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转自超星学习通
摘 要：今武汉所属之武昌、汉阳城区，是当时岳家军驻扎的大本营和北伐基地，也是当时岳飞指挥抗金的帅府所在地。岳飞屯驻鄂州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的历史文化遗迹。从几百年来武汉城区的时空变迁入手，对南宋初年岳飞及岳家军在其曾长期驻守的鄂州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多视觉的论述，涉及天文历算、水陆变迁、城址变化、官署建毁以及历史文献及其记录差异等，将历史地理考证与历史文献记载核校勘对，详实地论证了当年岳飞与岳家军所留历史文化遗迹与后世重建之岳飞历史文化遗迹之区别；重点论证了今武汉地区在南宋时于此所建的中国最早的岳王庙以及岳府、岳家军帅府、岳家军屯营、忠烈庙、黄鹤楼、岳武穆遗像亭、报国庵、岳飞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古今武汉岳飞文化遗迹。
关键词：岳飞；宋代；鄂州；岳家军；文化遗迹
作者简介：张全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与民族英雄，也是南宋以来著名的文化名人、诗词作家与书法家。岳飞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如今可谓家喻户晓；但相对而言，他与今武汉城区深厚的历史渊源却知之者寡。事实上，在岳飞短暂人生的最后七年，大多都是在今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的；今武汉城区是当时岳家军驻扎的大本营和北伐基地，是岳飞当时统帅岳家军抗金的指挥部所在地。这七年，也是岳飞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在今武昌、汉阳等地，历来分布有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等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然而，由于历史上时空环境尤其是今武汉地区地势地貌的变化，加上岳飞的生平事迹在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以后被编撰为种种传奇般和神话般的故事而流传甚广，因此，今武汉城区究竟现存有哪些岳飞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迹的地址何在等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的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今武汉城区岳飞文化遗迹及其名称、地址变迁与历史文献源流而存有时空范围等争议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以期不吝指正。
一、宋代鄂州：岳家军大本营的时空环境
要想了解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迹，必须清楚地知晓宋代鄂州地区的时空环境。这是因为，当年岳飞的所有军事活动都离不开这一时空范围的制约，或者说，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迹也只能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发生与变化。如果脱离了这一区域来论述武汉岳飞文化遗迹的具体所在，只能是无稽之谈，其结果也只能是缘木求鱼。
就时间范围而言，岳飞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即公历1103年3月31日，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实为公元1142年2月3日。众所周知，公元1582年10月，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新历法取代了原罗马凯撒大帝所颁布的儒略历。是年10月少了10天，10月4日之后紧接着就是10月15日。而西方人为了弥补公历1582年10月以前不同时期的时间误差，就将儒略历日期相应地加减上数天不等，从而换算成今天的公历。然而，中国历史上多用皇帝纪年，古人的生日皆用农历，由于有人不清楚在把中国农历日期转换成公历时格里高利历与儒略历的时间误差，所以，在查阅有关岳飞生卒年的相关资料时，有多种涉及这一年月日期的错误，甚至有的较为严谨的涉及岳飞的学术论著也存在一定的日期换算失误。
就空间范围而言，自古至今，武汉一直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正如宋人所说，“江汉至鄂始合流”[1]卷五，《古体诗·题董亨道八景图》。即使自1927年开始出现“武汉”这一今通用地名以来，由于长江与汉水的分隔，武昌、汉阳、汉口多合称为“武汉三镇”，或谓“两江交汇”“三镇鼎立”[2]卷六，《总序》，第1页。然而，在岳飞生活过的南宋之初，今武汉三镇实际上只有武昌、汉阳城两镇[3]《宋元明清卷》，第1页。这是因为，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直至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因汉水入江口改道才开始出现，原来多为沼泽等水体的汉口也才开始有人居住而发展成商业重镇。因此，很明显，汉口自然不会存有与南宋当年岳飞活动有关的文化遗迹。而即使是存有当年与岳飞活动有关文化遗迹的武昌与汉阳，其历史地理环境尤其是地势地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注]。这表明，了解宋代鄂州岳家军大本营及其活动的时空环境，是了解今武汉城区岳飞文化遗迹的最基本的历史地理认知基础。
