介石重点指出：
如果日寇越过新墙河，必定进攻长沙。如果届时外围作战不利，就立刻火烧长沙，不资敌用。
当时蒋介石盯着参会的粤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问：
“那么多火车头和车皮退到西南，铁路塞满了怎么办？”
何竞武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蒋介石帮他回答：
“壮士断臂啊！还想什么？都烧掉！不留给敌人。”
在会议的最后，蒋介石专门又问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如果敌人来了，你们怎么办？”
同样不等张治中回答，蒋介石代为回答：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不要迟疑！烧掉就是！事先把人民尽量疏散，把能转运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也烧掉，公用和民用房屋都烧掉！”
最后，蒋介石连说了三遍：“不资敌用！”
2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长沙。
张治中正在正集合军营区兵役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做点名讲话。
忽然有人来报：委员长有电报到。
张治中拿到蒋介石的电文一看，面色顿时凝重起来：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待参。”
随后，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文的电话：
“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还不放心，去问了当时驻防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的回答是：
“当然是要做的。”
对于焚毁长沙，张治中其实内心是有抵触的。
从淞沪战场上退下来后，张治中取代了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才刚刚满一年，他是满怀信心想把湖南给建设好的，上任之初就提出了“奋发有为”和“建设一个新湖南”的号召。但如今战局所迫，要他亲手下令一把火烧掉长沙城，滋味可想而知。
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
但是军令如山。更何况，11月11日，日军已经攻陷了岳阳，长沙的门户已经洞开。
其实，早在11月7日的军政会议后，张治中已经对焚毁长沙做了一系列的布置，如今正式命令已到，张治中立刻再次召集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咐两人拿出一份“焚城计划”。
下午4点，一共有13条条目的“焚城计划”出炉，其中明确了使用汽油焚烧全城的计划，而关于最重要的“何时开始焚烧”，规定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湖南省政府发出命令；
第二，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发出命令；
第三；全城防空警报有节奏地发出长短警报；
第四，城内天星阁上挂出火柱信号。
在酆悌和徐权的开会过程中，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细节：
第一，原本受派焚城任务的是长沙市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但保安处长徐权改为警备第二团，理由是第二团团长徐昆“精明强干”；
第二，原本计划中的防火队伍是“以连为单位”，但徐权改为“以班为单位”，规定以三人为一组，间隔50至100米，届时用汽油放火。
晚上7点，张治中拿到了最后版本的“焚城计划”。
在阅览全文后，张治中批准同意，并批示了12个字：
“谨慎从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11月12日晚上8点，长沙。
酆悌正在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总队长王伟能开会。
开会的内容，是传达张治中已经批准了“焚城计划”的指示，酆悌强调说：
“我是总指挥，你们俩是副总指挥。现在是准备，不是行动，准备主席（指张治中，馒头注）亲自检阅。”
此时的酆悌，心中也是充满不安的。
酆悌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因为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的组长，所以也被外界看作是蒋介石的亲信。酆悌是1938年10月刚刚以中将军衔任长沙警备司令的，到任才一个月。
酆悌。曾也有传言蒋介石对酆悌早有猜疑，主要因为酆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默认部下放走了已经被拘捕的周恩来等，并有同情共产党的行为。
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酆悌自然也是不愿意看到长沙被焚毁的。长沙之前作为南京和上海的战略后方，聚集了大量战略物资，商业也非常繁荣。而且长沙也是一座千年古城，有大量的文物和遗址。
到了11月上旬的时候，拥有50万人口的长沙城（原来30万左右，因武汉沦陷，又涌进来了20万人）其实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人员的疏散，市区人口已不超过5万人。
但即便如此，酆悌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安。
