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迁移事件，我们首先会想到走西口、闯关东，伴随着那一串串伤感的民歌，抒写的是当年人们“讨生活”的不易。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分明了淡忘了大西北人民清代的走新疆。当年，除了官方的有序移民，同样“讨生活”的人们提个打狗棍走新疆，去了再没回来，为边疆的建设开发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也是一部艰辛的移民史。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史实，即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一直是由今天的蒙古高原甚至大东北，由东而西向今新疆地区移动的，匈奴、突厥、回鹘、蒙古都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东西”的交流，很多的民族最终都聚会在了新疆这个地方。而在中原地区，人们通过蒙古高原、河西走廊，也同样在向新疆、中亚这些地方“移动”。虽然，在汉朝之时，民间出关要受到政府的特批、许可，但新疆这个地方同样有着大量的汉地移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来自政府有序的“屯垦戍边”；二是来自于匈奴、突厥等民族的掳掠。
现在，我们已经说不清匈奴、突厥等民族从汉地掳掠了多少人口过去，但我们能说清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远从西汉屯田戍边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代2000余年，相袭至今。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屯田新疆主要分为这么3个阶段：一是清康熙55年（公元1716年），清政府派苏德尔募兵到哈密、巴里坤和木垒等地屯田。1725年，清军在阿尔泰举办屯田。屯田范围遍及南北疆；二是1840—1850年，布彦泰、隆迎阿任伊犁将军，新疆屯垦掀起第二次高潮，先后垦荒地83万公顷；三是1884年建立新疆省后，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民屯，新疆屯垦事业出现第三次高潮。
这三次移民的高潮到底移去了多少人口，已无从知晓，但能知道主要来自于这样三个方面：1.军事移民，即为了镇守西陲，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的屯田士兵；2.农业移民，即由内地移入民人进行屯田的生产形式称为民屯或户屯。3.商业移民，华立《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期间，已有一部分随军商人频繁出入前线军营。天山南北安定后，商人的足迹更是扩大延伸至新疆各地，北疆自不待言，南疆各城也聚集了大批来自内地的商人（即商民）。
曾任职新疆椿园七十一在其《西域闻见录》中记述了天山南北商业活跃的景象，称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地当要道的南疆阿克苏“内地商民，外藩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云，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叶尔羌也是内地商人云集，“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
与商人们一样，屯兵与屯户为边疆的繁荣稳定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代新疆屯垦第三次移民潮中，刘锦棠、魏光焘制定的《新疆屯垦章程》章程规定：1.不论父子共作、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以两人为一户，每户给地60亩。2.官借籽种粮3石，制办农具银、建房银，耕牛两头合银24两，每户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90斤。3.成本银初年还半，次年全还，额粮自第三年起征半，次年全征。
这些优惠的政策吸引着人们前往新疆，开发建设边疆。但由于限于国家财力，在这之后，清代再未组织大规模迁移，而是“听其挟眷邀友，自行流迁”。意思是，国家不愿意出钱了，老百姓就带家邀友，自发地来到了新疆。
据史料记载，在光绪年间，就有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挟眷承垦，络绎相属”，既有汉族，也有回族，大量分布在北疆和南疆东部地区。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阜康县汉族农户“十八行省皆有，而北五省人为较多”， 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绥来县民多系兵燹后重新聚集，“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 伊犁宁远县汉民乱时散尽，后来的务农人口“系承平后由关内各处陆续迁入本境落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经哈密营卡查报：近年因关内粮贵，从甘肃领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不绝于途，还有奏报说大批难民从山东、直隶远徙新疆，“几于盈千累万”。