南宋时期，鄂州(今武昌)与汉阳军(今汉阳)同样隔长江而东西对峙。这里历来地势低洼。由于长江河道至今湖南城陵矶后改为由南向北的流向，至今武昌北青山矶(今阳逻湾一带)后又折为由北向南，从而导致了当时鄂州城外三面皆被长江水道包围的地势状态；加上宋时这里的长江河道几乎没有堤防修筑，因此，当时鄂州城外，大多为各种水体分布，尤其是洪水季节，不是淹没为长江河道的一部分，就是陷为一片汪洋的湖泊或者沼泽之中。这在宋元人所撰《元丰九域志·荆湖北路·鄂州》《舆地纪胜·鄂州》与《宋史·地理志》《宋史·岳飞传》等相关史书中多有明确的记载。陆游曾在乾道六年(1170)行船自长江入蜀经鄂州(今武昌)时载道：江、汉“两岸皆葭苇，弥望祠之百里荒，又无挽路……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二日，东岸苇稍薄缺，时见大江渺弥”[4]卷三，孝宗乾道六年九月。
这一时期，武昌属荆湖北路鄂州治所，其城西临大江；其城墙北、东面大致为今武昌中山路一线，城外多为广袤的沙湖所围，南部大致在原长湖(即今紫阳湖)一带，南宋时缩小至今蛇山附近。其城周近十公里。至明洪武四年 (1371)，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其南部更扩至今武昌保安街、津水路一线，巡司河即为当时南部护城河。当时城周约十余公里。然即使至明代中期，宋代鄂州城虽已改为武昌府治，但当时武昌府城外地势稍高陆地仍然只有北通黄州、东至武昌县(今鄂州市)、南到咸宁的三条交通要道，其它地方仍多为水体所覆盖。而在当时武昌城内，除著名的“三台、八井、九山、九门”外，还有司湖、长湖、西湖、歌笛湖、墩子湖等“九湖”。据相关历史地理文献推测，今武昌城区周围之地貌，宋时水体约占十之五六，陆地仅为十之五四。可见，宋代岳飞在鄂州的活动范围及其遗留的文化遗迹，应该是受到当时的水陆环境所限制的。
而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军城，宋时除东面为长江水道外，其南面还分布有汉水入江河道，“所谓江汉朝宗于海是也”[5]卷九四，《艺文志》，甚至在洪水季节，还多会出现数股入江河道滔滔并行的壮阔画面。两宋时，汉阳或军或县，废置反复；汉阳城“东南二面临大江，西阻湖，北枕大别山(一名鲁山，今名龟山)”[2]卷六，《地舆》，第76页，时建时毁。据当时知汉阳军黄榦(为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之婿)所载：“汉阳军，地居江北，实巴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6]卷二四，《四领监卒》。古汉阳因南临汉水，“枕鲁山而城之”[2]卷六，《地舆》，第75页，正如“古义山南曰阳，水北曰阳”[7]卷上，《总序》，可谓“汉阳”地名之源。实际上也反映了宋代汉阳城的地理地势旧貌。
两宋时期，汉阳为荆湖北路汉阳军或隶鄂州属县治所。北宋时期，汉阳军或县城邑周长约三四公里，大致限于今汉阳西自古琴台沿鹦鹉大道、南至拦江路折向东、东临大江至今阳新路一线、北靠大别山的窄小区域内。古汉阳老城东西南北四至今仍存朝天门(或朝宗门)、西大街、南城巷、北城路等地名或遗址，也基本上反映了宋代汉阳城的主体范围。当时汉阳城内除大别山、凤栖山等地势较高外，其它地方则地势较低，甚至其城墙在宋代多次被汉水所冲毁，并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复建，故南宋“嘉定初，知汉阳军事黄榦申两司总帅，屡请筑城，竟未施行”[2]卷六，《地舆》，第75页。不过，汉阳军城治在南宋后期经重修后有一定的缩小。至于大别山后当时地势更低洼的西北地区，也多为湖泊或沼泽等水体所覆盖。所以，宋代汉阳城外，其地势地貌也是以水体为主。史载，汉阳“郡城与武昌对峙，大江环抱东南”，汉水合滠水、沔水、沌水与大江会于此，“涨则弥漫于诸湖”；这里“虽为汉水泻流之地，但为江水汹涌横截，其口流不能泄，复逆折而上，故太白、新潭、马影、蒲潭、沌口、刀环等湖，易于泛溢，而春夏水涨，郡治常苦浸没之患”[5]卷二十，《水利志·汉阳府·汉阳县》。可见，今汉阳城区之地貌，宋时水体范围较南岸武昌地区比例要高，大约占十之六七，陆地仅为十之四三。所以，当年岳家军在汉阳活动的旧址遗迹之变迁更大。
不仅如此，“明成化初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5]卷二十，《水利志·汉阳府·汉阳县》。这表明，至明宪宗成化(1465—1487)初年，因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其原有的简易堤防多次被洪水冲决，以致最终在今汉阳西郭师口(今名郭茨口)附近决口东下，从而发生了大的改道，汉水因此不再从原来的汉阳城南今鹦鹉洲一带汇入长江，而是改在今龟山以北形成了合而为一的汉水入江主河道，也因此把原汉阳县地一分为二。此后，长江之北、汉水之南仍名汉阳，而长江、汉水之北则称名汉口。汉口也正是从明代前中期开始，因汉水、长江的水运之利而一跃成为当时商贸发达的“四大名镇”之一。南宋汉阳在明代被一分为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确立部分岳飞文化遗迹的空间范围奠定了基础。
二、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及其文献记录
