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林沛
“怎样让我们为之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的这个行业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够不靠政府的援助，独立地、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我们一直想探索的一条光明大道。”
从设想中的“小白领”变成现实中的“小白”，可以概括韩芸从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纪实频道工作时的心理落差。
跟许多“半路出家”的电视人一样，韩芸对做电视最初的困惑大抵是：剪片子是用剪刀吗？剪完了怎么黏到一起？好容易见到了线性编辑机，她又对什么是“打点”莫名其妙。“真的是一张白纸，很傻的。”
由于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偶然的媒体社会调研，韩芸成为上海纪实频道的一名实习生。临近毕业时，面对不止一家大型外企的录取通知书，韩芸并不果断地选择了电视台。“这跟家里有很大关系，我父母比较传统，觉得电视台是事业单位，有编制，名声又好，女孩子干嘛不去？”
所以，作为电视台最后一批拥有事业编制的幸运儿，当她在2015年决定跳出体制、成为云集将来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云集将来”）第一批创始人时，不少朋友、同事都给了她一副“问号脸”。更不消说在纪录片创业尚难以打开局面的当年，当一家纪录片公司中把控内容的制片部总监，该是多么“自虐”的举动。▍做一个优秀的制片部总监：扛得起责任，处理得了棘手问题今年7月底的上海异常闷热，云集将来门前水池的锦鲤都选择深潜水底，一动不动。韩芸却保持着一贯的风风火火，在接受「广电独家」采访的前一刻，她刚从客户那里回来——新的合作项目即将在9月上线，从策划到播出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而在8、9两月，公司及团队将同时对接《水果传2》《激荡中国》《被点亮的星球》《大上海》的播出，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石油的项目即将交片。
云集将来一年要做15~20个项目，由于纪录片的摄制周期长，因此最多时会有七八个项目同时进行。
项目多的时候，韩芸最怕陷入被失控支配的恐惧。“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对事情失去掌控力的时候，我会很焦虑，害怕出瑕疵。毕竟，谁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好20件事。”
她有着十几年一线创作经验。在上海纪实频道期间，由她创作的纪录片《邓小平与上海》《新西藏》《喀什四章》等获得“中国电视纪录片大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纪录片”等；她还打造了《双鱼岛》《海洋量子号》《宴遇中国》等商业纪录片案例。
云集将来成立后，主推的“本草”系列获得了第二十五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电视纪录片大奖——提名作品”，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等重要节展上也多有斩获。
“不可多得的纪录片专业制片、创作人才”，这是业内对韩芸的评价。虽然由于项目的日渐增多，她已不常到达拍摄一线，但作为云集将来制片部总监、以及几乎所有公司出品项目的制片人，为对抗不停出现的突发情况，以使各项流程处于掌控之中，她处理的仍然是制作一线最棘手的难题。2015年《本草中国》拍摄时，正值《跟着贝尔去冒险》项目拉着大团队在山里“如火如荼”，连财务人员都跟去了，公司里只留了3个人，其中还包括行政人员——这相当于韩芸一个人在对接《本草中国》的拍摄。
纪录片《本草中华》第一季工作照
回忆起第一次操盘大型项目，她仍心有余悸。
一天晚上，正在异地拍摄的导演打来电话，很着急地告诉她：一位事先联系好的老药工，直到拍摄团队到达现场才提出要8000元劳务费，并说如果不能满足，他当晚就坐火车离开。说到这里，年轻的导演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韩芸先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尽量平静地告诉她：“你就看一点，他是不是可以被别人替代。如果他是国内唯一会这门绝技的，那对不起，你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一定要完成拍摄。如果你今天可以找到替代他的人，那就不要多谈，让他离开，很简单。”最后，《本草中国》还是为这个独门绝技掏了劳务费。
事情并没有完，在老药工拿到钱后，他的徒弟也纷纷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位导演心情很差，向后方“讨主意”。
韩芸告诉她要尽可能地体谅当事人所处的环境，“他靠这份技艺谋生并没有错，只是事先没有说明。你要尽可能地将心比心。”后来，经过协调，那个故事完整地拍了下来，成为《本草中国》中一个非常精彩的段落。 这样的问题，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韩芸告诉「广电独家」，一定会出现超出预算的情况，“如果拍摄这个人物或场景比多花一部分预算更重要的话，那只能去协调、去解决。”
而类似于“项目团队在机场过安检时发现一位摄影师证件过期，只能紧急从当地电视台借调摄影师救场”等情况，则是她要面对的日常。
