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渡江战役中，最令人称道的，大约要数渡江侦察了。
如果说“百万雄师过大江”是一曲雄浑的乐章，那么，先遣渡江侦察则是这一乐章的前奏。
总前委指出，如果在渡江前，能够隐蔽地先渡一个营到江南，就可以进一步查明和掌握敌情，对鼓舞全军指战员渡江作战，意义很大，同时过江部队将能配合大军渡江。
据原九兵团27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回忆：在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中，全军各部队共组织了10次偷渡，其中有8次是成功了的，而且在4月6日夜间渡过江去的渡江先遣侦察营，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活动，胜利的意义更大。这10次偷渡，一方面捉来了30多名俘虏，一个营插到敌人背后，了解了敌情；另一方面则用事实证明了：长江是可以渡过去的，几个人划个木船可以过，一个营也可以渡，因而坚定了大军偷渡和强渡的信心…
这个先遣侦察营是九兵团27军的部队。27军名声响亮，至今很多人还忘不掉它。
27军的军长是聂凤智。
聂风智是员虎将。
一天，聂凤智到江边临江坝指挥所检查工作，吃饭时，炊事员端上一小碟炒青菜，一小碟韭菜炒鸡蛋。聂凤智感到纳闷，三、四月间，青菜韭菜哪儿来的？
指挥所的同志告诉他，这是长江南岸的菜，是侦察兵过江侦察时，没有抓住“舌头”，顺手捎回的菜。
这餐饭触动了聂军长的心思，派一个营过江的想法就是这一刻萌发的。以前各部队派出去的都是些零散人员，起不到大作用，干脆我们派一个营过去。
时隔30多年以后，当时的第27军第81师242团参谋长章尘老人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率领侦察营先遣渡江的日日夜夜。他回忆道：“1949年3月初，聂凤智军长和刘浩天政委在无为县临江坝指挥所的作战室里，向我和慕思荣下达了先遣渡江侦察的任务。
“聂军长先给我们讲了形势。接着，他说，三野、兵团指示，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江及纵深敌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况等，军要以侦察分队为骨干，组成侦察支队，由军的负责干部亲自掌握……展开全面侦察活动。并宣布了军党委的决定，由我和慕思荣率领由军侦察一、二连及七九、八一师抽调了三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先行渡江执行侦察任务。
“我当时化名亚冰，被任命为先遣渡江大队的大队长兼临时党委书记，慕思荣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兼临时党委副书记。
“此外，部队还进行化装，三分之二改穿从淮海战役中缴来的国民党士兵服装，三分之一穿便衣；筹集大量银元；制作了干粮；并携带电台一部、配备两名机要干部和密码等。
“我们日以继夜地迅速准确、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渡江准备工作。4月4日，在无为县江北的叶家墩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等都到了会。
“会后，军首长和各个班都照了相，接着，举行了会餐。军民举杯敬酒，预祝胜利，有的班战士、船工滴血盟誓：‘同舟共济，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战士说：不完成任务不回来’。船工说：‘不把解放军送过江就不是人养的！豪言壮语此起彼落。
“4月6日，军首长下达了实施先遣渡江的战斗命令。夜幕降临，军首长来到江边，亲切地为我们送行。夜廿时，我下达出发的命令。我率部分人员分乘八只木船，于廿一时半分为四个小箭头，成一字队形齐渡。这时，战士们全神贯注地环视江面……就在这时，叭、叭’响了两枪，我们都极其紧张起来，个个瞪大了眼珠，我马上意识到，敌哨兵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不急速登岸，就有人船被击沉江中的危险。我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
“廿一时五十分，我们在十里场江堤登陆，以果敢勇猛的动作，抢占堤埂，扑向敌堡，经过二十分钟的激战，打跨了守敌，部队迅速越过了江边前沿防线……
“这一夜，我们绕过碉堡和封锁线，一口气行军六十多里，清晨到了狮子山麓，一鼓气登上了山顶，进了清凉寺。
“我起草电报，通过电台向江北军首长报告登陆的情况和我们所在的位置。
“哨兵来报告：东西北三面的山头发现敌人活动。显然，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接着，我们就和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稳如泰山，不露声色，把排哨放在半山腰的山门外，横着枪大模大样的摇来晃去。敌人对我们有怀疑，但又怕触犯了‘正规军’担待不起，只是在山头上咋呼。他一咋呼，机灵的哨兵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的对骂，毫不饶人。敌人看咋唬不起作用，偶尔也放空枪，我们的哨兵照样站在显眼的地方不撤，徐万里假装生气，盛气凌人的训斥敌人：‘老子是八十八军搜索队，你兔崽子开枪要是碰俺一点皮，咱就没完！’就这样，磨蹭到下午两点多钟，部队起床吃饭。不到五点钟，敌人撤走了。
