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再现了“赦免”历史的《特赦1959》，讲述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将于1959年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高级战犯的赦免故事。
199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张铎，近些年在北京发展，但依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份子。从大三第一次在《情深深雨濛濛》中“出道”至今，张铎参演过包括《给我一支烟》《我的青春谁做主》《老有所依》《青年医生》《新神探联盟》《楼外楼》等多部知名影视剧。其中，凭借《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高齐一角，获得第16届上海电视节最具潜力男演员奖；凭借《楼外楼》的洪家宝一角，入围华鼎奖中国近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
大大小小超过40个影视角色，张铎向观众展现作为演员的各种可能性的同时，也让他对表演的积累和感悟越来深刻。
日前，张铎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独家专访，他坦言：“这个角色演起来挺费力，一演偏就容易成了‘伟光正’或‘高大全’人物。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处理好细节，要演得真实。”
无论角色如何“正面”，还是要找到作为“人”的内在逻辑
上观：为什么会接演王英光这个角色？你在一次采访中也表示‘如果不接这个角色，会遗憾一生？’当时就预料到了现在的热度？
张铎：这部剧到目前为止，反响很不错，这和制作团队所呈现的电视剧质感有很大关系。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角色时，并没有非常高的预期。当时只是觉得，这样的题材比较有意义，和我的档期时间也比较匹配，就接了。
上观：这部剧的“特赦”题材是国内首次在电视剧中呈现，王英光这个角色也应该是国产剧中的“头一个”，在没有前辈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怎么让自己更贴近角色？
张铎：是的，这样的角色我之前也没有经历过。作为演员，我希望接到不同题材的角色，作出不同的解读方式，抱着这样的心情，我进了剧组。但是单纯凭借以前掌握的一些表演方法，依然不知道能否胜任。突然有一天我受到了启发，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在国共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依然能赢得胜利？并且可以对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进行说服乃至特赦的工作？我想，答案就是信仰。刚进剧组开会，导演召集了40多人，基本是出演国民党战犯的演员为主，演共产党的也就我和政委等三四个人。你完全能够直观感受到力量对比的差异，要在剧中说服他们，并在气场上压倒他们，靠的就是精神和信仰的力量。
上观：如何把这种抽象的信仰潜移默化地体现在具体的表演中？
张铎：还是要找到作为“一个人”的逻辑。光有信仰，没有人性，那这个人物也很难立住。除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王英光应该有人性的思考。单一的“伟光正”会太拔高，王英光不止是党的干部，还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有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心态。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一开始让他去功德林工作，他最初是不愿意的，因为他的亲人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但这又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所以他也会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变化。不能因为演的是正面人物，就把人性去掉了，这就虚假了。
还有在和战犯交流的过程中，也不能因为剧本写了“他被改造好了”，那前面所采用的办法就一定是个好办法。在展现给观众的过程中，所有的办法往往是试试看的。王英光有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会说：“我们太行山上下来的人，不怕困难。”但革命者的精神也要和人性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才能区别于“伟光正”形象，观众看了才会觉得真实。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注意这些细节，要从正常人的思维出发，比如他会怎样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完全的“高大全”。
上观：在《特赦1959》中，观众确实看到了一个比较真实、饱满的干部形象。
