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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揭秘：中日货币战争背后的残忍真相【中日经济战01】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战场上，国军从阵亡日军士兵的口袋中，发现了一些中国纸币，奇怪的是，其中竟然还有部分废币，由早在袁世凯上台后就已倒闭的中国殖边银行发行。
这些日本士兵，拿着中国早已弃用的纸币干嘛？
一、邪恶研究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配合，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特务机构：
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国民政府的经济！
当时，标注省名的地方纸币只能在相应省份流通。不久后，日军就直接在纸币上涂改，把“黑龙江”等字样改为“浙江”或“江苏”，在沪宁杭地区强行使用，套取军需物资，破坏经济秩序。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由于深入中国腹地，日军受自身资源、兵力所限，逐渐停止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在经济战上加强攻势，最典型的就是使用无编号的“军用手票”（军票），大肆购所需物资。
比如，日本攻陷广州后，就强迫民众将手上的毫洋换成军票，如果拒绝使用军票，就要被日军砍头。然而日本军票实际上等同于废纸，没有任何信誉和保障。一堆军票在上午还能买一只鸡，到下午就只能买一粒米了，百姓虽想抵制但又无可奈何，苦不堪言。
此时，一个日军少佐的“天（邪）才（恶）”想法，开启了中日之间惊心动魄的隐秘战线。
这个少佐，名叫山本宪藏，请记住这个邪恶名字，此后，在他的主导下，几十亿元的假钞撒向中华大地，给饱受战乱折磨的中国人民带来更深的灾难、更大的痛苦和更多的血泪。
伪造法币，不仅能像军票那样掠夺中国物资，还能在不知不觉中搞垮法币信用，更不会遭到民众的抵制。这个一石三鸟的诡计便来自山本宪藏，很快，他就调任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主任，专门负责对华货币战。
登户研究所，你可能不熟，它是二战时日本研究细菌、毒药等秘密武器的神秘机构，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有得一拼。而伪造中国法币，也是其重要使命。鼎盛时期，其研制印刷假钞的车间和仓库占地超过30万㎡，工作人员多达上千人。
早年，山本曾随关东军到伪满洲国考察军事地理情况，期间他花费数年，详细研究了中国的货币流通情况。
通过秘密调查，山本发现，法币的印刷厂为英美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方式比较简单，只有部分美版钞票采用了技术含量稍高的加夹丝线措施。这可把山本高兴坏了，他得出结论，“实施伪造不困难”，并且认为，“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钞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完全没有问题”。
拿到山本的提案后，日本高层眼前一亮，立即将其列为特等绝密，极为重视。1938年12月，时任日本陆军省次长的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了这一方案，“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
在侵华日军的协助下，山本搞到了中国发行的法币，又向日本大藏省印刷局等借来了技术专家和机械设备。样本、人员、设备到位后，山本极为兴奋，准备大干一场。此时山本还不知道，之后他会因为此项工作而受到上司的一顿臭骂。
第一次伪造钞票，山本既紧张又期待。经过一番思考，山本决定，先用5元面额的法币做下实验。从印版到印刷，每个细节山本都力求完美。费劲千辛万苦，山本终于印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几十万元成品。
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将这些伪钞运往中国，准备套购物资时，一个晴天霹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原来，由于他的研究和制作过于认真，导致耗费时间较长，等把伪钞运到中国时，这版5元面额的法币早已退出流通领域，成为了废币！日本第一次伪造法币行动宣告失败，山本被上司痛骂了整整一个下午。
二、反击
然而，山本并没有气馁，继续在造假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1939年11月，山本终于伪造出了还在流通的假法币。这种法币虽然在购买物资时没被识破，但在银行兑换日元时，却因为纸币太新而引起怀疑，导致兑换失败。
山本吸取教训，在之后的造假行动中采取措施，用污损器把新钞变旧，真伪混合，甚至在捆条、签印等各个环节，都做到和中国完全一致。
到1940年4月，山本已成功伪造出合计500多万元的中国农民银行法币，这些假币被成批运到在华特务机关和沦陷区，真假混用，鱼目混珠，成为日军抢购物资、支付军费和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重要手段。
不过这一时期，日本虽然伪造了不少法币，但伪造技术主要靠自己摸索，整体水平并不高。但可气的是，随后日本像踩了狗屎运一样，在香港、南洋接连截获法币半成品、印刷设备及相关技术资料，而这些缴获品，都被秘密运到登户研究所，由山本指定专人进行研究。
日本的伪造技术随之不断提高，到最后，甚至掌握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
就在日本拿到中国的法币半成品及技术资料，大力投入研究时，中国也开始了反击行动。
当时，假钞的横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面对日本来势汹汹的货币战，国民政府一方面下令严禁假币流通，严打贩卖牟利者；另一方面成立“对敌经济作战室”，采用“以假对假”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42年1月，军统副局长戴笠向蒋介石递上报告，“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在征询宋子文等人和英美等国的意见后，蒋介石欣然批复：“准予照办。”
