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一所中学工作时，我一个人住着一间朝阳的十二平米宿舍，而我的斜对门的那一间四季不见阳光的十平米的小房子，却住着四口之家——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儿，一个十来岁的外孙。这老夫妻原在四川的一所小学教书，有一对儿女，不幸的是，儿子因为失恋，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生死不明，女儿又离了婚，带着一个儿子回到了娘家。我想，他们千千迢迢从四川回到江苏老家，无非是因为那个地方留给他们的痛苦太多太多。其实他们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太近的亲戚了，这个住房就是在这所学校工作的一位远亲暂借的。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摆了两只架子床，破旧的家具重叠堆放，门口狭窄的过道中拥塞着呈碉堡状的砖头木板，权作厨房。但他们从无怨言，倒显得十分知足。
也可能是寄人篱下的缘故吧，他们平时的饮食起居，迎来送往，都十分谨小慎微，尽可能地悄没声息，也极少参与左邻右舍的说说笑笑。老夫妻早晚出去锻炼，总是悄悄地，匆匆地，平时只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交谈，听来仿佛黑道暗语。女儿在市郊小学教书，早出晚归，极少见到。外孙正上小学四年级，大大的脑袋，嗓门老高，一口川味普通话十分悦耳，是他们家最有生气的一个。好长一段时间，我与他们的来往，只是走在对面，点头而已。
终于有一天，老太太怯怯地敲开了我的门，低声下气地求我：“徐老师，天太热了，实在没法，能让小川住您这儿吗？”一则同情，二则我的单身汉生活也实在寂寞，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她万分感激地搓手又点头，因激动而闪亮的眼睛迅速把房间扫一遍，然后拿起桌上的两只暖水瓶，快步走出门去。
从此以后，她的外孙成了我的“房客”，而我的暖水瓶也成了她家的“常客”，我再也不要跑很远的路去街上打开水了。而小川的到来，不仅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反而使我少了许多单身汉生活的寂寞。一开始，小川总是在写完作业，洗完手脚之后，来我这儿，二话不说，倒头便睡。我知道这是怕打扰我，其实我一人无所事事，冷清得正十分难耐呢！我便让他来我这儿写作业，他高兴极了。渐渐地和我混熟了，写了作文常常让我给改上几笔，班里小朋友的趣事也会前张后扬地向我说个没完。有时我让他马炮，下几盘争得面红耳赤的象棋。有时做完了作业，他会扬起大脑袋，求我：“叔叔，散步去吧！”于是，他像个野兔儿，欢蹦乱跳地跑在前，我大步跟在后头。外人看来，我们真像是父子一对。而当时，我的心头也确实洋溢着天伦之乐，把异乡异客的孤寂暂时抛却干净。
他们一家对我的生活也格外关心起来。当然，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嘘寒问暖而已，实质一点的，就是那一天几瓶的开水了。那老太太总是在我开水快用完时，悄悄进来用茶壶灌满；或者拎走了，灌满再送来。来来去去，她总是步履轻轻，不言不语。有时我有事回来晚了，门口会放着她的一对暖水瓶。有时我从家里探亲回来，不论白天还是深夜，她总好像事先知道似的，及时把开水送来。我想，他们自己也会有缺开水用的时候，我也亲见过他们去街上打过开水，而我却从未缺过。后来，我的屋里又住进来一位老师，小川就回去住了，但开水，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送，这反而使我过意不去了。
几年之后，我终于办妥了调动手续。临走的那天早上，我悄悄地，谁也没有惊动，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匆匆离开了那座住了四年的宿舍楼，心中十分兴奋而又有些淡淡的留恋。正当我走出学校生活区大门时，身后传来了四川口音的略带嘶哑的喊声：“徐老师！”老太太气喘吁吁地拉着她外孙快步来到我面前，恳切地说：“徐老师，你帮了我们大忙，特别是川儿，帮助太大了，真不知怎么谢你。你走了，以后可要回来看看啊！”说完用手推了推小川。小川低着头，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橡皮狗熊，一盒糖果，双手递给我，说：“给小妹妹的。”声音低沉，有些发哽。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鼻头发酸，一时手足无措。我想了想，忙摘下自己那杆上大学时买的钢笔，递给了小川。但小川不接，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看我，又看了看他外婆。老太太说：“收下吧，要好好学习，不要忘了徐老师！”小川双手接过钢笔，放在胸前，泪水早已流了下来。我也难以自持了，急忙说了声“再见”，逃跑似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过那所学校。我常想，这十多年来，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太太一家的居住条件也该有很大改观吧？她女儿也该有一个新家庭了吧？小川呢，也肯定考上了大学，只是不知道他还记得我这个叔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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