张铎：在表演中塑造人物，我自己的感受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角色在荧屏呈现的“这一刻”，观众完全可以猜到你“下一刻”会怎么演？第二个层次是：一些关键时刻，演员有很多种表演选择，你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那样表达，但你可能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最好的？第三种层次是：你有明确的选择，而且往往这个选择的结果会得到观众和同行的认可。我希望自己的表演能达到第三个层次吧。
剧中有几场戏，我作了尝试。比如我和剧中母亲见面的那场。王英光年少离家去革命，这些年母亲对他的生死并不知道。常规的演法，表达母子见面的喜悦和悲伤，肯定没有错。但是观众看了并不会有新鲜感。我处理这场戏时，是先看到母亲蹲在地上烧炉子，我就在她身边一蹲，说了一句玩笑话：“这位姑娘，你需要帮忙吗？”母亲回头，摸我的脸，说：“老大，你回来了？”因为她在烧炉子，手上还有煤渣，所以这一摸脸，王英光的脸就黑了。他和母亲一起进门，看到镜子，又用轻快的语气说：“妈，看你给我弄个大花脸。”为什么这样设计动作和台词？因为我想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把母子之间的这种状态和情感抒发出来。作为一个离家多年的儿子，这一刻回家，想带给母亲的不是悲伤，而是欢乐，所以总想着逗母亲开心。
上观：这也应该就是演员给剧本的加分项吧。
张铎：希望我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吧。
上观：据说，你还为这个角色整理出了一套“16字”法则。
张铎：实际就是和战犯交流的方式：保持鼓励、格外尊重、以诚相待，柔软相处。其中，柔软相处是一种具体方法论。丘吉尔说过：最坏的谈判也比打仗好。其实，这16字也适用于生活中处理对他人的关系，不管是朋友、前辈、孩子、路人，也应该是这样。
一部戏演了三部戏的台词，但不以台词论“英雄”
上观：对你来说，台词关也是表演难点吗？之前你也说过：这是一部有着三部台词量的剧。
张铎：确实达到了三部剧的台词量。党中央有政策，不能对战犯体罚，唯一能做的就是谈话、聊天、说服、辩论。这八个字全都是说话，区别只是在于用什么方式说话。比如在信仰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辩论；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就可能是说服。整部电视剧中，逃不过的就是语言。尤其是一些政治层面、原则性的话，还要说得自然。比如会议上传达精神，我们希望是能说得落地让人接受，让人能听进去。
上观：这么大的台词量，是不是都是一遍过？
张铎：应该说，我希望不要耽误其他演员的时间，但我也没把‘一遍过’当作追求的标准。因为‘一遍过’可能只是没说错的‘一遍过’，未必就是表达最好的‘一遍过’。说台词，也有三个层次：让人听得清、听得明白、听得好听。所以，更需要的是通过台词把你想呈现的东西表达出来，给观众希望借助你的表演带出的感受、感动、情绪都带出来。
我记得剧中有一场王英光和妹妹的对话，他想让妹妹去功德林给战犯演出。妹妹一开始不情愿，理由是以前受这些人压迫，怎么可能还去给他们演出？我说：“我在功德林等你，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如果是命令式的，也没错，但就太硬了。我把语气从命令式改成了商量式的，更像一个哥哥对妹妹征询意见，也更符合人物关系。
上观：这部剧播出以来，反响很好。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对你如何评价？
张铎：对于家人和朋友的“打分”，我一般都会压低一些。因为他们会自带感情分，哪怕我演了一些不是很理想的戏，也一样会鼓励我。有一些业内不常联系的朋友，看了这部戏特意来联系我肯定我，这让我觉得可能真的还不错吧。
上观：王英光这个角色而言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性？
张铎：目前来说，各界反馈不错，算是我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吧。它不是一部商业剧，题材比较冷门，能够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把戏剧难点变成看点，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碰到这样水准的制作，对我来说，碰到这样的角色，比较幸运。
误打误撞考入表演专业，和上海渊源颇深
上观：《特赦1959》是上海出品的。您和上海也有很多缘分。
张铎：是的，我和上海渊源很深。我18岁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毕业后一开始留校任教。后来去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了几部话剧，之后又去了北京发展。但我现在还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也经常会回上海。
上观：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当演员？
