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根据杨晓星同名小说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三月初，在忙碌的拍戏间隙，丁勇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直言自己是运气好，遇到了好角色、好团队。
力求还原生活，什么多余的都不设计
北京青年报：最近《人世间》播放得很火，您有什么反馈？
丁勇岱：我确实收到不少反馈消息，有一个观众留言我印象很深。她说从春节到现在，每天一到点儿就陪着爸爸妈妈，一家人坐好，等着看《人世间》。我脑子里一下就出现那种画面了，因为我就有这种经历——和家人们坐在屋里一块儿看电视剧，看得高兴处一块儿乐，看到悲伤处一块儿叹息，这种团团圆圆的场景，多好、多温暖呀！其实这种人间的温暖，特别契合这个剧的温情——剧里的人也都喜欢和自己的爱人、老伴、孩子们一起相互帮扶着向前走，这真的挺幸福的。
对我来说，演员演戏，就是演给观众看的。拍一个作品，能产生这么大的共鸣，能这么热烈地接受这个角色，说明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对演员来说，这也是最大的幸福。
北京青年报：您接到《人世间》这个戏是怎样的机缘？
丁勇岱：我当时刚拍完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有一天李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上一个戏，是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一听，梁晓声？太熟悉了！《雪城》《今夜有暴风雪》这些小说过去我都看过，印象很深。
几天后李路导演寄来了十集剧本，我一看编剧是王海鸰老师，知道她写的《中国式离婚》《牵手》等剧都很厉害。剧本一打开我就没放下，一晚上就看完了。可以说看剧本时，我有好几次痛哭流涕。
北京青年报：您进组之后有哪些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丁勇岱：我演过工厂的戏，但这是我第一次演工人，我首先需要突破自己。而且周志刚这个角色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形象的缩影，对我来说极具挑战性，也极具诱惑力。
我特别感谢《人世间》剧组，因为年代戏的难度在于特别需要氛围，这部戏里光字片的景是在长春一个体育馆里搭出来的，搭得非常真实，一进到那里，我就觉得特别接地气。我对剧中人的经历一点不陌生，戏里的故事从1969年开始，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快毕业了，所以会不由自主想起点点滴滴的往事，我很多同学家住的就跟光字片的房子一样，屋里摆设都一模一样。
北京青年报：剧中的父母爱情特别打动观众，您的这种情感体会来自哪儿？
丁勇岱：来自我自己的父辈，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演这个戏，我时常想起我父亲。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老师，我跟着母亲长大，跟父亲聚少离多。小时候他一回来对我挺严厉，他一离开家去外地我还挺高兴。我原来不太理解父亲，这回演了周志刚，我能体会到父亲当时一定也是挺苦恼的，他们那代人可能都这样，为了国家的建设，常年抛家舍业。
拍这个戏时，我也经常想起白师傅，他是个八级架工。有段时间我父亲调到武汉工作，我跟着他去武汉，在那儿当了两年临时工，我当过瓦工，还当过电工。我现在还记得，在施工工地跟我一个宿舍住对床的老工人白师傅，那时他50多岁，我不到20岁。他在工地上是最有技术权威的工人，他的工资几乎跟工程师不相上下。他身上有的地方很像周志刚，比如他心肠挺好的，就是好话不会好好说，处长了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人。我记得有时候我早晨起来晚了，他永远都是把大门、窗户全部打开，自己出工去了，大冬天把我冻得够呛，他就是这么个脾气，跟你没商量。
在周志刚这个人物的表演上，我是力求更多地还原生活，更真实、更生动、更准确地把那段生活呈现给观众，什么多余的都不设计。
北京青年报：周志刚去世那场戏，弹幕里很多人哭了。
丁勇岱：周志刚去世那场戏，其实后面的对话是现场发挥的。本来爸爸躺在床上说完“你们都累了，都睡觉吧”这句话，这场戏就应该结束了。但是那天导演没喊停，雷佳音接着就问了一句：“爸，咱们家你最喜欢谁？”他一问，我就接着说：“你们三个都是好孩子，爸爸都喜欢。”他又说：“不行，你必须得说最喜欢哪个？”我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等你哥哥姐姐都不在，爸爸就说你是最好的。”宋佳还补充了一句：“爸爸就是老狐狸。”最后我还说：“爸爸是老狐狸，你们三个都是小狐狸，你妈妈就是养狐狸的。”
当时拍这个戏几个月了，人物也有点儿附体，我们就随口而出了，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旁边监制的人都动容了，大家都流泪了。再加上导演很有经验，他也了解雷佳音、宋佳、辛柏青这些优秀的演员，所以也给演员留着空间，希望大家在戏上能延伸出更生动的东西。我也很感谢雷佳音在现场的这个提问，引出来这么一段戏，大家挺感动的，最后还保留了。
