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五个国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到来,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量子晚报携手推出了音频栏《江苏红色特工档案》,向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榜样致敬,弘扬江苏文化,传递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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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你是何许人,多姿多彩多风尘,出入虎穴千百遍,多少英雄尽无名!”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潘汉年》播出,主题歌《人间处处重真情》荡气回肠,咏叹了潘汉年同志跌宕起伏的一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和重要领导人,潘汉年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潘汉年1906年出身在江苏宜兴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自幼聪明好学,学业长进很快。16岁时初中尚未毕业,潘汉年辍学回家,随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发表了许多作品。1925年,潘汉年来到上海滩闯荡,在中华书局谋生,第二年加入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其间,因参加中华书局的罢工和营救同事等革命活动而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1926年,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1928年被党组织调到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担起了团结党内外进步文化人士,积极推进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重担,筹备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团体,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
1931年春天,潘汉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从半公开的文艺战线,转向了秘密的隐蔽战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决定整顿、重建中央特科。周恩来找到潘汉年,神情严肃地说:“中央特科原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了,我党面临极大的风险。为避免损失,必须立刻改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赵容同志和你负责。你同时兼任情报科长,赵容任行动队队长,立即开始工作。”听着周恩来不容置疑的决定,潘汉年意识到这一任务非同一般,刚还有些诧异的表情迅速变得坚定有力,他郑重地回答道:“是!”随即,周恩来向他交代:“你要与左联、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脱离接触,使自己变成灰色,好像很消极的样子,你的代号叫小开。”也就从那时起,潘汉年代号“小开”,开始了他一生中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
潘汉年接任情报科长之时,党在白色恐怖之下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局面,敌人军、警、宪、特横行,气焰嚣张。潘汉年切断了和左翼文化界的交往,彻底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他经常变换身份,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裙;时而短装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则以步当车,悄悄地行走于街头巷尾。在白色恐怖之中,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193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遭受挫折的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党的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叛变。此后,敌人到处抓捕周恩来,黔驴技穷之下,又使出造谣污蔑的伎俩。在周恩来安全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和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合谋,精心炮制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各大报刊连续刊登。《启事》称有243人自愿脱离共产党组织,但指名道姓的却只有“伍豪”一人。“伍豪”是周恩来在革命生涯早期常用的笔名,在国共两党内知道的人很多。
为戳穿敌人的无耻阴谋,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指示潘汉年起草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以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为了更加明确有力地公开辟谣,上级组织令中央特科在《申报》发表一篇正面辟谣启事。潘汉年找到上海的进步律师陈志皋,由陈志皋出面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申报》的常年法律顾问巴和为伍豪辟谣。不久后,《申报》在显著位置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化名。这则启事措辞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了事实,一经登出,敌人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即大白于天下,彻底戳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阴谋。陈云于1983年1月23日谈及此事时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当年,顾顺章曾扬言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将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可是当这个巨大的阴谋变成了泡影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便加强了内部防范措施,中共安置在敌人机关内部的人员或暴露或转移,重新建立情报网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要在这种高度机密的特务机构中建立情报组织,是何等的困难!潘汉年精心筹划,费尽心机,领导中央特科情报科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实现了情报组织由外及里的逐渐渗透。
首先是收买和说服了在国民党的反共心脏——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的吴汉祺和国民党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赵子柏。吴汉祺,早年参加过北伐,由于工作关系,吴汉祺和潘汉年相识,并且还与潘汉年的秘书欧阳新相熟。大革命失败后,吴汉祺投靠到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门下效力,充当情报人员。除了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外,他还搜集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潘汉年想通过吴汉祺打开上海市社会局的缺口,开辟门路,进而将情报网扩大到其他国民党机构,但他又怕吴汉祺清楚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就让欧阳新设法与吴汉祺接近。欧阳新在潘汉年的指导下,经过一番周折,一步步地把吴汉祺引上了钩,并在最短时间,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安插了中共的情报耳目。此外,潘汉年还收买了巡捕房的赵子柏,赵子柏为利益驱动答应为中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31年6月党的领导人向忠发被捕以后,潘汉年就是通过赵子柏向法租界巡捕房暗中打通关节,要求巡捕房的头领如果国民党政府要求引渡向忠发,他们一定要设法从中加以阻挠。尽管营救向忠发失败,但得到了一大笔酬金的赵子柏,欣然应允如遇极其重要的情报随时向中共汇报。赵子柏遂成为潘汉年设在法租界巡捕房中的一个可靠耳目。
还有著名的保皇派杨度,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是在潘汉年的积极争取和介绍下,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其他如王绍鏊、胡鄂公等等,都是由于潘汉年不计前嫌,胸怀天下,任人唯贤才使得八方人士汇聚成了一股股涌动的暗流,编织成了一道道无形的情报之网,从而保卫了党中央,保护了党的事业。
七七事变后,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八一三事变后,潘汉年组织、带领了大批党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撤退至香港,并在香港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9月,潘汉年前往延安,重回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再次在隐蔽战线上大显身手。他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日伪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本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梅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汉年还化名伪装成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察、宪兵、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潘汉年常说的,只要掌握了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汉年通过情报网络为党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战略情报。例如,1939年上报了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计划。1941年6月13日,向延安提供了“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该情报由中央及时转告了苏联方面。7月至10月,又向中央上报了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以及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等。
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先后在东北、上海、香港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在获悉敌情、瓦解敌军、上层统战和城市接管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上海解放后,1949年5月11日,周恩来接见了潘汉年,详细听取了三年来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汇报,并对这几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会面很快结束,周恩来向潘汉年宣布了中央的任命:“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和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让新中国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此后,毛泽东、刘少奇也先后接见了潘汉年,尤其是毛泽东亲切而风趣地称潘汉年为“小开”,使他十分感动。事实也证明,潘汉年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上海在解放之初的城市稳定和正常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风云突变,1955年,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捕入狱,1977年在长沙凄苦病逝,蒙冤20多年。1982年,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文件,郑重宣布为潘汉年平反,并对他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斯人已去,但他的形象却永远铭刻在党的史册上。正如一位领导人对潘汉年的评价:日月不淹、春秋作序。他出入虎穴纵横捭阖的斗争艺术、他殚精竭虑忠诚于党的优秀品质、他落花成泥不改其香的高尚节操,已经成为隐蔽战线永恒的楷模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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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