好在，在长期“对抗”不可控的过程中，云集将来形成了梯队较为明晰的专业可控的导演团队：初级梯队完成类似助理导演的职责；第二梯队是可以独立担任公司现有IP的分集导演；而最高梯队的导演则必须要带有创新模式，甚至有能力塑造新IP。在品控上，云集将来根据每个导演不同的特点进行分工，将工作在团队内部打通，而非采用分集导演模式。“擅长拍故事的，你拍的3个或4个故事会分散在不同的集里面；负责全季视觉设计的，所有唯美的画面都由你来拍。”韩芸举例说明。▍尊重和培养：让年轻导演更有发言权和成就感
带年轻人，是市场化纪录片制片人的第一项必修课。
对于一个创作人才的培养，在体制内可能要花10年时间，可在云集将来，最多就一两年，“出不来就会被淘汰，”韩芸说，个人天资和发力点决定着年轻人能不能赶得上。“我们会引导，但有的人就是不适合。”
在公司里，并不因为是95后或实习生就没有发言权——云集将来最大的特色“团建”就是“怼片子”，一起开会的人不分年龄、资历，如果不发表意见还要被点名。有的年轻人被带着带着“成了精”，反过来“带领导”。
比如，看完《六个团子》的测试版样片，韩芸提出要调整花字包装，立刻有人反对：“我们现在不要花字包装，我们喜欢看弹幕。”他们说，为什么要用引导性的花字呢？为什么不可以把弹幕语言直接放在荧屏上呢？
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由于跟不上团队的节奏，选择离开。以前，韩芸会觉得这些人当了逃兵，现在却能够理解了，“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嘛。”
她回想到自己在上海纪实频道第一次接触电视制作的场景，连导播台她都没见过，而一起参加培训的同事是学电视的，立刻就“上手”了。“那种人家跑了100米你还在原地的感觉，是很令人慌张和恐惧的。”
都是一路从“小白”过来的，同理心便越发占据上风。更何况，留给年轻人的时间不多了——从“小白”到专业人士的时间红利，对所有市场化公司里的年轻人来说都越来越短了。
可是，纪录片又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可以说，选择进入一家市场化的公司做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对既有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拉扯。
在具备耐性的同时，还要快速奔跑，这是市场化纪录片团队的宿命。但对于“不认命”的人，韩芸说自己这些年来越发能够包容，“只要你觉得是愉快的，我们就尊重你的选择。因为现在年轻人择业可能并不很看重稳定性，反而更看重开心，也就是成就感、成长感。”
“每个人自身的成就感在哪里，如何调动团队的情绪”便是她在纪录片《大上海》项目中主抓的一个侧面。
纪录片《大上海》工作照
2016年启动的《大上海》，在今年走到了制作的第三个年头。这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品指导的纪录片，经过了多次创作修改、导演更换。
其间，原总导演、也是云集将来的创作总监郑波因心肌梗死等身体原因辞去总导演职务。此后，虽然历任总导演都“相当资深”，然而一个项目3年还没做完，韩芸仍要面对团队显而易见的焦躁情绪。
韩芸的方法是阶段性地给予团队一些成就感，而且要不断去给；尤其对于团队里的年轻导演，让他们有获得感、成长感。
对导演第一次接触的拍摄类型，素材拍回来后，韩芸会一个一个镜头看，然后告诉导演哪些地方还能突破，并不计成本地允许他们再去尝试，此后再复盘。
拍摄人物采访的部分，每次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韩芸会从提问角度、语气语态等方面帮导演们寻找不足，“他们觉得能力在提高，情绪就好得多。”
▍“今天没有项目，你就得饿死”“市场化意味着今天没有项目，你就得饿死。”从创业的一刻，韩芸就告诉自己“你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虽然云集将来由SMG控股，感觉上好像还有保障，但是，“这就好比已经决定出来了，就不会再去向家里要钱。”她说。
正是基于对创作的在行，她在云集将来的几年中，也实现了自身的业务转型——从作品创作到项目管理，从专注内容到布局产业，包括项目管理、流程操作、与平台对接，以及对市场反馈的评估、对产业上下游布局等，她都接触了很多很多，“这是我个人生涯的一个转变。”
这多多少少也代表着纪录片市场化过程中，纪录片人不可避免的转型与成长。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信息综合显示，上海合云文化传媒中心、上海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分别认缴云集将来378.6万元、260万元，前者的法人为云集将来董事长兼总经理龚卫，后者则为SMG全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5.06%与24.07%，合计约59%；另外约41%则有君联、琨玉、歌斐等大型地产、投资公司的身影，3家于2017年12月完成对云集将来的天使轮注资。
而据IPO媒体消息，今年7月，哔哩哔哩（B站）还成为君联资本新增股东，以战略融资的方式间接投资了云集将来。
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的活法，还吸引了大型资本的目光，这与云集将来多个纪实内容品牌IP的打造密不可分。
《跟着贝尔去冒险》及续作《越野千里》，《本草中国》及续作《本草中华》第一、二部，《水果传》第一、二部等“纪N代”知名度高；《中国美》《中国老总》《最美公路》《被点亮的星球》《六个团子》《伟大的一餐》《超级亚洲》《激荡中国》《生命里》《追眠记》等作品则呈现出团队在人文艺术、政治经济、商业财经、自然地理、美食生活、宇宙探索、社会现实等垂直领域的纪录片制作能力。