因为整个长沙，在11月12日已经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这一方面自然是和日军逼近有关，但另一方面，却也有国民党自身造成的很多问题。
比如，湖南省政府率先迁往邵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整个搬迁过程大张旗鼓，行李包裹都堆在省政府门前广场上，电话通讯器材丢了一地，老百姓看到后自然惶恐万分；
又比如，在前线战场上撤回来的伤员因为医院人满为患而无法安置，当局就将他们中的一部分直接放到了长沙街头上，导致街上伤兵哀号连连，让整个长沙城弥漫着战火将至的紧张气氛；
还比如，在撤离长沙前，中国政府的抗日宣传队在长沙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日语的宣传告示，是用来瓦解进城后日军士气用的，但由于刷得太早，长沙老百姓又不懂日语，很多人就以为是日本的便衣已经潜入城开始贴安民告示了。
其中，最最让酆悌感到不安的是，在全城最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他发现城内的警察已经不知所踪。一问警察局长文重孚，说是一般岗位都撤了，重要岗位还是有人的，集结在几个地方。
上世纪30年代的长沙
那么，长沙真的是已经决定要弃守了吗？
根本不是。
11月12日，日军进抵新墙河，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新墙河距离长沙尚有100多公里。
也有一个说法，说当时国民党守军的电报员犯了个错误，把日军抵达“新墙河”这个消息漏了一个字，变成了“新河”。新河离长沙咫尺之遥，进而引发了大恐慌，加速了放火进程。但是，这一点在张治中的回忆录《长沙大火真相祥记》以及酆悌的日记等文献中均未提及，所以真实性待考。
为此，酆悌还专门让人请示了张治中，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并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公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还在长沙，委员长正在调兵增援防务。”
11月12日恰逢孙中山诞辰，出于安定民心的目的，长沙城当晚还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集会和火炬游行活动。虽然由于大部分人员已经疏散，但还是有大概1500名市民参加集会。
酆悌觉得，这些都应该能多少安慰下民心，告诉大家长沙并没有被放弃。
但是，还是出事了。
4
11月13日，凌晨2点，长沙。
许权坐在警备司令部的电话机前，毫无睡意。
许权是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他是在11月12日才被酆悌临时任命这个职位的（原参谋长石国基因心脏病回原籍疗养）。他接受任命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长沙警备司令部有史以来最短的一次参谋长任命。
就在凌晨2点的时候，电话机没响，一个卫士急冲冲奔进来报告：
“不好了！南门着火了！”
全程参与起草“焚城计划”的许权心下一惊：南门并不是规定放火的最初地点，但恰恰是届时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徐昆管辖的地界。
许权立刻奔到外面平台观看，随后立刻判断出这不是放火，而是民居不小心着的火——之前规定的四点放火条件一条都不满足，谁敢擅自放火？
许权立刻就打电话给警备二团，但警备二团只有几个电话报务员留守，团长和副团长都不知去向。许权又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文局长却告诉他：
“警察已经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
这时候，又有卫士来报：
“南门又有三处起火！”
许权这时候慌了。他赶忙拿起电话打给前线总指挥部，想知道是不是日军已经突破长沙外围阵地了，但电话里的32军团长关麟征却回复他：
“前线一切平静。”
许权忙又打电话给省政府要求接张治中，想知道是不是张治中临时下的命令，张治中却在电话里回复他：
“我没下过命令啊！”
许权再打酆悌公馆的电话，电话一直是占线。
凌晨3点，卫士冲了进来再度报告：
“大火已经烧到警备司令部门口了！”
许权，摄于1995年。因“长沙大火”被判无期徒刑，后在1947年被“保外就医”，解放后成为战犯，后特赦，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政协委员
许权忙冲了出去，索性直接赶往位于寿星街的酆悌公馆。所经路上，到处都是熊熊大火。许权这时看清了放火的人——恰恰就是警备二团的士兵。
许权冲上去说明身份，并质问他们谁下令放的火？得到的回答是：
“你管不着！”
许权也没空多管，一路赶到了酆悌的公馆，酆悌刚刚从梦中醒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对许权说：
“徐昆闯大祸了！是徐权点的将，他原本就是一个荒唐鬼啊！”
衣服还来不及穿好，酆悌就拉着许权上车去见张治中。车才开到浏阳门，酆悌突然让司机停车，让许权下车。
此时，酆悌已经双目含泪：
“执中（许权的字，馒头注），你不要陪我去，我请求主席报告校长，滔天大罪，我一人承担。你立即到邵阳行署去报到。”
许权也流泪了：
“有难同当，我们还是一道去请罪吧！”
酆悌一把把许权推下车：
“叫你走，你就走！我命令你走！”
望着酆悌座车远去的背影，许权精神恍惚。
而此时的长沙古城，已是哀嚎阵阵，烈焰冲天。
5
11月12日，半夜，长沙。
华宣恩带着自己营部的弟兄冒着熊熊大火，开始向长沙城外撤退。
华宣恩是警备二团一营的营副，按他的回忆，火起时，二团团长徐昆曾骑车到警备司令部报告，但警备司令部已经找不到人（和许权的叙述有不符），以为已经撤退，遂命人开始放火。