当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负责美国方面的接洽；国内则由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贻和戴笠负责。
贝祖贻马上致电宋子文，表示正在搜集各种敌伪货币样本，将用最快速度寄到美国，请宋子文秘密与美国印刷公司联络，准备进行仿制工作。
美国一家钞票印刷厂在对敌伪货币进行鉴定后，认为仿制完全不是问题。1943年，重庆中国银行收到从美国寄来的第一批仿制敌伪钞票，共46包。蒋介石称这些钞票为“特劵”，因为其既不是法币，也不是伪钞，而是伪钞的“伪钞”。
之后，特劵从美国陆续运到重庆，总额达几千万元。为了机密地将特劵运到沦陷区，抢购急需物资，由戴笠掌握的“对敌经济作战室”专门负责相关事宜。1943年4月，蒋介石又设立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和军统一起负责沦陷区的物资抢购。
除了美国代印的特劵，戴笠还秘密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工厂。一开始，由于技术不过关，军统印制的假钞很易被识破，很多把假钞带到沦陷区流通的军统人员也因此被捕。不过军统通过打入日军内部的卧底，搞来了敌伪钞票的有关情报，迅速调整了印制策略。
当时，军统还和在汪伪政府担任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的周佛海接上了头。周佛海直接给出了汪伪货币“中储券”的印钞票版，这样军统便完全掌握了其中秘密，印制的假钞和真钞别无二致。迫于无奈，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被迫宣布，停止收兑10元面额的“中储券”。
后来，由于“中储券”假钞泛滥，汪伪方面只好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应对——发行新版钞票。但新钞刚一发行，戴笠就从周佛海处搞来了其印钞票版，带到歌乐山日夜赶印，总数达15000多箱。这些成品被陆续偷运到沦陷区，混入流通使用。
三、惨剧
1939-1945年，6年时间日本伪造法币总额达40亿元之巨。
刚开始，日本的确用假钞在中国套购了不少重要物资，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但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量逐渐由节制走向失控。尤其是1941年重庆印刷厂建立后，法币更是加速发行，以大水漫灌的姿态不断稀释着日本假钞的影响。
1936年6月，法币发行量只有14.1亿元；1941年底，法币发行量达到151亿元，增长近10倍；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这一数字达到了令人惊讶的5569亿元，增长近400倍。
疯狂的增发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张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两头牛，1939年能买一头牛，此后从一头猪、一个火腿到一只母鸡，购买力不断下降，到1945年，就只能买一条鱼了。
日本的40亿假法币，犹如一滴水投入一片海洋，也许能引起几圈涟漪，但海水很快便会恢复平静。
而国民政府同样利用特劵和假钞，在沦陷区套购了大量黄金、棉纱等紧俏物资。
只是，这场货币战争，难言胜负，因为它终究是发生在中国的国土上，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提到抗战，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惨烈残酷的军事战场，然而，货币战争的隐蔽战线同样惊心动魄。
甚至直到今天，货币战争仍在进行。只是，这条战线不再隐蔽。
2019年，美国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都无法令中国屈服，随后恼羞成怒的美国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发动了货币战争。
回顾历史，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次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而那时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处于经济强势上升期。1992到1994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迸发出强劲的经济活力，但短短几年，5次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1994年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碍于多边机构的存在，碍于自己定下的标准，终于有所收敛。
然而2019年，美国撕毁自己定下的规则，悍然发动货币战，狰狞面目已然暴露无遗。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霸主，掌握世界印钞权，收割全球，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每一次加息、降息都会给世界带来血雨腥风，造成无数金融惨剧，在金融战中落败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时隔数十年依然难以恢复元气。
货币战已经打响，这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我们爱好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和平不是求出来的，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没有维护和平的能力，就不可能维持和平。美国咄咄逼人，我们只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参考资料：
这次有何不一样?——各国央行历次扩表的经验与启示，东亚前海郑嘉伟
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阿瑟·N·杨格
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燕红忠
都是货币惹的祸——透过金钱读历史，路瑞锁
货币战争：日本人用伪钞算计中国，豫湘
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伪钞战”，周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