在今武汉城区，究竟有多少与岳飞相关的文化遗址或遗迹？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出确切结论的问题。由于史书对其中有些问题语焉不详，很多疑难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从理论上讲，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开始，抗金名将岳飞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等职，移屯鄂州(今武昌)达7年之久[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3页。岳飞一生中的抗金活动主要是以鄂州为基地的。他率部从鄂州出发，期冀恢复中原，北伐抗金，驰援淮西，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丰功伟业。岳飞在征战沙场的戎马倥偬之余，其足迹遍及今武汉地区的山山水水。按此推断，其战斗、生活中遗留的文化遗迹应该有成百上千。而且在岳飞故去后的800余年中，武汉人民一直怀念岳飞，敬仰其“尽忠报国”[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又不断兴建或命名了一大批与他有关的文化建筑和遗址，而且许多遗迹反复建毁。因此，自宋以来，在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数量应该是历代都有所增加而不断变化的。
从史籍来看，对于所涉岳飞研究的历史文献问题，著名的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曾指出：“南宋一代，记载岳飞生平事迹的史书或专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为官修史书中的记载；二为私人的著述；三为出自岳飞之孙的《行实编年》，它虽也同样是私人著述，却应另列为家传的系统。”[9]432邓先生还指出，岳飞研究虽可以这三大类文献为主，但“分属于上述三个系统中的一些记载，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不可凭信的成分在内”[9]433，至于“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等，“既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虚构的情节和场面也太多”，“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全少可取之处”[9]3。因此，即使是仅研究今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问题，自然也应以相对可靠的有关官私史书与岳飞自撰诗文等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道。
众所周知，现存较为集中地记载岳飞在鄂州活动的官私文献典籍，主要是《宋史·岳飞传》与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另外，李纲的《梁溪全集》、熊克的《中兴小历》即《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留正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章颖纂《宋朝南渡十将传》与《宋史·高宗本纪》《宋史·韩世忠传》以及《宋史》中之相关本纪、列传等。在这些载有大量与岳飞有关的史籍中，尤其是前四部史书，主要记录了岳飞一生及其家人、岳家军在鄂州屯兵七年的军旅经历，涵盖了其生活数载，屡涉长江，数渡黄河，四溯汉水，三返中原[10]卷一六二，绍兴四年十月十三日，挥师北进，率兵抗金，收复襄邓六郡[11]甲集卷十九，《边防一·岳飞襄阳之胜》，第453页，频战伊洛河淮[12]卷八七，绍兴五年(1135)二月丙戌，“复仇报国”[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8页，多建奇功，“岳飞治军有法，秋毫无犯”[12]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庚申，最后却为昏君奸臣所害的整个历史的曲折过程。
同时，岳飞孙岳珂辑编的《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13]，也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一生尤其是其英雄事迹的历史文献[注]。至于《金史》《文献通考》等其他相关史籍，有关岳飞的史实多显零星分散。《宋史·岳飞传》《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可谓记录岳飞抗金事迹的文献之源。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岳飞在鄂州统帅岳家军抗金的历史事实，涉及地名不计其数，但其具体地址又多语焉不详而有待考证。
