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么多年，我觉得读书真的是很努力的，读书是武术，为什么你一只手推我？那么，没有10年8年的训练能出来吗？你今天早上师傅叫你这样推，你觉得晚上你学推一推就行了吗？特别是现代理论，它交织着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权力学说、解构主义方法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所有信息，你一个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写？
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1964年小学三年级时的博坤
我以前很少和别人谈论我的家务事。
其实我们家都是文人。我父亲啊，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岁数了，接近五十岁。他是奉军里面的高级军官，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文官，读书人。他是保定军官学校六期的学生，英文特别好，年轻时还写过军事方面的书，和陈诚这些人是同学。像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你们读《红岩》里面有小萝卜头儿和黄显声将军的故事，那个黄显声就是天天在我们家玩儿麻将的。
东北军去西安，我父亲没有跟去，当时他正有伤寒病，就留在了北京。这没去我们家就惨了，很长时间没有职业，在北京坐吃山空。后来他去了傅作义的部队，北平和平解放时就算作了起义军官。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填出身，我填的一直是 “反动官僚”。再后来我大哥把他安排到天津文化局下面一个剧场里工作，直到退休，绝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去世的时候，只有我两个哥哥伺候他。
我们家另一个背景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大哥。我们一共兄弟四个，我大哥叫鲍昌，二哥叫鲍晶，三哥叫鲍晟，现在两个大的哥哥都已经走了。我大哥从小跟着我父母在北京读书，他少年时就爱读一些“进步书籍”，爱从晋察冀来的同学那里打听一些解放区的消息，当时管共产党管的地区叫“山那边儿”，民间就是这么讲的，意思是山那边儿是另外一个世界。
1946年1月，他16岁生日那天，给家里留了一封信，然后一个人到西直门买了张火车票，就奔张家口了。当时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到张家口来就换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华北联合大学，所有这些学校都在一起。到了张家口他就一头栽到共产党文艺干部的圈儿里了，丁玲啊、周扬啊、冯牧啊、艾青等，都在那儿。他是他们那里面的小孩儿。到了那人家问他想干嘛，他就说想学文学，结果人说文学系已经爆满了，你就学音乐吧。他就学音乐去了，当时李焕之是音乐系的系主任。
“平津战役”时，我大哥随部队去了天津接管城市。开始是天津歌舞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喜欢文学嘛，不断写歌词，写话剧，算是青年作家了。另外我二哥鲍晶也到了天津，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天津音乐学院的组办，是最初的十来个人之一。
所以我家这个背景就是这样，我父亲呢，是一反动派；我大哥呢，是一个地道的共产党干部。
二
我小时候一直在北京，那时候我们家特别穷，还有个从东北带来的保姆，她也没地方去，就和我家相依为命。所以我小时候是特别双重的性格，每一次填写履历表对我都是特别大一个侮辱，姓名、性别、出身，你只能确认你是一狗崽子，你是一另类，你他妈的没有任何前途。另一方面，我哥哥那一边给我的影响又完全是革命的一面，什么丁玲啊、冯牧啊，从小就耳熟能详。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西四附近一个四户人家的院里，也可以称为“大杂院”。但是陌生人首次见到我，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旁边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不过确实跟我玩儿的就是两拨人，胡同里的和机关大院里的，胡同里的这拨大多比我大六七岁。
