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真是生意。有人已经做这个生意16年了。2006年，王敏娜在杭州成立了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碳资产的咨询和管理，是国内最早进入碳排放权交易领域的企业之一。
企业还有“碳资产”？“碳排放权”也能交易？记者找到王敏娜，和她聊了聊这个“神秘”行业。
偏门生意
创业之前，王敏娜在一家冷却塔企业里做销售，是公司的销售冠军，每年100万元的基本任务，她全年业绩能做到800万元。2005年，家里小孩8个月大，刚哄睡着，王敏娜正浏览新闻。她看到水泥行业的客户在新上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时，会申报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清洁发展机制”）。
CDM是什么？王敏娜之前从未听说过。原来，这是1997年世界各国在《京都议定书》中达成的一项机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履行减少碳排放的义务。若发达国家某企业一年需减少100个单位的碳排放，但是实际上只能做到95，那么另外的“5”就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购买。当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比在国内实现减排性价比更高。根据20多年前的测算，在欧洲减排1吨碳，投入成本大概20欧元，而中国的1吨碳汇标价8欧元，“差价”不小。当年，只要把中国国内企业产生的减排量经过联合国认证后，在欧洲碳市场出售，于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来说，可能是双赢。
她似懂非懂，但想试一试。2006年夏天，王敏娜参加了相关部门组织的CDM相关培训。在一次会议的提问环节中，有人问主讲人：“现在很多人想进入这个行业，但不少是规模很小的公司，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门槛？”“我们这个行业，正处在鼓励大家进入的阶段，而不是设门槛的时候。”台上的人回答。时至今日，王敏娜仍然感念这种开放的态度。“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碳交易相关的人才就是那时候开始培养的。”王敏娜说。
培训结束后，王敏娜想清楚了这门生意的基本逻辑——市场需求来源于国际买家，供应方则是国内的清洁能源项目，项目一步步上报，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后，再到联合国，联合国批准了，签发减排量，欧洲买家买到，就能在欧洲碳市场抵扣配额。而王敏娜则扮演桥梁角色，公司提前谈好来往价钱，或者提前敲定佣金比例，赚一笔服务费。
真正投身这门生意前，王敏娜还参加了一个创业比赛，项目申报书的内容就是关于企业碳资产管理。当时，包括评委在内，几乎没人听得懂其中门道。复试的时候，一位企业家评委忍不住问她：“这个市场，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吧？”
开始跑业务那年，王敏娜26岁，给自己名片上印的职位是“经理”，而非“总经理”，王敏娜解释，“因为太年轻了，怕别人不信”，即便如此，她去跟企业谈项目时，依旧很多人觉得她是骗子，还有人用家乡话当着她的面说：“这些人是来骗吃骗喝的。”也怪不得别人，企业碳资产管理和碳交易的概念，在十多年前，实在太偏门了。
当时的市场，基本算是一片空白。连王敏娜自己还是门外汉。不过偏门生意也有好处，业内竞争者少，容易挣钱。就在王敏娜自己还在犹疑时，国家发改委把买家、卖家和服务商的信息都发布在相关网站上，客户主动找来了。当时王敏娜租的办公室只有20多平方米，却已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造访。
湖州的垃圾焚烧项目、江西景德镇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和西部地区某水电项目，都成了王敏娜的客户。刚开始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客户将信将疑，王敏娜没有解释，事实上当时也很难解释，她一头扎进去，到现场做监测推进项目。2008年，该项目的碳减排量出售给日本住友集团，并让客户获得500多万元的收益，“自己创业的同时还能帮客户挣钱”，这让王敏娜有了信心，也坚信这份事业有意义。
短短数年，一个小团队在联合国成功注册36个CDM项目，为客户达成的碳交易累计金额达数千万元。势头一片大好，欧洲的碳交易市场非常火爆，王敏娜看到一个银行的内部资料，判断2012年碳价每吨会到38欧元。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去成立碳交易相关的部门，很多公司提前购买未来的碳排放指标。“很好的预期，稳定的现金流。”王敏娜说，同事们在公司里开玩笑，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很快就能轻松地在办公室打牌了。
王敏娜正在活动中介绍碳市场和碳交易。
细水长流
没想到，事情未如预期那般顺利发展。2012年前后，国内很多碳交易相关的从业者退出了。王敏娜听说，好几个跟她类似的创业者关了公司，找工作去了。
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在于，碳资产的概念原本不存在，二氧化碳排放权既不是商品，也不具有经济价值，碳交易市场基于人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制定的规则才得以建立。
因为《京都议定书》，中国企业才能向欧洲市场销售碳排放指标。而王敏娜2006年成立公司，还算是踩在风口上。但《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到期。2009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哪些国家应该减少排放？该减排多少？这些问题被重新讨论。最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并未能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这意味着《京都议定书》名存实亡，只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减排量才被承认。中欧之间的碳交易发展随之停滞。再加上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碳排放配额出现过剩。碳汇价格骤降，每吨碳减排量从20欧元降到0.3欧元。行业进入萧条期，有一段时期，王敏娜的公司几乎无生意可做——时至今日，王敏娜依旧对国际形势非常敏感，对一些国家的选举结果、经济走势和新政策等，都保持高度的关注。
碳交易市场受国际形势影响较大，与此同时，国内建立碳市场的脚步始终未停。
我国碳市场建设从地方试点起步。201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2013年起，7个地方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2013年，王敏娜受邀出席在波兰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上，她听了深圳和上海两地政府官员关于国内试点碳市场建设的演讲，深受触动。王敏娜觉得，“大家对碳市场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国内碳市场肯定能发展得好”。基于这样的判断，她带领公司转型业务，挖掘国内市场。
国内的碳资产管理需要王敏娜这样的专业选手。一方面，正如证券等投资市场一样，企业什么时候该“买碳”，买多少，用什么样的价格，选择在哪个节点卖掉，都需要更专业的策划和分析；另一方面，在碳配额交易市场，为了更好履约，企业需要提前对自身的碳排放量及时盘查，随时掌握相关数据；另外，有了主动管理，企业还能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收获更多市场效益。