据笔者统计，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区与汉阳城区等地，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名异实同、或一事多名、一事多地而大致能确定其具体地址、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约有近50处。其中主要有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忠烈庙、鄂王庙、岳王庙、岳飞庙、岳飞祠、精武庙、岳庙、岳飞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小东门、忠孝门、岳飞广场、岳武穆遗像亭、岳飞亭、岳亭、至宝碑、精忠报国石坊、岳飞功德坊、岳飞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岳家军青沙石浮雕、黄鹤楼、鹦鹉洲、南楼、黄鹄山、蛇山、鲁山、大别山、岳家军大本营、岳家军营、岳家军校场、中军营、岳家军马队、岳家军马房、岳家军步骑训练地、岳家军水军训练地、郭师口、郭茨口、马沧湖、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岳家军过江渡口、岳飞王彦会见地、报国巷、报国庵、翠微路、冰塘角、催子湾、东山、洪山、宝通寺、岳柏岳松、岳飞街等[3]《宋元明清卷》，第85-100页。其中，所涉最盛时差不多有十余万岳家军之军营、渡口与其步、骑、水兵训练地等，因当时条件简陋，而不可能仅限于一处或少数几处，而应有多处不等，甚至散布当时汉阳、鄂州城内外以及鄂州城长江段与汉水下游两岸许多地区。
在上述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中，其名称、地址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主要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纪念性建筑或文化遗址以及岳家军的驻军地点等。在这些文化遗址中，部分有明确的古今文献记载，部分为民间口口相传而相沿至今。
岳飞广场：1993年建成，位处今武汉市武昌城内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之东。岳飞广场的兴建，是因黄鹤楼为历代天下名胜，特别是岳飞驻鄂期间，曾登临黄鹤名楼并有诗词《登黄鹤楼有感》传世，故以此彰显岳飞与今武汉的历史渊源，宣传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如王曾瑜先生所指出，近九百年来，“岳飞一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14]1。岳飞广场由“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岳武穆遗像亭、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还我河山”石刻、浮刻“岳飞大战金兀术”青沙石群雕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诗词手迹等组成[15]94-126。岳飞广场中的这组由坊、亭、铜雕、石刻等组成的岳飞文化遗迹，以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为中心主体，以石刻、牌坊等为烘托，可谓共融一体，相映生辉，突出了中华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不仅如此，在今黄鹤楼三楼大厅镌刻的壁画中，还陈列有一组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岳飞披戴盔甲，腰悬宝剑，左手扶剑鞘，右手欲拨剑的轩昂英姿，以此再现当年岳飞登临黄鹤楼头，缅怀故国之大好山河，抒发着“还我河山”的伟大政治抱负。
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1937年建，1981年重新修整，1983年定为武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处今武昌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东之岳飞广场。武汉抗战初期，在旧岳庙废墟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1582)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半身遗像和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遂复建岳武穆遗像亭，移碑置于亭中，亭以碑得名，现碑系按明碑原拓复刻。此亭坐北朝南，为木石结构，六角攒尖顶，单檐外展，颇显端庄古朴。亭额为孔庆熙所题刻“岳武穆遗像亭”六字。其下石柱楹联为：“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15]95碑上所刻岳飞像，线条遒劲，神态庄严，气势英武，可谓艺术杰作。
在今武昌地区，岳飞文化遗址还有相传已久的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忠孝门等。据传，今武昌沙湖东边的岳家嘴，就是当年岳家军一水军屯驻基地及其操练之所，“岳家嘴”也由此得名。至于上述地处岳帅府南附近的粮道街马蹄营，则相传为岳家军马队的主要驻扎地。不过，相关正史中对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而史书有所记载的“忠孝门”，其原名为宋、明武昌城门之一小东门。史载，宋仁宗皇祐初年(1049)，鄂州知州李尧俞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有小东门之名。绍兴六年(1136)，岳母姚氏病故于鄂州岳飞帅府。其后，岳飞率子岳云跣足扶榇就是出武昌城小东门至庐山安葬，欲以孝守制。故岳飞丁母忧之孝行，传颂一时。至明，武昌城扩建定型后劈有九大城门，其东北即小东门。嘉靖十四年(1535)，湖广都御史顾磷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为武昌多个城门改名，遂改小东门为忠孝门，以此纪念岳飞为母守孝之举。