在处理这段戏的时候，我没有让周志刚过分地伤感，我演的时候也不想上气不接下气的，因为我觉得周志刚这个父亲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不想在临走时把痛苦留给孩子，而是强忍病痛，把欢乐留给孩子。
北京青年报：剧中周志刚、周秉昆父子吵架那场戏特别戳人，也有现实中的投射吗？
丁勇岱：我毕竟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十几岁当临时工也曾困惑过，空虚过，迷茫过，尤其我还经历了母亲被关牛棚、父亲下放干校，我确实能体会这种苦难的东西。
不过我跟我父亲没有这么吵过。周志刚跟周秉昆能这么吵，是因为他们父子一度误解很深。其实周志刚是一个很疼爱孩子、很热爱这个家的父亲，后来他的转变也很大。周志刚这个角色演下来，我最大感觉是很累心，非常累。
把自己当观众，在脑子里过电影
北京青年报：做演员是您最初的理想吗？您是如何走上演艺之路的？
丁勇岱：我的表演启蒙是在中学时期。当时学校管文艺宣传队的老师排舞蹈，缺个男孩就把我找去了。那次是我第一次跳新疆舞，打着手鼓，特别快乐。结果好多人说跳新疆舞那个孩子挺活泼的，演出之后我就参加了文艺队。后来内蒙古歌剧团拍歌剧《海岛女民兵》缺一个小孩，就把我借过去演出，那是我第一次走上专业化的舞台。
演完我就继续回学校上课，高中毕业时赶上上山下乡，我们家就我留城了。十六七岁开始走向社会，家里给我找了个筛沙子的工作。我记得筛一筐沙子挣一毛五，一天筛三筐。当时最高兴的事，是星期六上完班能去洗个澡、把衣服洗一洗。那时候为了我长身体，我妹妹把我爸从南方带来的腊肠、梅菜、大米蒸好，放饭盒里，叫我带着吃，家里边都吃玉米面这样的粗粮。
毕竟中学有过一段舞台经历，我心里对表演还是有些憧憬。而且我妈妈喜欢看电影，从小我常跟着妈妈看电影、看演出，家里一直订《大众电影》杂志，这些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看电影时我总是遐想，我要是能生活在电影里多好，我记得当时看《流浪者》特别感动，觉得拉兹就好像是自己一样。
有一次碰到当年一块儿演歌剧的一位剧团老师，得知我在当工人，他说：“现在内蒙古艺术学校在招生，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戏剧班，你不去试试吗？”我说我已经当工人了。他说：“你还是应该去考一考，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他这样一鼓励，我妈妈的老同事伊德尔老师就把我推荐给招生的高彬老师，高彬老师让他的爱人给我辅导了一个星期，意思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后来，我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校。
记得离开工厂的时候去跟白师傅告别，他说：“去演戏了？”我说：“对呀，去学这个了。”他说：“行啊，演戏也挺好，那就不用受罪了。”完了他又说：“男孩子干这个也没啥意思。”
其实我考上艺校，我爸爸也不太接受，跟我隔阂了有一两年，后来才转变了。我妈妈比较开明，她就说：“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1983年我毕业分配去了内蒙古话剧团，在那儿演了很多舞台剧。直到2000年离开内蒙古。
北京青年报：在话剧团是怎么接触到影视剧的？
丁勇岱：当时空政的话剧导演王贵在内蒙古拍《天地人》，我参演了这个话剧，演出后反响很大，我也跟导演组都认识了，他们说：“你应该多拍拍电影电视，有时间到北京找我们，我们给你引荐一下。”我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我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边导说电视剧《泰山挑夫》正在选演员，我那时候每天练肌肉，他就说让人家看看我。我去了之后当场就定了我演男二号。于是我就跟着这个戏到了山东，我记得到的那天都半夜了，把我们都叫来开会，说现在有个想法，定我演男一号，跟原来的男一号互换。我说这不合适，但导演组和原来的男一号王超都说：“你演更合适。”这样一调整，我就演了我的第一个影视剧男一号。
演完我就回内蒙古了。过了不久我收到一个电报，上面写着：“我是导演姚金兰，刚看完你演的《泰山挑夫》的剪片，我们现在想找男一号，觉得你比较合适，晚上请到邮局给我打个长途电话。”就这样我又上了第二个戏。
北京青年报：您的从影之路听起来顺风顺水的。
丁勇岱：除了刚到剧团的时候不太顺，因为那时候很多剧组去内蒙古选演员，每次看到我都说挺好，但最后总说“就是岁数小了点”。所以在剧团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变得老一点。现在倒好，想小小不了，人生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后来演电视剧都还比较顺，像1993年我拍王文杰导演的《天路》是男一号，我第一次演老头。后来郑小龙导演发现了我，拍了《驼道》也是男一号。然后张新建导演又找我演《兵谣》等等，基本都是男一号。
北京青年报：一直以来支持您创作各种人物角色的动力是什么？