张铎：读高中时，我玩票学了点声乐，老师建议我往艺术类高校尝试。有一次，偶然听到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年在哈尔滨招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考了。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是干嘛的，一心只想考音乐学院，还考了沈阳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东方音乐学院，“兜底”的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音乐系和音教系。但没想到，上海戏剧学院的一试、二试、三试竟然都过了，后来发现上海戏剧学院是文化部直属的，觉得这个挺好，就选了这个学校。进了上海戏剧学院，才知道原来是学表演的。
上观：后来音乐这块就放弃了？说不定，你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音乐家。
张铎：彻底放弃了，实际上，也唱得不怎么样。（笑）
上观：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后，是否才发现自己很喜欢表演？尤其是毕业能留校任教，应该说在专业领域相当优秀了。
张铎：我对这个喜欢的过程其实很模糊，也不一定是入门就很喜欢。我想，我本人和《特赦1959》的王英光差不多，就是：既然做了这件事，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的大学四年没耽误，也为后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进校的时候，就想好了，大学四年都不接戏，要好好学习。不过后来到了大三，有半年的影视实习期。于是和同学们一起投递了资料，正好《情深深雨濛濛》剧组说有一个几场戏的角色，觉得我比较适合，就去了。
上观：这也是你第一个真正触电的角色吧。从2001年的《情深深雨濛濛》到现在，这些年中，你觉得最有阶段性代表的作品是什么？
张铎：2005年，在赵宝刚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夜雨》中首次担纲男主角。那是改变我人生状态的一个戏，让圈里人知道了有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也因此有了后来的很多机会。而且那部戏教会我对演戏的认知，让我真正掌握了演戏的一些方法。在此之前，我其实还是比较懵懂。如何形容？大概就是“起得早醒得晚”的感觉。
然后是2009年《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高齐。那个角色本身非常讨喜。戏量不多，大概就100场戏。但在那么长的剧集中，能够给别人留下这么深刻印象，说明剧本赋予这个角色的魅力值已经是高分，至少在70分。而且高齐演起来不费力，不像王英光，演起来费力，演偏了，就会假，容易成了“伟光正”或“高大全”人物。之后的《老有所依》里的那个角色，也不好演。对我来说有挑战，但也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
上观：高齐助你获得第16届上海电视节最具潜力男演员奖。如今，《特赦1959》也是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作为上海“出道”的演员，你对上海这几年影视发展怎么看？
张铎：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上海这几年的文化产业领域非常好。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上海办文化公司，也有越来越多的戏在上海出品。文化产业并不限于影视剧，还包括话剧、音乐剧、外来的歌剧、演出等，这些方面融合起来，也让上海更具文化吸引力和竞争力。
没有哪个年龄段的演员更受欢迎，主要还是看作品
上观：观众从这么多影视剧里看到了不同形象的你，但无论是民国戏还是现代戏，基本上都是偏精英、帅气的类型。未来，你会倾向什么样的类型或挑战怎样的角色？
张铎：作为演员，总是想演不一样的。但演员的类型其实会被市场进程束缚，需要后者提供土壤和空间。为什么《亲爱的，热爱的》最近比较火，也是因为市场需要这类题材吧。
上观：关于演员的演技和流量，现在的影视圈似乎更注重流量。对此，你怎么看？
张铎：这取决于看待演技的标准，如果参照丹尼尔·戴-刘易斯那样的演员，包括我在内，都不算有演技的。实际上，我们的影视剧无论是10年前、20年前还是30年前，对演技和流量都需要吧。对演技的占比，10年前是15%，现在是10%。我是这么看，不一定准确。
上观：如何看待演员的年龄？男演员像你这样在40岁左右的，照理应该是迎来了更黄金的时段，是否因此有更多的平台和机会？
张铎：我觉得，没有哪个年龄段的演员更受欢迎，而是哪个年龄段都会有观众喜欢的演员。主要还是看作品，只要作品好，无论是哪个年龄段，都有人喜欢。年龄不是标准，作品才是。
上观：演而优则导，影视圈目前不乏从演员转型的导演。你也曾当过《钱多多嫁人记》制片人，演员之外的从业经历对个人而言有什么积累？你未来也会选择演而优则导吗？
张铎：我觉得他们做得挺好，能力也强，我现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是学当导演还是尝试做制片人，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在一部具体片子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当制作和当演员是矛盾的 ，如果要两者兼具或共生，就会很纠结。演员只要演好角色，但导演或制片人要照顾方方面面。所以，这类转型，除了能力之外，还要看你有没有充分的心力、愿力和精力。
栏目主编：李君娜 文字编辑：李君娜 图片编辑：项建英
图片来源：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