1965年鲍昆与大哥哥们在能仁胡同
今年春节，我把曾经带我玩的这帮老大哥们请到一块儿喝了一顿酒。这帮人永远不叫我大名，管我叫小民选，因为我出生那年是第一次全国人民普选。他们说为什么当年带着你玩啊，因为觉得你和一般孩子不一样，跟你能聊起来。当时这帮老大哥有初中生、高中生，也有是老兵、联动分子。我还记得，他们找我来，说你带路，撬你们小学校军宣队的房子偷军大衣去，那时候的老兵坏着呢。我几年级的时候就和这些老大哥侃希特勒、二战，他们说你小子连这也知道啊，我说我看书啊，后来跟着这些老大哥们也没少看书。
那帮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呆子”的，比我大六七岁，是个书痴。我上小学那会，大家的书是共享的，书在流转过程中呢，好多就没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大家都说“呆子”这孙子书多着呢，就不给咱们看。我记得1968年夏天没事，我就找“呆子”去了。他住新华社背面的棉花胡同里，我找他聊书，聊了个兴高采烈，聊着聊着我就说，听说你这书特多啊，能不能让我䁖䁖？他说那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肯定不说。因为我小嘛，他就打开一扇给别人永远不开的柜子门，果然，他给所有书都包上皮儿了，藏这儿了，有些就是那些“没了”的书——这叫“眯书”。我记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后面捆着特别厚的一摞书带回家了，里面还有《赫鲁晓夫讲演录》。
那时候我的读书量和很多老大哥是一样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差不多都读了。中国经典的西游、三国、水浒这些书在1965年以前我已经读完一遍了，然后在“文革” 中把《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官场现形记》《镜花缘》等这些都给读了。
三
我最早接触摄影，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我有个表哥，是地质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走南闯北，艺术家嘛，他当时三十多岁，老在家里玩儿摄影。这时候我也还在小学，起码我对这些东西有印象了，显影药，定影药，要有光，知道相纸到哪儿买。西单有一个卖照相馆裁剩下的相纸纸边儿的，一包包黑纸包着，几毛钱一包。
“文革”开始以后，大孩子都走了，北京城空空荡荡，我只能跟我的同龄同学们玩儿了。当时最高级的文化就是两样，一个是玩儿乐器，一个是玩儿照相。邻居里有文革前就工作的，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借吉他，借黑管。有的同学家有相机，就借来借去。那时候我就是看书、摄影，还有和街上不顺眼的碴架，青春啊，发泄不完的力量。
1969年在丰盛中学教室
中学毕业，我是我们同学里最后一批分配的。我们那时最早最牛的是当兵，当兵完了是分配工作。第一批去了砖瓦厂，家庭都是根正苗红的。我是1970年底才分配，最后一拨。当时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们家这成分啊。结果念到最后一名，同学跟我说叫你名字呢，鲍昆，就是你，要给我分配去西单商场。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妈乐得啊，你想那是多大的事啊。但我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当兵最牛，工人阶级也好，再惨，你是农，干商业？最惨！中国不一直是个轻商的国家么？
1970年底，我17岁，就到了西单商场。这时有个改变我一生的人，是我最大的恩人，我现在找不到了。她是我们学校的年级主任，当时叫连长。到西单商场报到的那天，我看她跟一个军代表说话，老冲我这边指指点点，我就感觉她一定是说这小子思想比较复杂，你们要注意。后来证明不是，是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们先在西单商场培训了一个月，解决轻商思想，然后填志愿， 十几个商品部，什么鞋帽部、百货部、纺织部等等，让我选，我填了食堂。一起分配来的不少人就都搞不懂了，因为谁都不愿意去食堂。其实我就是不爱站柜台，我觉得站柜台后面，让人看来看去算什么事儿啊，我说我在食堂做饭我挺高兴的。
分配结果公布，我被分配到了照相部，那是西单商场里面最最牛的一个工作，体面，有技术，我都晕了，真的假的啊？！后来我知道，是我那个老师说了话，说这小子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摄影，模样长得也挺像样的。