丁勇岱：自己喜欢，自己热爱。实事求是说，我也问自己，除了演戏还干啥？别的咱也不会，做买卖又不喜欢。再一个我也赶上比较好的时候，2000年就碰到《末路》演了白宝山那样一个杀人犯，而且这种拍摄方法比较纪实、能跟原型一起演的戏，不是很容易就能碰到的。这部戏下来以后，自己也来了很高的兴致，觉得挺过瘾的，起码有点成就感了。
北京青年报：据说拍完那个戏，有一次警察看见您下意识地摸枪，是真事吗？
丁勇岱：这个事真实经历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五六个人一块去康定拍电影《高原如梦》，进北京站上火车，从我们身边过去一个警察，他见着我以后，手就摸了一下枪，把我和黄海波吓了一跳。我愣了一下，还挺友好地跟他笑了笑，他就走了。后来上了火车半天不开车，我就躺在卧铺上看报纸，接着就看警察一队一队地从过道走过去。不一会儿，来了一堆警察一下把我们这儿给围住了，一个老警察把我的报纸拿起来，看了我半天说：“你是演白宝山的吧？”我说：“对，我演过。”他“哎呦”一声说：“我明白了。”我这时再一看，旁边那个小警察就是刚才遇见的那个警察。其他人都愣了，不明白怎么回事。那个老警察说：“简直胡闹，通知马上开车！”接着就把我们几个人全接到餐车上去。原来刚才那个小警察向老警察报告说：“刚才在站台遇见了一个绝对犯过大案的人，看见他上车了。”这才出现了开车前那一幕。那个小警察一再向我们表示抱歉，他说他看过《末路》，在他脑子里白宝山就是个犯罪分子。
北京青年报：前不久电影电视剧《跨过鸭绿江》里您饰演的彭德怀广受好评，又是怎么接到这个戏的？
丁勇岱：其实接到《跨过鸭绿江》那部戏挺意外的。我当时在四川拍戏，接到中央台工作人员的电话让我发两张照片，说正在准备筹拍抗美援朝的戏。我觉得肯定没戏就随便拍了两张发过去。过了挺长时间，那个戏都快杀青了，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确定了，你演彭德怀，现在全组就定了你一个演员。”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跟彭老总赴朝作战一样，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意思。
但我确实一点儿不像彭德怀，他太有特点了。比如他嘴唇厚，大家都很熟悉。后来我就去找口腔科医生，给他看彭德怀的老照片，他研究半天，最后决定给我加上牙片，加了牙片，我的嘴就噘出来了。后来经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化妆造型师张邦宠老师一造型，更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北京青年报：您演的彭德怀被认为是“形不似而神最似”,塑造人物时有什么秘诀吗？
丁勇岱：秘诀就是我经常把自己当成观众，自己在脑子里过电影，看看这么演行不行，是不是观众想要的。我演的时候，就是把彭德怀当成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再是大元帅，也得吃饭、睡觉；他再刚强，也有最柔软的地方。比如毛岸英牺牲那场戏，他的哭，很无助、很无奈。
到了这个年龄，观众的认可更重要
北京青年报：近两年您演了不少出彩的角色，今后还有什么艺术期望，比如获奖，比如接戏？
丁勇岱：实际上每一个角色演完，都有满意，都有遗憾。影视表演不像舞台剧，今天这场没演好，明天上台把这地方重新处理一下。所以就要全力以赴。
至于获奖，年轻时候想过，现在没想过。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观众的认可更重要。
这两年能演彭德怀、能演付长明、能演周志刚，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得感谢每一个导演以及制作方对我的信任，他们就是我的伯乐。我希望以后尽量能接到高品质的戏。
北京青年报：您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丁勇岱：我平时没事就喜欢在家待着。也爱看看电影，没什么特定的方向，仅仅是欣赏。接到剧本再看电影，就带有借鉴性地看，看看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比如为了拍《人世间》我看了《美国往事》《铁道员》《海峡》，我觉得周志刚身上似乎有那么点高仓健的东西。演彭德怀之前，我看了《巴顿将军》《至暗时刻》等等，从不同视角学习那段历史。
北京青年报：您觉得如何修炼演员的素养，对年轻人会有哪些期许？
丁勇岱：做演员需要比较强的综合素养，书本、生活，都重要。一个是要多看书，多看同行的影片、话剧；另一个要尽可能地多去接触生活中这样那样的人，更多地体验生活。比如我过去当过工人，突然有一天演《人世间》，那个记忆就起到了作用。而且我觉得，演员什么都会点儿才好，艺多不压身，我就挺羡慕现在的年轻演员能唱又能跳，都能有用武之地。
跟年轻人在一起拍戏，我觉得除了是共同的创作过程，也是学习他们新观念的过程。每一次拍戏，不管对手戏是谁，多多少少我都会有所获益。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和将来的孩子，不管你自己怎么奋斗，一定要有团队意识，要有朋友。因为有亲人在身边，有朋友在帮你，你就能克服很多困难，不管是分享快乐，还是分担苦难，你都不是孤独的。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丁勇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