好个盈千累万，这和当年走西口、闯关东有什么区别？如今，这些记述都停留在尘封的史书里，唤醒着人们的记忆与认知。由于经过多种形式的招徕聚集，新疆的人口逐渐回升，至清光宣（光绪、宣统，1875—1911年）之际，新疆人口达到40余万户、约200万口，创入清以来人口统计数的最高记录。民国依然，1912年—1928年，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相继统治新疆，发展民屯，使新疆耕地由70.3万公顷很快增加到80.1万公顷，这中间仍然有着大量的非官方移民的流动。
高朴（？—1778年）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中期大臣、贪官、外戚，大学士高斌之孙、两淮盐运使高恒之子。高朴初任武备员外郎、后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久任兵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三年赴叶尔羌办事，暗中指使当地平民开采玉石，索要金宝，不久被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告到乾隆御前。乾隆帝下诏将高朴逮捕诛杀。在高朴私卖玉石案中，有一个叫赵钧瑞的走新疆的人，也受到了牵连。
赵钧瑞是陕西渭南人，1759年到新疆淘金，在新疆奋斗了18年，在叶尔羌开了个杂货铺，成了当地最有名的内地商户。其时，赵钧瑞在阿克苏和叶尔羌有四个客栈、一个饭馆、15头驴、160峰骆驼，在陕西和叶尔羌各有一处大宅子，还成功当选为当地的乡约（相当于是一个乡长）。当了乡约的赵钧瑞，很快便和当地的官员混熟了。在高朴当叶尔羌办事大臣时，为了打通官路，赵钧瑞给高朴送了一个玉如意，高朴很高兴，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1778年的时候，赵钧瑞准备回陕西渭南的老家看老父亲，于是就找高朴批路票。路票在当时相当于一个身份的证明，是从顺治年间开始执行的对十八行省的中原人进入边疆地区的一种管理制度，由官府开出，主要注明持票人的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地域、期限等内容，沿途各关口都要查验。
高朴把赵钧瑞的路票是开了，但他附加了条件，即让赵钧瑞帮他从叶尔羌带1500斤玉石到内地。赵钧瑞知道这是违法的，但他还是干了，原因是他也干着私卖官玉的营生，在1776年、1777年这两年时间中，他陆续将官玉从叶尔羌带到肃州，交给在那里的儿子售卖，大约也从中赚了一些钱。
然而，让赵钧瑞没想到的是，帮高朴带玉这件事儿让他很倒霉，中途高朴案事发，他被被抓了。爹没见着不说，官方还将他的商号从苏州运往西安的四车皮革、衣料，以及71箱的丝绸和刺绣全部没收。最终，赵钧瑞落了个客死他乡，脑袋被削，死无全尸。
虽然犯事儿了，但这也是一个走新疆的故事，在准备衣锦还乡的路途上人没了，淘到的金有啥用呢？与赵钧瑞相比，还有更多的没淘到金的，去了就再也没了消息的人。
笔者是甘肃人，一个爷爷就在民国时走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而在笔者的生活中，总有一些朋友有着类似于此的故事。黄胜强，甘肃日报记者，他说，作为甘肃人，对新疆这片热土可谓情有独钟。从古以来，新疆就是甘肃人淘金的地方。山东人下关东，山西人走西口，甘肃人就走新疆。
一篇文章里，黄胜强这样写到：“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咂着那枚黄亮黄亮的玛瑙旱烟嘴，给我讲他的爷爷走新疆的故事。穷得实在没招了，祖爷爷才背了些炒面、干饼，只身拿了根打狗棍走了新疆。那时候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从我们天水老家到新疆近3000公里路，全是祖爷爷用双脚板丈量出来的。其间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遇到过多少狼虫兵匪，到我们这一辈人都知之不多了。我只记得奶奶说晚上祖爷爷在戈壁滩和衣而眠时，总要把棍子指向一个方向用石头压住。要不然，第二天醒来时就分不清方向。四五年后祖爷爷从新疆回来时，带来了几件玉器什么的，爷爷的玛瑙旱烟嘴，就是祖爷爷给他留下来的。那时候我心目中的新疆，就像爷爷吧嗒着玛瑙旱烟嘴吐出的青色烟雾，神秘而模糊……”
黄胜强说，有一年，他到了新疆一路西行，心里总在想：“远处的那座山包下，也许就是我先人歇脚的地方；车轮下的这片戈壁滩，也许是我的先人饥寒交迫的所在……旷古追忆，让人欷歔！”
这更是走新疆，辛酸的故事大致相同。拿了根打狗棍，再也没有回来，置身于遥远的边疆，身后是内地亲人们至今的追忆与思念。未完待续（文/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