“我们运用游击战术的法宝，展开了与敌周旋，斗智斗勇。我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展开活动，走走停停，忽而东忽而西，机智灵活多变，或避免与敌直接接触，或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如被迫而战，不打则已，要打则集中一切火力给敌一沉重打击。
“4月10日，我们终于和当地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与游击队的会师，使我们如虎添翼，如鱼得水。
“我们派人侦察江防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艇活动以及地形交通、内河粮站、风情民俗等。这些情报，有的绘成图表，有的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往江北，为主力部队制订具体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地下定渡江决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4月18日，我们接到军部电示，大军即将渡江，军部命令我们攻占龙门山、马鞍山（今蚂蚁山），破坏敌通信联络，打乱指挥，策应主力渡江。同时还通过我们转告沿江地下党和游击队，于廿日晚上八时切断敌人电话线，在敌人占领区内放火为号，指示炮兵射击目标。
“渡江开始时，战士们和游击队员越战越勇，在敌人的屁股后冲锋陷阵，夺阵地，占山头，割电线，捣指挥所，使敌指挥中断，腹背受敌，军心散乱，弃阵乱窜。我们主动、积极地配合主力部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
当年参加先遣渡江大队的老人，除了章尘外，慕思荣、刘浩生、车仁顺、王德清、高锦堂等人也都讲述了先遣渡江侦察的经过。
慕思荣当时是27军侦察科科长，4月6日晚偷渡时，他带领部分人员从另一个地方过江的，船至江心，也被敌人发现，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力划到南岸。遗憾的是，五班乘坐的木船被敌炮弹打中，数名战士光荣牺牲。上岸后，他率部与章尘汇合。往后的战斗经历就差不多了。
车仁顺当时是军部侦察营政治教导员。当谈起渡江侦察这段经历时，老人眉飞色舞地说：
“大军渡江那天，我们18时半按预定方案开始行动。我们在繁昌江边和县城附近，攻山头，割电线，放火堆（指示江北射击目标），顿时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我们作战的战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十分惊慌。由于我们将繁昌县附近敌88军前防指挥所通往各师的电话线全部切断，敌人的指挥完全中断了，敌人乱作一团，误认为我军主力已经过江了，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弃阵逃窜。据一个俘虏供称：我看到连长向营长打电话不通了就乱喊乱叫：‘弟兄们，快逃命啊！共军过江了！营部都跑了。士兵一听，都害怕了，放弃阵地，撒腿就跑，个个争相逃命，谁也没想到，在逃跑的路上，又被你们抓住了，这说明我们的连长分析得对，共军确实过江了。
“还有个俘虏讲，他们军长听到指挥所周围枪声激烈，就赶快拿起电话机问情况，可是指挥所好几部电话机都失灵了，气得他直骂娘，先后派了好几班人出去查线，一个也没回来，顿时他吓得面色蜡黄，急得他背着手在指挥所走来走去，连续走了好几趟，电话还是不通，四面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江岸的炮声越来越近了，他说共军炮火开始延深了，可能登陆了。不一会指挥所对面炮火连天，他看看手表，一声不响地向随员打个手势，一起坐上汽车跑掉了。
“由于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先遣渡江侦察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军侦察营荣立集体一等功，侦察营一连荣立集体特等功，侦察营二连被授予‘先遣渡江英雄连’的光荣称号，亚冰（章尘）、慕思荣荣立一等功，其他指战员立功的也很多。
1949年5月21日，聂凤智军长在干部会上做了《第二十七军渡江战役总结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聂将军用很大篇幅提及了渡江侦察。聂将军讲道：
“同时，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第二战场的同志，即由亚冰、慕思荣同志及统率的侦察营提前渡江的全体同志们，他们对我们渡江作战胜利，迅速歼敌的贡献很大。渡江时，他们遵命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马鞍山，完成了配合部队作战的光荣重大任务。给他们任务割电线，他们就遵命地割了电线，叫他们放火（造成敌人惊慌失措），届时就到处火把四起，掉队的一个排能乘机夺下了大磕山。他们建立了功绩卓著的光荣史迹，应受到党与上级的奖励。”
先遣渡江大队又一次使27军出了名。
有了27军先遣渡江大队，才有了电影《渡江侦察记》。
《渡江侦察记》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渡江侦察确实具有传奇色彩。电影使它更加传奇化了。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
英雄的事迹名垂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