鲍昆1973年在西单照相馆
西单街面上当时有三家照相馆，一个是国泰照相馆，从上海迁京的；一个是欧亚照相馆；一个就是西单照相馆。真正老北京人都知道的是西单照相馆，就是后来的西单商场照相部。照相部近四十多个人，我被分在照相室，其他大部分人都在修版、暗房这些工种。当时照相馆师傅是很高尚的职业，有技术、体面、又挺神奇的。照相室那五个灯，我一玩就是八年。
那时候每个电影院门口都有一广告橱窗，里面都是最新电影的剧情照，都跟连环画一样，看不起电影看它也能知道大概剧情。几乎全中国电影院橱窗里的照片都是我们那儿洗印的，因为我们是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委托制作单位，这可是大活儿。新电影一出来，我们就得忙活半个月。我们洗一个“底”就一桌子那么一垛，然后人家来车拉走，再回去分封。活儿忙时，我也帮干暗房，一看药水乏了照片不上影了，拿点“米得儿（米吐尔）”和“海德儿”（对苯二酚）往里一扔，影立刻就上来了。我们配药跟中药房抓药的一样，谁拿着天平配药啊，各种药一桌子，用手抓，冲片子看灰的话，再补点碳氧（碳酸钠），再搁点溴化钾，防雾，立刻就正常了，我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四
到了1974年，社会比较稳定了，干部基本都在干校，不太打了，插队的知青在农村也老回来。那时候大家生活苦，但很安静。这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张海波，现在中央美院《世界美术》的社长。那时候他一到周末就找我来。他也带一些朋友来，中间就有陈渤的女儿陈小丽。陈小丽当时是典型的干部子女的气质，一身蓝衣服，大大咧咧的。张海波、陈小丽还带了不少香港的《摄影画报》给我们看。
1978年的鲍昆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春天知道的，就想上大学，拼命备战，文革开始时我才小学文化水平，哪儿学过啊？文革学了几句英文，叫工农兵，Peasants Soldiers Workers，然后再学了伟大舵手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就这么点。我的数学就是分数水平。半年内从分数水平要学到高三，结果第一次我考文科差2.5分没过线，没戏了。第二年我心就大了，我想学天文了，报的是兰州大学的地球物理系。那不他妈开玩笑么？等卷子一发下来我就知道全砸了，1978年考试题的难度完全上去了。
1979年，我还发奋，接着考，结果五一那天张海波来找我了。那真是好朋友，他说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我这两天老想你的事儿。我劝你不要再考理科了，你的基础根本不行，初一你都没上过，你擅长的是文科。他说的我那叫一个难受啊，我觉得我一生的志向就要没了。他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对你来说上学更重要，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大学太重要了。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时已经有消息说考大学的年龄限制在25岁。他说你必须这次一把过，别报什么北大清华，咱们就田忌赛马，要实惠的。所以我就报了北京财贸学院，高分考上了。
到了财贸学院，我学的是商业经济，这个专业，要不做经济学者，要不就走实践的路子，做管理者。可也就仨月，我们学校教务处的郑老师突然找我，说你上学之前是不是在照相馆工作啊，我说是啊，他说都会什么？我说都会啊，拍片子洗片子都会。他说那这样吧，咱们学校是个新学校，没人弄摄影这块。学校要添置设备，我们都不懂，既然你是专家，那你帮学校买相机去，你看看需要多少钱？我算了算，海鸥大小两款相机，闪光灯，放大机，总共两千多块钱。他说你去财务室拿发票去买吧。我就去崇文门外的“一级站”，买了全套，骑着自行车拉回学校，交给郑老师。他看了看又说，学校也没人会用啊，这样吧，学校有什么事儿呢你就来，有一间空房子你就当暗房吧。后来学校一开会就都是我拍照了，军训，运动会，全是。最早这个学校的照片我这儿都有。
后来又有一天，学校宣传部长找我，说你照相不错，我们都看到了，现在有一事儿，跟你这个工作有关系（俨然就成了我一个工作了）。说某月某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高校摄影学会筹备会议，你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吧。我一看那个公函说，部长，这是给老师的吧？他说嗨，咱们这儿也没人专职干这个，你就去吧！