除武昌外，在今汉阳城区一带，有关岳飞的文化遗迹有报国巷、报国庵、兵藏阁、冰塘角、催子湾与翠微路、翠微街等。不过，这些遗迹的存世流传多缘于汉阳百姓纪念岳飞抗金的爱国英雄义举而得名，虽然当时可能有这类“历史真实”的发生，但现在已难找到可靠的历史文献依据。
报国巷：其名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之壮举而建“报国庵”，后庵废而改附近街区名“报国巷”，以存岳飞文化古迹。原报国巷位处今武汉市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据传，岳飞出师北伐，曾追击金兵至汉水边，于是，当地百姓忙扎竹木排以助岳家军强渡汉水。岳飞渡河取胜后极为感激当地民众，遂亲笔题写“精忠报国”四字相赠。汉阳百姓因敬仰岳将军的报国情怀，珍情其赠予的亲笔题字，便集资修建了一座庵堂，名为“报国庵”。庵内建有岳飞堂，陈设有岳飞塑像，并以岳飞题字“精忠报国”为匾额高悬堂上。今庵堂虽早已不存，但其遗址附近留下了一条以“报国庵”改名的街巷，即“报国巷”，以此承载汉阳百姓数百年来对岳飞的敬慕之情。
兵藏阁：今名冰塘角，位处今汉阳归元寺南附近。兵藏阁本为岳飞屯驻兵营之一隅。史载，岳飞治军甚严，兵屯驻地，从不扰民，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4页。岳飞帅鄂屯驻汉阳时，常忧士兵夜宿惊扰百姓，遂令将兵安营扎寨于汉水北岸之翠微峰南麓，并将兵器藏于指定的营房阁中，还规定士兵不许随意外出，以免骚扰百姓，故后人因此名“兵藏阁”。其后数百年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的兵藏阁，其地名在口口相传中已逐渐演变为“冰塘角”。兵藏阁与冰塘角地名的出现与转化，既反映了岳家军克敌制胜的严明治军传统，又表明了民众对岳家军秋毫无犯的良好军民关系的怀念。
催子湾：故址在今汉阳五麟里社区西北角。相传，岳飞率兵曾在今汉阳赫山村扎营安寨时，见一老妇因家贫，儿子难以娶媳。于是，岳飞赠以银两，助其子娶媳完婚。老妇之子为报恩，遂应允为岳家军北上探查敌情，但其子娶媳后恋家又不愿启程。老妇心急，经常催子上路。其子只好与新婚妻子及家人挥别。此后，其子不知何故却再未能回归。可是，他在临终前托人带回的敌情却曾力助岳家军大胜金兵[注]。据此，汉阳当地百姓便把这个村湾改名为“催子湾”[16]85。“催子湾”也因此成为汉阳百姓与岳家军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军民关系的历史见证，也是自宋以来历代汉阳民众对岳飞爱国主义精神与实践言行的深情怀念。
其实，在今汉阳与武昌等地，还有许多岳家军营的屯驻或训练地点。史载，岳家军少时有六七万，盛时有十余万之众，如绍兴四年(1134)，岳飞奏折中有“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的明确记载[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2页；次年，又有“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的记录[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4页。若如此，加上当时营房简陋而屯兵人数有限，因此，即使这一时期只有半数岳家军屯驻在今汉阳、武昌等地，其岳家军营房、校场、中军营、马队、马房与岳家军步骑水师训练地等应有数十处或更多不等。如当时汉阳境内汉水下游至入江口等地之郭师口(其名缘为历代屯兵地，“郭”为湖北方言“搁”音之转，此处有“搁放屯驻”之意，今名郭茨口)[6]卷二十，《鄂州州学四贤堂记》、今鹦鹉洲原岳家军过江渡口、翠微路、马沧湖、墨水湖、岳飞王彦江岸会见地点与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以及当时黄鹤楼下之鹦鹉洲上等地，应该都曾成为岳家军的屯驻之所，自然也是岳飞文化在今武汉地区的古迹承载地。
此外，武汉还有著名的“岳飞街”。这是现存于今武汉三镇之一汉口的唯一一个与岳飞文化相关的遗存。“岳飞街”形成于清末民初，在旧法租界内，原名由法界当局以一法国名将命名为“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大致为东西走向。其西南起于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当时此街为法国兵营、工部局、巡捕房等之驻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法租界被收回，因该地名含有外来殖民侵略之烙印，遂改以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为“岳飞街”[17]，其后沿用至今[注]。“岳飞街”也因此成为至今传播武汉岳飞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且，在1990年前后以来，在今岳飞街附近还衍生出了“岳飞小区”“岳飞第二小区”“岳飞社区中心”以及“江岸区岳飞社区养老院”等多个相关地名。
三、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名称与地址的变迁