一方面探索纪实边界，另一方面拓展产业布局，是韩芸认为自己走出体制探索突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探索纪实边界方面，从“纪实+真人秀”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到制作周期长达6个月的准直播式纪录片《六个团子》，从第一部同时涵盖纪录片、真人秀、科幻剧样式的《火星计划》，到纪实剧《岁食记》……
纪实剧《岁食记》开机仪式
“都说纪录片要兑现商业价值，但前提取决于在市场中的受欢迎度。要达到一定的热度，必须要吸收新形式、新元素。比如游戏中的升级打怪模式，融入到纪录片设计里肯定会很受欢迎，因为代入感很强。”韩芸说道。
在产业布局上，下游C端扩展正成为关键词。纪录片的价值在于真实的力量，持久的公信力使行业对to C的产业认知空前扩张。
而无论是探索边界还是拓展产业，都与纪录片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怎样让我们为之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的这个行业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够不靠政府的援助，独立地、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我们一直想探索的一条光明大道，”韩芸说，“这也是我离开原有体制，来到新的市场环境中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尊重每位能够靠纪录片活下来的人。”
由于特别的创作门槛及特殊的文化含量，商业化被认为是与纪录片不相和谐的存在。
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在商业化上的成功，以及多位知名纪录片人离职创业，商业诉求早已不再是被夹枪带棒的对象，“纪录片不该商业化，但应实现商业价值”越发成为行业的普遍认知。
云集将来的创始团队从专业纪录频道走出，玩着传统纪录片几乎不敢想的新形式。
虽然并未向「广电独家」透露公司近年来遇到的质疑，韩芸还是用几个反问句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反驳”，“纪录片为什么一定要被定义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改写，哪怕只是改写一点点？为什么纪录片就一定是跟拍，就不能有一些外延，不能有新的形式发展？当我们坚守真实这条底线之后，不可以在形式上作改变和突破吗？我们的目的始终是让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不违背我们的创作初衷。” 从几乎没有选择到在市场上凭本事吃饭，从不能有太出格的表达到以创新为自己争取表达的余地，在韩芸看来，有选择是很重要的，而其前提是要有尊严地生存，才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她说：“我尊重每位能够靠纪录片活下来的人。”
选择创业，一方面是基于对传统媒体环境的判断，另一方面则是父亲在前些年突遭车祸。“以前在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环境里，相信有编制和平台保障，我可以安稳很久很久。”而家庭变故给她的价值观带来了极大冲击，既然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那为什么不去试一把？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
“决定了就再也不回头，哪怕跌得头破血流。”她从未为自己的选择而纠结，“我们连所谓的保障都可以抛弃，还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吗？”大学三年级时韩芸参与过的那个社会调研，课题名称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媒体会产生哪些冲击和改变”。转眼间，她与纪录片的“偶遇”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对这样一个理想主义又追求完美的纪录片人来说，“最好的作品”还未出现。
同样未曾出现的，还有早该到来过很多次的高光时刻。韩芸不是一个愿意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她更喜欢在一个平实的世界里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也曾站在聚光灯下领奖，正常人的反应或许是自豪，普通些的或许是骄傲，而在那一刻，她心里只是“很感慨”。
她真正的激动发生在团队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拿出一个成形作品的时候。“《本草中国》第一集播的时候，同事们开香槟庆祝，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泪流满面，所有的挫折和焦虑在我脑海里一步一步回放。”
如今，云集将来已进入成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多个IP的二、三季混搭着创新项目汹涌而来。「广电独家」问韩芸，工作量是否堪比“滚雪球”？她的回答是“没得选择”。
回想起自己的这4年多，她说：“有时候不能给自己太多选择，选择多不一定是好事，没选择的时候反而会逼自己一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会让人生出很多勇气，会把那些所谓的尊严也好、面子也罢都扔掉，不再纠结。”
“你把自己的面子扔在地上，别人才会捡起你的面子来。”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