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山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电视剧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
谍战类型的源头源自建国后的反特题材，1949年《无形的战争》、1956年《国庆十点钟》、1957年《羊城暗哨》、1958年《英雄虎胆》、1960年《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在那个年代极为深入人心，伴随着那个年代重塑了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人民性话语的建构过程，反特题材的紧张、曲折的艺术特色深得当时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也为文革之后的一批反特题材电影提供了直接可供参考的艺术范式。
由于反特题材往往都是集中在建国前后，以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破坏、颠覆为主要线索，并以公安机关的胜利为最终结局的单一故事模式，使文革之后的一批类似电影在获得短暂关注后并没有实现艺术上的可持续发展，在后期甚至干脆走上了惊悚片的歧途。所以这就为在电视剧领域，从《敌营十八年》开始，从反特题材转型为谍战题材埋下了历史伏笔，套用导演郑扶林的话说，就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它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剧”。
只不过由于在上世纪末，80、9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人道主义和国学热等特殊历史语境下，包括谍战剧在内的几乎所有和红色题材相关的影视剧作品都被认为是“主旋律”作品，而在21世纪之前，“主旋律”基本上都意味着收视率的惨淡，所以基于以上原因谍战类型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获得深入发展。
反特题材的艺术资源更多被新世纪初的涉案剧所继承，在去除了反特题材的意识形态宣教基调，保留了原有的紧张、悬疑、猎奇的艺术特色，特别是最大程度的吸纳了上世纪末“严打”、“扫黄打非”等社会现实因素之后，涉案剧引发了收视狂潮。但随后也不可避免的直接导致了一大批制作低劣的同类型作品出现，尤其是一部分作品只顾追求商业利益而导致剧情低俗，并且毫无顾忌地展示犯罪场景和刑侦过程，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其实差不多也是新世纪以来，电视剧行业从制播分离到进一步市场化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由于收视率等商业因素而导致的类型化的大规模粗制滥造。针对这种现象，广电总局从2004年开始不断加强对涉案题材电视剧的监管、调控力度，才使涉案剧的泛滥得到了控制，新世纪以来的谍战剧浪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开始酝酿。
2002年，“誓言”三部曲的第一部《誓言无声》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成熟的谍战剧，虽说其中的“谍战”元素已经初露端倪，但依然没能摆脱反特题材的诸多缺点。紧随其后的《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2006 年的《暗算》才真正产生了全社会的反响，并由《潜伏》开始，谍战类型迅速发展成熟，且形成了稳定的艺术风格。
2012年的《悬崖》、《誓言今生》、《与狼共舞》就充分地吸收了近十年来谍战类型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领域已经相对成熟的类型模式。“誓言”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誓言今生》在吸纳了近年来诸多谍战剧类型模式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长河式时空跨度里，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不同历史场景放置在家族视野内，通过将国共的根本性政治分歧转喻为兄弟之争的形式展开，最后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结局。
在当前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原先的国共双方泾渭分明的类型模式已经无法整合今天华语文化圈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这一类“家族—兄弟”模式自然更容易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达成新的文化共识。
而《悬崖》、《与狼共舞》则吸纳了《潜伏》、《黎明之前》获得极大成功的叙事框架，套用了美剧每三分钟一个情节小高潮、每五分钟一个剧情大转折的紧凑结构，而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在人物角色设定上，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大型的真人闯关网络游戏，同时又在悬疑推理的“闯关”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分析，多条叙事线索高密度的快节奏展开，具有极强的代入感。特别是《悬崖》，贯穿全剧的冷峻、阴郁的整体氛围营造，比2011年的《黎明之前》更进一步，极大的丰富了谍战类型的艺术风格。
从反特题材到今天相对成熟的谍战类型，深刻地印证了30多年来我国电视剧行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充分地映射了这中间审美趣味的时空变迁，更说明今天的电视剧类型模式已经很难作为固定的分类依据，单一类型模式也已不再能简单地对应到某一特定的题材，同一题材完全可以使用不同的类型模式，相同的类型模式也可以因地制宜地使用在不同的题材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的类型模式发展开始更贴近青少年群体审美趣味、情感结构、价值标准，这是近些年来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