自南宋初年岳飞屯鄂以来，由于时过境迁，环境变易，武汉岳飞文化遗迹的名称与地址已发生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变化。其中，以岳飞帅府、鄂王庙、精忠报国坊等最具有代表性。
自南宋以来，在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中，一直是以岳飞帅府与岳王庙最为知名。这是因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时，荆湖北路所属鄂州以优越的战略地位，成为拱卫临安和北上抗金的军事重镇，从绍兴四年(1134)始，岳飞即为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寻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镇守鄂州。岳飞屯鄂期间，设有帅府，或名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岳家军帅府等，以为统领岳家军的核心中枢所在。然而，因岳飞“以恢复为己任”，驻鄂数年间多次大败金兵，宋高宗和秦桧等昏君奸臣深恐岳飞拥有重兵而“不肯附和议”[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遂于绍兴十一年(1141)除夕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等人杀害。岳飞之死激起鄂州军民极大悲愤，他们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在原帅府纪念岳飞。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后，岳飞千古奇冤昭雪，随之“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5页。这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岳飞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岳飞庙又名为“鄂王庙”。当时，鄂王庙的规模及其祭祀文物以及陈列展品等都应该较宋孝宗时有所扩展。
据多种历史文献记载，武昌自设置城治府署以来，早期各种官衙一直以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为中心。这里既有近城门与长江渡口之便，又居高台平地而无洪水之患。岳飞驻鄂时，其住所就在今武昌司门口，明朝即曾立“岳王府石碑”于岳飞帅府旧址。事实上，1985年原武昌区政府(今司门口解放路与民主路交汇的西北角广东商城所在地)“在修整花坛时，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其中有一方清光绪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撰书的《憩园记》和一方瞿廷韶的《重修憩园图记》，证实该地为憩园旧址。据两记所载，憩园兴建于宋朝，在湖北布政使署的范围之内，是岳飞屯兵武昌时的帅府后花园”[17]，或称鄂王府后花园。很明显，这一出土实物与史料皆证实这里就是岳王府在武昌的遗址。按旧制，宋高宗时的岳帅府原址也应是20余年后宋孝宗时“忠烈庙”的遗址所在地。若如此，按中国历代文化礼制与孝道传统，岳飞屯鄂时，其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等相关岳飞文化遗址，也在岳府旧址范围内。不仅如此，这一遗址还与今武昌民主路向东直线相通之原“小东门”、即岳飞“扶榇还庐山”所出之城门、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因此改名“忠孝门”的史籍记载是完全相吻合的[18]88。
自南宋末年始，岳飞庙屡建屡毁。明清时，岳飞庙或名岳王庙、鄂岳王庙、岳飞祠、精武庙与岳庙等[注]。据现存文献明确记载，同时考虑到时空环境与交通条件等限制，能够具体确定的岳飞庙址，应在今武昌城区大东门外古蛇山最东麓今长春观以东至付家坡小学一带[19]卷一，《图志考》，第1-2页。如明正德十六年(1521)《武昌府城图志》标注，正德十四年，曾建岳王庙于武昌府城大东门外。图上还标有黄鹤楼、楚冠楼等古建筑名称。清同治《江夏县志》亦载：“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但岳王庙或鄂王庙究竟在“大东门外”何处？图志标注虽不精确，但离大东门明显较近。其遗址应该既不在有人所说的今洪山宝通禅寺一带，也不在当时武昌城内。为何？因宋代时自武昌城至洪山距离遥远，其间多有水泽，交通不便，既无条件也无理由远至今属武昌洪山一带建庙。对此，明代杨士奇《游东山记》中就明确载道：洪武乙亥(1395)三月初一，他与二友“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有山溪水涧，“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20]卷一，《游东山记》。东山，即今洪山，明初游人至此且十分困难，何况年代更久远的宋代乎？至清光绪八年(1883)，湖北省城图上则仅有黄鹤楼、南楼等标记而无岳飞庙址。1936年，武昌城区街道图中亦仅有昭忠祠等而未见岳飞庙址的标注。