华宣恩，摄于1945年
华宣恩带着部队从湘潭公路撤退，一路上人潮汹涌，全是从长沙城逃出来的老百姓，呼天抢地，让人不忍直视。
而华宣恩不知道的是，这比起城中的炼狱画面，已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
由于之前武汉的“焦土政策”被人泄露，导致工商阶层集体抗议焚城，一定程度上导致武汉最终没有被焚毁。所以这次长沙的“焚城计划”被严格保密，留在城内的近5万不舍得走或无法撤离的老百姓都被蒙在鼓里。
半夜大火突起，还在睡梦中的长沙老百姓哪里知道会有这样的飞天横祸？
在熊熊大火中，以为是日军攻进城内的老百姓纷纷夺路而逃，却又被熊熊大火团团围住。混乱中，有的人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更多的人是被大火活活烧死：有不少老百姓躲入家中的水缸避火，结果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的员工躲进防空洞，全都被烤焦……
长沙大火
还有那些被安置在小吴门外陆军医院、织机街、文庙坪、黎家坡等收容场以及各大戏院、影院的伤兵，大火来袭，却没有人管他们了，导致他们在战场上没有为国捐躯，却被活活烧死在城里，一时之间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据统计，这场大火夺去了长沙3万老百姓的性命。
逃到城外的华宣恩更不会知道，这场明火连烧三天两夜的长沙大火，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长沙所有的政府机关、31所大学和中学、10多家银行的建筑基本全部损毁；
长沙绝大部分的工厂，包括40多家纺织厂，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湘绣业40多家基本全被烧毁；
长沙所有的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部被烧毁；
长沙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的地面文物建筑和文化积淀，全部被烧毁。比如余太华金号的440颗国宝级汉印，在地下保险室内全被熔成金属块。
被大火烧毁的长沙明德中学乐诚堂
据统计，这场大火导致长沙5.6万栋房屋被烧毁，占全城房屋数量的90%以上。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到了第五日，长沙城内依旧还有火情
这些，华宣恩当然不会看到，但他记住了自己看到的一个细节：
那一夜，在撤退到五里牌的时候，华宣恩看到张治中身披黑披风，站在省主席别墅的大门口，双眼直盯着城内的大火，一言不发。
华宣恩他们向张治中敬礼，他也恍若未见。
6
11月17日上午，长沙。
蒋介石是16日夜抵达长沙的。
第二天一早，他环顾长沙城，只见断壁残垣，城内一片焦土，几乎片瓦无存。
长沙大火后的惨状
青筋暴起的蒋介石立刻就下令：
马上逮捕酆悌、文重孚和徐昆！
首先，全长沙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需要一个交代：到底是谁放的火？！
从张治中到酆悌，都否认曾经下达过放火的命令，而徐昆的第二警备团称也是看到城内火起，以为已经开始焚城才开始放火的，同样不知道火源从何而起。
根据后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公布的“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是这样说的：
“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换句话说，是有人点燃了自己家的房子，让警备二团以为开始放火了，进而引发全城大火。
尽管这个理由听上去有点荒唐，但这就是官方给出的最终结果。
那么，既然原因确定了，就要追责了。
11月18日上午7点，对酆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的审判开始。经审判，酆悌为首犯，文重孚和徐昆为从犯，判定三人数年有期徒刑不等。
判决报送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大为不满，提笔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示：
“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然后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示：
“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
最后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示：
“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
军事法庭还按蒋介石指示，将三人判决书上“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
1938年11月20日，三人在长沙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枪决。
临行前，据说三人大声喊冤，甚至骂不绝口。
当时的媒体报道，官方称死亡人数为2000人。
三人虽已伏法，但民愤似乎还未平息。
不久之后，社会上流出一幅对联：
“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
横批是：“张惶失措”。
