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缅边境的徐腾冲县城南，来到海拔只有300米的凤山，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年它经过20余天的强攻被中国军队攻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来了贺电。攻下这个制高点50天后，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9月14日全面收复了腾冲城。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人通过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座县城。1944年的中国战局，在战史作家余戈看来，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东线的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屡屡惨败，但在滇西，中国远征军大获全胜。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滇西抗战，历史学家们态度微妙。
1945年1月28日，滇缅国军会师典礼上，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中将、 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中将、第11 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中将、新1军军长孙立人中将等将领在检阅部队。（晏欢供图并翻译）
直至《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及《1944：龙陵会战》出版之前，国内没有与此相关的战史专著，仅有文史资料中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几部带有虚构色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余戈所写的三部“微观战史”，第一次将滇西的战事从战区、集团军、军级指挥层面，一直落实到了战场上的一兵一卒，以细密的步骤推进，清晰地复现了全部战事进程。今年8月，随着《1944：龙陵会战》的出版，“滇西抗战三部曲”终于完成。此时，距余戈最初开始这项计划，已经过去13年。
写作进入第10年，余戈曾登上来凤山山顶的白塔，俯瞰整个腾冲坝子，眼前的景象，令他心胸为之一开。“就像是凡·高的画”：远处黛青色的高黎贡山还笼罩在乌云下；近前湛蓝的天空，一道阳光从散开的云层中射下，如追光灯般打在大片金黄的稻田上。即便详细记录过发生在这里的5个多月血战，他依然有片刻失神了：“战争真的发生过吗？它何以一点痕迹都没了？自然界的自愈能力太强了，看上去把战争的痕迹都抹去了。”
痕迹还是有的，只是需要更仔细地察看。现在爬松山的人依然能在地上挖出弹壳，也随处可见枪炮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印记。关于这场战役的经过，也还在当地被热情传诵，甚至衍生出许多传说。余戈就是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以尽量精密、准确、理性的方式写下来。
应该把西线与东线联系起来
在日本人看来，二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战役日军被全歼，分别发生在滇西松山、腾冲以及缅北密支那。它们都是中国远征军的杰作。
怒江以西的滇西地区，可用“Y”字形的交通干线做一个划分：第一笔起于腾冲，止于龙陵；第二笔起于松山，经龙陵、芒市、遮放，止于国门畹町，也就是滇缅公路中国段；其中，龙陵是这个“Y”字线路的收束处。余戈以三部曲共200多万字篇幅记录的战事，正是发生在那里。
如飘带般蜿蜒于横断山脉的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和生命线。1938年通车后，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外援物资通道，货运汽车昼夜不停地将美援军火、物资运入中国。
1944年11月8日，一位中国士兵站在龙陵附近伏龙寺的废墟上，该地曾为日军重要据点。（由越众历史影像馆供图，陈京蕾翻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东南亚，切断了这条大动脉，迫使中美开辟了一条临时运输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但空中运输极为艰险，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超过了当时美军飞机的极限飞行高度，飞机只能在两峰之间的垭口穿过。许多飞行员经过垭口时，都能感受到下方金属折射的强光，那是不幸坠毁的飞机残骸散落山间，堆积而成的一座“铝谷”。
即便是最终成功飞抵昆明，所运物资也极为有限。因为飞机必须装着返程的航油出发，这大大降低了运载力。余戈打了个比方：“就像提着一个漏壶，就算到了地方，也只剩下底子了。若要再把通过驼峰航线过来的物资运到东线的湖南，对于整个战局基本于事无补。”空运远远无法满足需要，滇缅公路必须重开。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东线豫湘桂战场暗无天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是给别人帮忙，有些得不偿失。余戈不同意。“我们到缅甸打，不是帮忙去了，而是保护和重新接通我们自己的输血管。”他还认为，滇西是美援物资的聚集地，也是当时国力的增长点。“许多人忘了很重要的一点，战争必须依靠物质力量。在缅甸、滇西的仗，正是就着物资打的，这符合高效利用物力的运筹学原则”。
日本军史将滇西松山、腾冲之战称为“玉碎战”。站在中国的角度，余戈称之为“惨胜”。据官方统计，历时一年半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6.7万人，日军伤亡2.5万。在《1944：龙陵会战》最后部分，余戈也对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做了详细统计，其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在松山、腾冲之战中，敌我兵力之比为1比25，战损比为1比6，即我军用6个人换日军1个人。