然查清同治《江夏县志》，其中载有明万历八年(1580)置岳飞祠于宾阳门(此门为1535年由“大东门”改名而来)内之说；另一说岳庙在今蛇山西南麓，或在蛇山中段南麓。“忠烈庙二：祀岳武穆。一在县东五里旌忠坊。乾道六年(1170)，建庙于鄂，书‘精忠报国’四字于影墙。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二十四世孙宏誉提学湖广，捐千余金，重建勒碑有记。一在宾阳门内青草坡。万历八年，都御史李贞建有启忠祠、仰忠书院，并置园圃每年春秋祭祀。”从同治《江夏县志》看，可知岳飞庙始建于宋乾道六年，匾额称“忠烈庙”。庙内壁上题写“精忠报国”四字，以旌表岳飞英雄之举。因岳飞后来被封王，故鄂州百姓俗称之为岳王庙。不仅如此，按同治《江夏县志》所载，宋、明、清历朝，武昌曾建有多座岳王庙、或岳公祠祭祀岳飞。然而，时空移易，沧桑变迁，岳庙所处具体地址常有变化。
如上所述，宋代的岳王庙，其地址在今蛇山南麓或其以南的可能性较少。按当时武昌城的位置，岳王庙就在地处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的原岳王府内。至明，或因百余年间战乱、火灾或年久失修圮毁而不存。自明始，因原岳王庙一带皆当时的官署衙门所在地，故其庙址据载已移建到明代武昌城区大东门外一带。至清，岳王庙则又因年久失修或战乱等原因而很可能已名存实亡，故其具体遗址史书中多未详载。
现今武昌可以追寻的岳飞遗迹，除前述岳王府遗址和岳飞亭之外，历史稍显久远的只有洪山上的岳飞松了。在今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传称岳飞松。清同治《江夏县志》载：“岳松在洪山之巘，岳武穆子植，今无存。”而《洪山宝通禅寺志》则载：“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其貌如龙。”相传，岳飞镇守鄂州，曾驻军洪山，并亲手种下松树，既怀宋代江山千秋不朽之冀，亦念鄂州百姓赤诚待兵之情。后人感其不爱钱，不怕死，尽忠爱国，名“岳飞松”。清人舒峻极吊松思岳，有“松亿岳飞前代树”诗句流传。事实上，岳飞当时是否曾在洪山亲植松柏史无明载，即使是岳飞当年在这里植有松柏，也应是早已不存。现在数株古松，应为清末或民国初年寺僧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飞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也成为武汉民众凭吊英灵、追思先烈的重要场所。
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宋史·岳飞传》明确记载，岳母刺字刺的是“尽忠报国”四字[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而不是“精忠报国”四字。然现实是“精忠报国”似乎较“尽忠报国”流传更广。但事实上，“尽”“精”两字一个是前鼻音，一个是后鼻音，其读音明显有别。“精忠”之说虽宋代就有，然多为宋明以来题匾所用或在民间说岳传记等相关小说中广为流传。
今武昌黄鹤楼公园内存“精忠报国”石坊，一名“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又名岳飞功德坊、或名岳飞坊，是黄鹤楼景区进入岳飞广场的门面，是这里石牌坊群中形制最宏伟高大的一座牌坊。牌坊西、东两面横额上分别书有“精忠报国”与“功业千秋”八个大字。其中，“精忠”二字源于《宋史·岳飞传》中的记载：绍兴三年(1033)“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1页；次年，岳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3页。“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昭显与光大岳飞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精神，以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英烈的光荣传统。
不过，宋明以来正史中凡关岳飞史实皆难以找到把“精忠”与“报国”连在一起的任何记录。从其现存的史料来看，“精忠报国”最初应是出自明清戏曲《岳母刺字》的创作。实际上，在《宋史·岳飞传》中，尽管分别有“精忠”“报国”的记载，但其指代史事是不同的。如前述宋高宗赐“精忠”旗；又如，岳飞在绍兴九年(1139)的谢表中有“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8页，但皆与“岳母刺字”无关。从“岳母刺字”来看，《宋史·岳飞传》中只有“尽忠报国”的记载：“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8]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从文字的含义看，“精忠报国”虽与“尽忠报国”的实际意义相差不大，但从历史文献角度而言，是不能混淆误传的。对此，现今著名岳飞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曾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中指出：“时至今日，如果硬要违背史实，把杀人元凶的‘精忠’两字，强加在岳飞的背上，就非常不妥了。”[14]1当然，“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并未指明其源于“岳母刺字”，因此，其文献依据还值得从学术角度做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岳飞的两首著名词作及其撰写地点亦存较大争议。其争议的焦点是：有关岳飞撰写《满江红·写怀(即“怒发冲冠”词)》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作者的真伪、南宋初年黄鹤楼的存废以及鹦鹉洲的具体位置等。一般认为，上述岳飞两首词作皆撰写于鄂州，即今武昌，且与黄鹤楼与鹦鹉洲密切相关。