很快，找上王敏娜的客户由外国公司变成了国内各类企业。大中型企业需要碳数据、碳报告，中小型企业需要碳足迹、碳标签。事实证明，王敏娜的公司挺过来了，2014年还获得了3000万元的投资。
从那时起，王敏娜一年到头在国内到处跑，在不同的场合与企业界谈“中国碳排放交易”和“气候变化”话题。她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建设，不仅要靠政府部门，还要依靠一批像她这样的“碳”路者，只有让政府和企业进一步了解碳市场及其运行模式，碳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全国碳市场启动，王敏娜的事业迎来稳步上升期，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各种会议都邀请她参加，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找来，要求也越来越多：编制温室气体清单，做低碳试点方案和相关规划，帮助产业园区进行循环化改造，给企业做第三方核查、碳汇交易、低碳技术支撑……她自称工作没啥波澜，按部就班，却也透露了碳交易这门生意“细水长流”的性质，比如一个20万元的项目要搭上一年多的周期，这挣的确实不是快钱。
2022年1月，王敏娜公司又一次搬家。
不是风口
2020年，对王敏娜和同行们而言，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年份。2020年9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在国内外引发关注。
王敏娜越来越忙，经常需要当天从杭州“打飞的”来回全国各地；她常穿着一套职业装，背着一个双肩包，那是一个更像是男程序员款式的双肩包，跟她的裙装或西装有点不搭，她倒直白：这包能装东西，方便背着跑。
记者跟她约采访，时间一改再改，很多时候她确实身不由己，好不容易面对面坐下来了，聊了没多久，临时来了客户，只能起身下次约电话。对于具体项目，因为涉及客户要求和商业机密，她很低调，并不多谈，但她有时也掩不住自豪：去年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她以服务保障人员的身份参会，原来是她和同事帮大会做了碳中和方案——会场看不到塑料瓶装水，倒是常见玻璃杯，会议用车多是新能源汽车或者共享单车……据王敏娜观察，类似的“零碳”会议，在长三角正越来越多。
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仅仅半年，到2021年12月31日，我国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1.79亿吨，成交额76.61亿元，市场之大可见一斑。2021年，王敏娜和同事们在全国做了260个“碳”项目，比2020年增长了40%，这种快速增长还在持续，政府、企业、科研部门讨论的“碳”话题越来越细。王敏娜观察到，大家越来越重视“碳”这件事，这成了一个大趋势，这是一件好事。毕竟，碳中和早已不是一个风口，不会是一阵风刮过就停止；关于“碳”的生意，也成了一项可以干一辈子的事。
最近，王敏娜的公司搬了家，从一栋写字楼里拥挤的小办公室，升级为1600平方米的大平层，团队也扩张了，他们更忙了。
延伸阅读：为什么建碳市场?
建立碳市场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市场手段之一。
2021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碳排放权全国交易市场。碳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目前全国碳市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碳配额交易，碳配额是国家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额度，分配的基准值是国家参照企业所在行业内，相对先进的碳排放水平确定；另一种是自愿减排交易，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取得减排凭证，用以抵消清缴碳排放配额。技术先进、减排能力强的企业碳配额会产生盈余，反之，则会产生缺口。成功减排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超额排放就得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
1997年《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把温室气体排放权当作商品，从而形成碳交易。中国2007年前后经历了国际碳交易的繁荣期，国际交易期间，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总量占到全球57%之高，中国企业通过CDM项目直接获利超过千亿元。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盟的履约企业由于减产，轻松完成任务，不必再通过碳交易完成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国际碳交易逐渐进入低潮期。
通过碳交易实现减排，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对企业来说缓冲空间最大的减排方式。我国碳市场建设从地方试点起步。201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2013年起，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2020年12月30日，生态环境部宣布发电行业率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2021年2月1日，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发布，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021年7月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营业。
长期以来，清洁能源的供应一直伴随着高成本和高价格，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洁能源的推广和使用。市场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面临经济发展需要和支付碳价带来的较高发展成本的矛盾时，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很难完全下定决心继续推进碳交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立，成为加快碳市场形成的“催化剂”。
碳交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变清洁能源供应者和使用者在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劣势。碳市场建立后，排放规模大的生产企业一旦突破排放配额，就不得不购买碳排放权保持运营，从而倒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外，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对减碳降碳投资者的奖励，到市场上出售配额同样获利。
目前，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争当“卖碳翁”，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将越来越近。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巩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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