很显然，矛头指向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张治中在大火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主动向蒋介石请求处分，但最终，蒋介石念及旧情，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了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
长沙大火，也成了张治中一生的痛点。
7
大火虽然熄灭，但还有30万之前疏散出城的老百姓。
一夜之间，他们的家园已经不复存在，店铺、学校、医院乃至栖身之所，全都成为了一堆瓦砾。
城虽在，但这些人全都成了难民。
大火后的长沙城里，回来的老百姓无不抱头痛哭。有坚强者，在废墟上搭个棚屋，找张门板做门面继续做生意；有想开者，索性卷起行囊远走他乡，从此不再回来；也有悲痛者，实在无法承受眼前惨景，以至于投河自尽。
在政府设立的难民收容所里，对不愿意疏散到湘中、湘南和湘西的长沙老百姓开始发放每人10元的贷款。而政府的“救济委”还将难民分为甲、乙、丙三等，给每户发放津贴费。
按等级，津贴费每户最低2元，最高8元。
馒头说
按照华宣恩的回忆，在长沙大火后数日，曾有日军敌机飞临长沙上空。
那架飞机没有投掷炸弹，而是撒下一批传单。传单上，印着长沙大火后惨状的照片，旁边还有一行字：
“请看是谁在杀人放火。”
这还真是让人尴尬万分，却又有苦难言。
长沙大火，究其本因，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兵临城下之时，我们难道就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吗？
“三个人头万古冤”，要说冤，也有不冤的地方。
徐昆，作为第二警备团团长，直接负责人，明明事先约定的四个放火条件一个都不满足，为何还下令让士兵放火？
文重孚，作为警察局长，在最关键的时刻让警察和消防员撤岗，消防车内甚至装的是汽油而不是水，有考虑过后果吗？
酆悌，看上去似乎冤枉。但在如此紧张时刻，却在公馆高枕入睡而不当值，大火起时，居然还是被参谋长叫醒的，光凭这一点，就是严重渎职。
至于张治中，作为湖南的军政一把手，在这件事上当然也负有重要责任，一个“用人失察”就足以说明问题。
“焦土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未必不是一种抵抗的好策略，但实施起来却是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负责的态度的，尤其是完全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仅仅依靠“保密”和“强制”，从上往下强压，很容易出现问题。
根据张治中的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大火后曾做过一个总结：
“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就这番话本身而言，蒋介石说得倒是没错的。
中国军民十四年浴血抗日，在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确实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也打出了不少英勇的战役，这是必须要客观承认的，我在“馒头说”的很多文章中都有体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出了多少昏招，导致了多少完全没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别的不说，和“长沙大火”并列的“重庆防空洞惨案”和“花园口决堤”，并称“三大惨案”，背后有多少人为失误，造成的损失又如何惨痛。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贪污腐败、人浮于事，从抗战期间就早已显露，到抗战之后更是暴露无遗，国民党让人民失望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而蒋介石内心相信应该也是清楚的，只是有些他是不愿去改，有些是无力去改，最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整个政权病入膏肓，丢了江山。
曾有不少“果粉”称是“蒋公一时大意，让共产党得了天下。”
呵呵，这种事能归结于一个“大意”？
怕是蒋介石自己听到，也会脸红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张治中回忆录：长沙大火真相祥记》（新华网，2013年11月11日）
2、《原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的回忆：也谈长沙大火的真相》（陈兰荪，孔祥云，《世纪》，2004年03期）
3、《酆悌与长沙文夕大火新探——基于<酆悌遗著：焚余日记>的解读》（刘大禹，《民国档案》，2013年04期）
4、《1938年长沙大火的再考察——兼与刘大禹<酆悌与长沙文夕大火新探>一文商榷》（李常宝，《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07期）
5、《我亲历的长沙大火》（华宣恩，《炎黄春秋》，2003年12期）
6、《让档案见证历史——长沙大火部分档案史料介绍》（陈凤霞，《湖南档案》，1998年06期）
7、《二十世纪最大的城市火灾——抗战时期的“长沙大火”扫描》（唐正芒，李衍增，《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01期）
8、《长沙大火事件见闻》（李承勋，《民国春秋》，1996年02期）
9、《抗战时期的长沙大火》（胡秀勤，张雪梅，《文史杂志》，1995年04期）
10、《国共两名家论争“长沙大火”》（杨建民，《党史纵横》，2009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