对于上述岳飞词作的真伪之争，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岳飞遇害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文献保存与流传的科技水平尤其是词作的含义等方面看，我赞赏宋史大家邓广铭、王曾瑜、唐圭章等人的学术见解，认为《满江红》词是岳飞的原创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如此，还须说明的是：在鄂州的历史地理沿革中，黄鹤楼的建毁与鹦鹉洲的位置历代变化很大，非普通百姓所熟知。一般而言，黄鹤楼在历史上曾屡次建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宋代来看，学者多认为唐楼历五代延存于北宋，直至南宋孝宗前后被南楼代之闻名于世，这也是争议不大的。如宋真宗时曾为鄂州崇阳县令、后为礼部尚书的张詠之《登黄鹤楼》诗载道：“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莫道安邦是髙致，此身终约到蓬瀛。”[21]卷三，《登黄鹤楼》，第22页其后，神宗朝臣郭祥正亦有诗载：“忧能损气须忘忧，移船渐近黄鹤楼。楼前芳草渍烟碧，君今贤过奇章侯。”[22]卷十五，《将至江夏先寄太守李学士公择》其后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中“鄂州”条下更是明确指出：宋代“黄鹤楼在子城西南寓黄鹄矶山上，自南朝已著，因山得名”[23]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600页下栏。靖康乱后，为抵御金兵侵扰，南宋初年曾在蛇山顶部筑“万人敌城”，遂使鄂州城垣较前有所缩小。“万人敌城，在府城东黄鹄山顶。旧有城，宋建炎间草寇犯城，郡守命其上以强弩射之，寇退因名”[24]卷五十九，《湖广布政司》。时知鄂州罗愿在其《鄂州小集》中就亲载其事。可见，宋初黄鹤楼坐落于主城与长江水道之间的黄鹄矶子城上，其故址即在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原黄鹄矶上。而当时城下临近的鹦鹉洲，即是岳家军训练水师地之一。
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开始至其后的七年间，抗金名将岳飞设帅府于黄鹄山下临江处。其驻鄂期间所撰《满江红·写怀》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表明南宋初年黄鹤楼仍存留于世，并曾引发诗人的万千感慨。岳飞之词，充满了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和慷慨激昂的浓烈挚情，同时，也道出了岳飞对鄂州黄鹤楼与汉阳等地的深深眷恋。
岳飞驻鄂期间，在其多次登临的黄鹤名楼之下的长江右岸，大致自今武昌鲇鱼套绵延至司门口一带，长江中有一面积甚大的沙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鹦鹉洲。故宋人多说，“黄鹤楼前鹦鹉洲”[1]卷五，《古体诗·题董亨道八景图》，鹦鹉洲“旧自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鹄矶。黄祖杀祢衡处。衡尝作《鹦鹉赋》，故遇害之地得名”[23]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602页上栏。“鹦鹉洲在大江东，县西南二里，西过此洲，从北七十步，大江中流，与汉阳县分界”[25]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可见，在岳飞曾经多次登临的黄鹤楼下之鹦鹉洲，是当时人们南来北往的重要交通渡口，也是当时岳家军自汉阳至武昌来往过渡的必经之地，而且鹦鹉洲还是部分岳家军的重要驻扎地之一。或者说，宋代的鹦鹉洲，曾经就是驻鄂岳家军的重要军营旧址所在地。然而，今由清代嘉庆年间由“补课洲”改名而来的“鹦鹉洲”，不仅没有唐宋时期“鹦鹉洲”之实而已靠岸成陆，而且其所处地址，也由长江右岸变迁至长江左岸[26]207。其实，清代始复“鹦鹉洲”旧名之举，完全只是为存古迹而已。
寒来暑往，世事沧桑。数百年前岳飞在今武汉地区留存的遗址大多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至今能够有幸保存下来的各种岳飞文化遗迹及其传说，则早已成为激励一代代武汉人昂扬奋进的宝贵财富。岳飞一生，矢志抗金，收复中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愿，反映了无数百姓的心声；其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宏大诗篇，也已成为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岳飞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与民族英雄，其在鄂州所践行的“尽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已溶化在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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