五
1980年4月北京高校摄影学会成立敖恩洪发表祝贺词
这是1980年4月，当时北大，清华，钢院，师大等这些学校搞摄影的都到北大开会，主要目的是成立北京高校摄影学会，并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合作，办一次全国摄影讲习班。第一天散会的时候，会议主持人北大的桑祥森（那时候他地位很高，拍了大量的北大老教授）就宣布，今天参加会议的就算是北京高校摄影学会的会员了，到我这儿留下你们的通讯地址。参会的都是老师身份，都戴着红校徽。我是学生，戴白校徽。趁着人走的差不多了，我到讲台那儿，找桑祥森，他看我戴着白校徽，说你是学生啊，你到这儿干嘛来了？我说我正想说这个事儿，我是北京财贸学院的，我们是一新学校，没有摄影干部，我在帮着干，您看我还留通讯地址吗？他愣了一下说，留，也好，就你一学生会员。
当时那个全国摄影讲习班讲课的大多是国宝级人物，像冯牧、林默涵、阳翰笙、黄永玉、王朝闻……中国文艺界的好多大佬。讲了近两个月，上下午，脱产。还有电影学院的韦彰、刘国典等讲技术，摄影界的有吴印咸、黄翔、敖恩洪等。记得茹遂初拿来好多从日本弄来的过膜摄影印刷品，把我们都唬住了，觉得太牛了，没见过，太精美了。当时觉得他特国际化，特大师，那时候的人太土了。当时特别出彩的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孙梅兰，老太太现在估计奔八十了，主要讲李可染，讲法有些心灵鸡汤式的煽情，她当时是最火的。
这个班上我认识了龙熹祖，那时候他在《大众摄影》工作，大夏天的从红星胡同骑着自行车到北大来听课，中午就在桌子上躺着休息，印象极深。
《光的键盘乐》 1980年8月北京建国门立交桥。参加“自然·社会·人”第三回展
我还认识了一些“四月影会”的人，穆雨晴、孙青青等好几个。孙青青告诉我说可以向香港画报投稿，告诉我投递的地址。1981年我就投稿，都得奖了。这一年“四月影会”的第三回展览我也参加了，忘了是谁帮我送的照片。
我的《国魂》那张作品，就是这一年拍的，受王志平启发。王志平用这种方法拍过一个圆明园西洋楼的柱子，在四月影会第二回展展过，叫《灿烂的历史》。我特喜欢，觉得特牛。后来我说我也玩儿这个，我就琢磨拍长城。第一次叫上了张海波，春节去的。住老乡家里，夜里借了把镰刀上山了，脸都刮坏了，用了个小闪光灯，结果片子冲出来根本就不行，没戏。后来我就天天琢磨。那时候抽烟，八达岭牌，两毛八一盒，上课的时候就在那个包装纸上用笔画，就想出了个色彩学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方案。然后我就找了讲习班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李川，他有个日本的闪光灯，指数大。再叫张海波，他死活不去了，说肯定没戏。后来找凌飞，他也怀疑说行么？我说行不行试一试呗，我们仨人就带着家伙上了长城了。结果拍成了。
《国魂》1982年5月，鲍昆、凌飞、李川 摄
当时凌飞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熟，他去送片子。给《大众摄影》的欧阳杰看，喜欢的不得了。但一看写的名字是鲍昆、凌飞、李川，她有点不踏实，就把我叫去了。因为当时凌飞的名气特别大，欧阳杰就问我，这是你的创意么？我说是啊，说了怎么怎么的一回事。欧阳杰就让我写一篇文章，谈我怎么构思，怎么做，对长城和黄河如何敬仰之类。这个片子我原本起名叫《国魂》，在《大众摄影》发的时候，他们给改成《长城之夜》了。
后来1982年11月初，又和和凌飞，谷大雁，马晓青我们四个人在北海普安殿办的展览。然后83年3月又到天津展。
六
80年我参加首都大学生展，81年参加四月影会展，然后我们四个在北海展览，再加上在《大众摄影》、《香港画报》上发表作品和拿奖，就有一点名气了。我那个好朋友张海波，估计是在家吃饭闲聊吧，就和他姐姐吹我来着。他大姐叫张海燕，听完说，你把鲍昆叫来，我看看他作品。海波就来我家找我，说我姐叫你去呢。我就拿着一大堆东西过去了，还觉得挺美的，去跟老大姐嘚瑟嘚瑟。
《印象》1980年北京大学未名湖，鲍昆 摄
结果海燕挺认真看了一遍以后说：你这摄影不行。我说怎么着，啥意思你这是？她说你这都是玩闹，根本就没有大情怀，全都是小品，将来历史上留不下，大概就这个意思。因为我那时候拍得特别形式感，全是那种特好看、特浪漫的，什么一道光啊，什么树林中展开一本书之类的。结果让她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无法接受，出门以后我还挺不高兴的。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这个对我当时的启发特别大，醍醐灌顶，给了我一脚，让我一下把我原来的文学知识嫁接上了。摄影也离不开文学那套主张，就是所谓的大情怀嘛，包括后来我常用的词汇，什么直面人生啊，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所以你看我永远都在谈，你必须跟历史，跟现实对话。