1945年1月28日，远征军第2军军长王凌云（左2）、参谋长张镜澄（左1 ）与美军顾问鲁茨上校在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交界处标牌前 合影留念。（晏欢供图并翻译）
然而滇缅抗战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军事史专家们评出的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中，由英美主导的中缅印战区的缅北、滇西之战并未包括其中。
但在余戈眼中，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战进入反攻阶段的标志。这一点，必须将西线与东线相联系，才能体现出来。“过去一般认为，中国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是在1945年，在美国于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这是撇开西线战场之后的看法。其实，1944年，中国已经在西线开始反攻，并取得胜利了。”
1944年9月14日，美军士兵谢莫利下士操作 炮兵第10团的150毫米重型榴弹炮向龙陵日军炮击。（由越众历史影像馆供图，陈京蕾翻译）
拒绝煽情，拒绝入戏
《1944：松山战役笔记》完成第二年春，余戈受龙陵县政府之邀，对松山做历史资源普查。他走遍当年战火最炽烈的地方。每到一处，都会掏出自己的书，朗读一段对此地的记录。
也是在那时，他意外地发现，这本书已经被当地村民带上山，与菌菇、瓜果等山货一起售卖。看到它成了当地“土特产”，他感到欣慰。
即便如此，对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来说，“滇西抗战三部曲”依然显得枯燥。这三本书里，没有显而易见的戏剧冲突，没有感情色彩。余戈几乎是将战争史写成了战斗日志，对每一次交战的天气、地貌、装备、兵力、空中打击及支援情况、逃兵的逃亡路线等，都一一发掘。如同在战场的多个地点布下了摄像头，敌我双方的排兵布阵就在眼前，战事藉由细节获得再现，但掌镜者基本保持沉默。
这种被余戈称为“微观战史”的写法，将故事冲突隐藏在海量细节中。他曾付出相当努力，想把记录变得有趣，可最终还是留下了遗憾。
事实上，作为一份杂志的主编、一个经常发表博客并与网友交流的人，他并非不知道如何把故事讲得更好看。但对战事进行细致描述的执着，让他部分舍弃了趣味性。在“三部曲”的第一部《1944：松山战役笔记》前言中，他说：“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
“更多的工作是要完整呈现一段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纯证明一个清晰的观点。”余戈看到国内太多战争纪实文学“有意无意忽悠了读者”，一部分战史研究又重理论和结论，少了扎实的基础资料拓展。他要做的，是“以穷尽为标准搜集史料”，为“逼近真相”做一些源头性的工作。
比如，他曾对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纂的《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中的附件“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进行逐一核算，发现士兵负伤一栏的数字少算了1000人。作为要进入官方军事档案的源头资料，这种错误意味着引用其资料的研究的基础并不牢靠。这时，他就必须通过推理，剔除不可信的史料。
民族自信心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
今年初秋，在上海的一场讲座上，余戈身穿黑色T恤、军绿色裤子，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听众皆为男性，人数不多，都听得投入，带着诚恳的表情。
曾在部队当过雷达技师，现任解放军出版社旗下《军营文化杂志》主编的余戈，在许多场合都是一副军人做派，精神昂扬，讲话直接而爽利。有时候，他也显得一板一眼，就连每天夜跑，他都会循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在地图上“画出”一个非常规整的锯齿形。
这是一个出生于1960年代、从小被“打鬼子”的老电影熏陶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抗战情结”是挥之不去的。他说：“抗战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有一种精神拯救的意义。”他曾经痴迷于收藏抗战战利品，因为“战利品最能表达胜利的喜悦”，直到藏品堆满一屋子，他又开始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遗迹走访，凭吊先烈。直到走到松山，他被当地一位老村长对那段历史的激情打动，又随着阅读发现，“这段历史如此重大，却又如此模模糊糊”，为滇西抗战写书的想法渐渐形成了。
在写作中，他尽量撇除一切情感和观点。但现实中与他接触过的人，其实很容易感受到他的丰沛感情。在书的后记里，他会抒发一通对古今之事的感慨。在每本书的尾章“战役检讨”中，他也会综述当时各级指挥官的检讨，从各个方面梳理两军的差距。
余戈曾把抗战中中日军队的差距主要归结为“作风问题”，也就是“不认真”。比如1944年2月，一架中国战机在腾冲因天气原因迫降，机上的中国少校随身携带的密码本被日军缴获。但这件事发生后，我方毫无察觉。直到3个月后，远征军在战斗中意外缴获日军作战文件，发现他们已将我方的反攻作战部署列为“充分掌握的敌情”。但远征军高层怀疑重庆有日本卧底，密码还是没换，作战计划就这样一直暴露在日军眼前。直到战后日方出版战史，这个谜团才被破解。
“先进的地方总是相似的，落后的地方却各有不同。”兵员的训练也是问题。远征军配有美式武器装备，却因训练不够，无法发挥武器应有的效力。有人使用火焰喷射器，烧到了自己；因为体能和心理素质不够，虽然配有相当多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依然没有在交战时占上风。
