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曼谷，一家名为“金鱼缸”的色情场所。
在这里，妓女们就像普通曼谷上班族一样，打摩的上班。
路过神像，也要双手合十祈祷，“请赐予我金钱和美貌吧。”
她们甚至每天还要打卡。
正式开工之前，有专门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帮她们做造型。
一切准备就绪，姑娘们从一堆号码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别在衣服上。
在这里，没有名字，有的只是243、210、280号。
号码的颜色，直接决定了女孩的价位：
蓝色号码，2小时1600泰铢（根据2011年的汇率，合RMB 328元），包含全套服务；
红色，1800泰铢（合RMB 369元）；
坐在蓝色台阶上的，2200泰铢（合RMB 451元）。
这些价位根据何等标准划分，老板没有细说。
但来的客人，都没有表示异议，说明定价是肉眼可见的清晰。
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女性就是一件待消费的商品。
“我们有钱，我们只是短时间地享有她们的身体，这就是一笔交易，过去了就过去了。”
因为是商品，所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一个日本客人，看中了1800泰铢价位的姑娘，缠着老板，“我可以1300泰铢要了她吗？”
老板委婉地表示，“您也同情一下这些小姑娘吧。”
尽管，在日本买春，要花十倍于这里的价格，他却仍然不依不饶，“谁来同情我呢，我还得买吃的。”
来这里工作的女孩，都有一个掘金梦，她们梦想发财，“向往成功的、有钱的活法”。
但行业竞争激烈，不断有年轻漂亮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和“老人”争抢饭碗。
有的女生上一天班只接到一个客人，赚的钱还不够付打车费。
才27岁，就无时不刻处在年龄焦虑中，想转行，又苦于没有其他技能，也吃不了其他行业的苦。
想嫁人，想生孩子，又担心是不是太晚了，或者干脆，“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一个丈夫？”
就这样焦虑着，迷茫着，转过天来，只能继续去“金鱼缸”上班。
在城市灯红酒绿的夜色里，她们用身体撩拨路人，展示诱惑，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直到彻底变成一尾鱼缸里的金鱼，再也游不出去。
而对于孟加拉国贫民窟的女孩来说，连迷茫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她们根本没得选，在十三四岁时被卖到破旧、逼仄的妓女村，就是她们唯一的活路。
瑞玛就是这样被卖到福里德布尔的，这里的妓女村远近闻名，有800多名性工作者。
老鸨丽塔花了5000塔卡（合RMB 385元），把她从人贩子那里买过来。
付钱之前，丽塔就像验猪肉一样，挑剔地检验瑞玛的“成色”。
“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让我看看你的胸，还可以，以后会更好。”
“让我看看你的腿。”
瑞玛成了丽塔手头的第四名“女儿”。
她会手把手地教瑞玛，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取悦男人。
卖身第一年，瑞玛要不停地接客人，最多时一天10个。
她没有权利说“不”，甚至只要露出不情愿的表情，就会遭来丽塔一顿毒打。
但熬到第二年，她就能独立接客，赚到的钱不必全部交给丽塔，也能有自己的积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接不到客的时候，她会抢丽塔其他“女儿”的客人。
如此一来，客人都被吓跑了。丽塔气得发疯，她刚开始是毒打瑞玛，反复几次后，赶走了她。
被送回人贩子那里的瑞玛，将面临再一次的买卖。
但不管卖到哪里，都逃不脱妓女的宿命。
像她这样的女孩，妓女村还有大把。有的运气好一点，靠着日后积攒的一笔钱，结婚生子。
但她们仍然无法离开这个行业，要么自己出去卖，要么当老鸨卖别人，否则全家都要睡大街。
想从良上岸是不可能的。走出妓女村，歧视如影随形。
男人看她们的眼光非常矛盾，既爱她们的肉体，又觉得她们恶心。
更可悲的是，妓女的命运是会代际传递的。
这里的女人没有工作机会，唯一有的未来就是嫁人。但只要听说她出生在妓女村，就不会有人娶她。
如果有，那也是看中了她背后有个当老鸨、能吸金的母亲。
一旦哪一天，母亲老到赚不动钱了，她就会被迫去当妓女，重复母亲的老路。
如果没有翻身当老鸨，年老妓女的下场通常非常悲惨。
她们对男人失去了性吸引力，接不到客，在这里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赚不到钱，又占着一个房间，老鸨对她们大为光火，轻则开口辱骂，重则动手殴打。
一到晚上，房东（通常和老鸨是一伙的）都来断她的电，上门要钱。
要不到钱就不停地羞辱她，“你为什么接不到客人？你给我搬出去！”
她必须承受这一切，黑暗中，她问别人，也问自己：
“我能去哪里呢？我没地方去。”
哪里才是出路？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痛苦地活着，我们女人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这样的问题，妓女村的女人每天都要问自己。
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李银河曾说，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这个观点，放到世界上很多贫困地区都能成立。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调查过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其中90%都有被贫穷“逼良为娼”的经历。
但卖淫却不能帮她们摆脱贫困。
以纪录片里孟加拉国妓女村的价格来看，一次性交易，卖方要价200塔卡（合RMB 15.4元），买方还价50塔卡（合RMB 3.85元）。
最后他们以100塔卡（合RMB 7.7元）成交。
一单就赚这么点，还要自己负担避孕套，就算在当地，想要维持基本生存也很困难。
所以有的性工作者不惜省掉避孕套。
这又造成了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
但，对于她们来说，光是活下去就已经拼尽全力。
学者潘绥铭这样描述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
某种程度来说，这也造成了性工作者身上，注定要被打上HIV的污名化标签。
只是这污名，真的要性工作者来背吗？
其实，妓女村的男人自己也承认，多亏了这些廉价性服务的存在，当地的其他女人才算安全，强奸率大大降低。
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潘绥铭还曾在《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里指出：
“‘嫖娼’是主，‘卖淫’是次，嫖娼者应该对性疾病的传播，以及嫖娼卖淫所造成的其他社会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
以“性都”东莞为例，环球人物杂志报道过，东莞的色情行业在1992年前后起步。
最先催生这个行业的，是一些常年离开老婆孩子、到东莞投资的台商和港商。
后来，随着各地青壮年“打工人”涌入东莞，色情行业获得了蓬勃发展。
到2010年，光是地下色情业和其关联行业，就能产生400亿元的经济效益，占全东莞GDP的10%。
但随着一场“扫黄风暴”的到来，嫖客们全身而退，小姐却被当作众矢之的，甚至被拉着当众游街。
这样天差地别的命运，未免太令人唏嘘。
古往今来，男人都爱去风月场所，文化人找灵感，生意人谈生意，官场之人寻欢作乐，即使是坐拥三千佳丽的皇帝，也不忘去风月场消遣消遣。
男性一边消费着女性性工作者的肉体，一边对她们嗤之以鼻，谓之以“卖笑人”。
只是，别忘了，这笑容的背后，可能伪装着一个女性生命里所有的眼泪与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