其实这些概念，我哥哥潜移默化地也一直都在给我灌输。他们文学界也要面对这些问题。刚才说我哥不是在天津嘛，后来他的经历也挺多，文学研究所、天津师范学院、后来又回到天津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后来我和文化界有接触，跟这个也有关系。1985年我哥调到了北京中国作协，做常务书记，是个召集会议啊，签署文件啊，安排工作的职务。他本身是一个当时称为学者型的作家，写小说，还研究《诗经》，还有一直没完成最遗憾的《艺术起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庚子风云》最后一段已经进入到对现代性的思考了。1989年我哥生病去世了，但是他给我的影响是伴随我一生的。
1975年和大哥二哥在天津佟楼
七
开始摄影写作，跟中国摄影家协会有关。大概是在1982年到1983年期间，当时《中国摄影》有个女编辑，比我大一点，叫南康宁，好像是做理论编辑的，任一权先生也是。还有盛继润先生，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他们那时候组织了很多活动，研讨会什么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又是一个大学生（那是在北京圈里上学的就我一个），反正就是老叫我。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研讨会很简单，就是约几个人一块聊聊。那时摄协在红星胡同梅兰芳那个大宅子里，我印象中好像一进门左手是个会客厅，铺了地板，全是大沙发，很舒服，有时候开会搬几张桌子进来，有时候没有，大家围成一圈，就有人发了什么新文章说了什么观点，让我们相互谈谈看法，讨论讨论。那时的气氛特别真诚。
《新玩意》 1983年春节河北胜芳镇，鲍昆 摄。参加现代摄影沙龙第一回展
我刚才也讲了，我受我哥哥的影响很深，还是那种比较正统的思想，思想偏重社会性。我觉得国家民族社会叙事这种东西肯定是不能少的，所以从那个时期就开始写一些批判类的文章，也开始写一些照片的评析和解读。
后来李媚去了《现代摄影》，大概是1985年初吧。《现代摄影》那本杂志那时没有门槛，不像协会的这些杂志，都有老编辑盯着，小字辈上文章可不容易。她那儿没有这些，比如李媚说，鲍昆，这事儿你帮写一段吧，我就写一段。就这样，我写的越来越多。那段时间，我又在钢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教美学，受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就沿着八十年代文艺界的基本观念走，说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大家都喊马克思主义，但又有几个人懂马克思主义呢？我是凑合着能读懂些，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我的很多思考就基本沿着这条路走。那时根本找不到新的思想资源。
在《现代摄影》上写的文章就已经涉及美学什么的。六七年前，山东的李百军见到我，他比我小，管我叫大哥，他说大哥，我还跟别人介绍，我的摄影观还是来自于你呢！我一愣，说什么就来自于我呀，他说，那年，你在现代摄影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艺术就是一场游戏》，对我影响很大啊，看了你那篇文章，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懂得艺术的真谛了，咱们就玩吧。我说别呀，那是我年轻时的浅薄，现在我可不那么认为了。李百军一听啊一声僵在那了，样子特别好玩。
1986年与李陀、陈建功、郑万隆以及美籍华裔戴静女士
当然，这个时间段，我又开始大量看书了。这时候我跟文学界的关系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实际上是大量时间在那个圈儿里玩，那边也有很多朋友，主要有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张承志、刘索拉、后期还有莫言、郑渊洁、乌热尔图等，老谈文学里的一些问题。李陀当时对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影响都很大，八十年代他就已经开始大谈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