余戈知道，作这种对比可能会“伤害一部分人的民族虚荣心”，可即便如此，也必须如实写出来。“要进步，就必须把问题撕开。民族自信心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整天喊着‘虽远必诛’没用，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偏的。”
对话余戈：
远征军老兵帮我建立了历史真实感
第一财经：从对滇西抗战的史料梳理中，你是否也能找到关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解释？
余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个人认为，史迪威是一个很有底层意识、能够推动改革的实干家，他有想法也有办法。在中国远征军和他有接触的很多军人，都对他很佩服，也很为他的责任感所打动。他一直夸赞中国士兵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如果给他们吃饱，加上好的领导，他们一定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指责在于上层将领，认为他们是阻力。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这里。他对中国了解很深，对“病灶”看得很准，就是治疗方案有些理想化了。他可能是伤害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但战争时期，要想获得一点改进，就无法处处迁就落后。实际上，美国政府也不会允许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后，中国战场依然无所作为，他们也是不断要投资回报的，这个责任就压在史迪威的肩膀上。他为美国利益服务，但他所做的一切对于中国有利，这也许只有撇开眼前功利、离得远一些才看得更清楚。后来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但美国力量也从中国逐渐抽身退出了，国民政府失去了一次可能的改革机会。这件事到底哪一方损失更大，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个重大话题。
第一财经：除了两军作战的内容之外，你也写到了“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与“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之间的书信交锋。田岛文绉绉写了一封诱降书，劝张问德投降，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则义正词严，把田岛驳得体无完肤。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民间的抵抗力量令你印象深刻？
余戈：龙陵沦陷后，龙陵组建了龙潞游击队。这是一支由当地爱国人士组成的队伍。从政治上说，游击队的存在说明虽然国土沦陷，但当地人民没有屈服。在日本人组织的伪政权之外，当地一直存在着抗日力量。从军事上说，游击队能够刺探敌情，把情报积累起来，交给远征军，对后来的大反攻作出很大贡献。后来，游击队也被编入战斗序列，配合了正规军的反攻作战。
第一财经：你觉得这些民间武装力量表现如何？
余戈：他们当然没有正规军组织那么严密。大家正在当地读书、做工，突然之间，家园就没有了。他们当然也可以在昆明流亡，但很多人是不甘心的，他们希望在家乡，和日本鬼子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龙潞游击队里，各种人都有，滇系军人、大学老师、大中学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普通人的家园情怀和抗战态度是积极的，很令人感动。游击队里还有土匪。当时滇西正在剿匪，突然滇西沦陷了，政府就招安了他们，让这些土匪加入游击队。
但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军队，管理上有漏洞，战斗素质也不很好。在遭遇大波折时，内部就会遇到很多问题，部队里有哗变的，有违反纪律的，曾经还被打散过，再重新组织起来。最初这支队伍的司令和副司令关系是很好的，后来因为一些利益问题又反目成仇，使得队伍分崩离析。这也非常能够说明普通人在面对战争时的表现。
第一财经：远征军的抗战老兵绝大部分都已凋零。你多次到滇西，有没有访问过他们？这些内容后来都用到书中了吗？
余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老兵都在历史暗处。现在，当我们要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纷纷离去。我访问的老兵不下100个。但真正直接用在书中的内容不多，大概不到20处。
老兵们讲的东西都很零碎，大多数内容是他们的训练和战地生活。因为所处位置的原因，他们大都不是一场战役的关键见证者，所说的也不是战史主线结构的内容，所以很难用在书中。我曾经采访过李华生老人，他告诉我，一次，他奉命护送师长从和顺镇骑马赶到腾冲北边的护珠寺开会。靠近腾冲西门外的开阔地时，师长让他骑马先冲过去。这时，日军的狙击火力就密集地打在他身前身后，他当时非常害怕，这才知道，师长就是让做“活靶子”，来引出日军火力点的。后来，我方调来一门炮，对着日军藏身的西门外一棵大树猛轰，把设在树上的日军机枪巢给端了。在护珠寺开的那次会议，正是进攻腾冲之前的战略会议。李华生老人的讲述恰好说明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背景，就被我很自然地用在书中。
当然，访问老兵对我来说，意义不仅在于直接引用他们的口述。更多时候，他们能够帮我对当时的战场有一个直观感受，能让我感受到彼时彼地的“气场”，建立起真实的历史感，有助于我对战争进行真切的还原。
“滇西抗战三部曲”
《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
三联书店2014、2015、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