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不管那时的物质是丰富还是贫瘠，精神是保守还是开放。
当我们感叹今天的小孩学习压力是如何之大、如何辛苦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在同样的花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岁月，一大批青少年却不得不走出校园，远离父母亲情，深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角角落落，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到干旱无雨的黄土坡，他们背井离乡，忍饥挨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把宝贵的青春挥洒在了荒凉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的生命轨迹也因此而改变。
梁晓声本来就是北大荒知青的一员。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知青文学创作之先河，撰写了系列知青题材小说，让后人得以从个体角度，深刻体悟那个年代的悲喜与爱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知青》，就是其中可以称之为“知青百科全书”的一部。它凸显了在寒冬般的时代人性的美丽和社会的希望。
一、“红五类”爱上了“黑五类”
周萍和赵天亮的爱情本是单纯而普通的，但在那个本应该黑找黑、红找红的特殊年代，却显得尤为宝贵。
周萍的父亲是民族资本家，与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关系密切，家里还有好多亲属在美国，且因自杀未遂，被罪加一等。按照成分划分，周萍是典型的“黑五类”子女，而且是其中最黑的一类。
周萍为了成为兵团战士，从上海偷偷混上了知青专列，并经北京、哈尔滨、北安等地，千里迢迢，死缠烂磨，一直混到了北大荒。
在这里，她拖着柔弱的身躯，靠着顽强的意志，同所有知青一道，割麦、收豆、盖宿舍，克服着种种从未经历过的肌肤之苦。
然而，她的档案户口关系却因家庭成分而被分配到了山东屯，她在兵团既不能发放军装，更不能发放工资。最后，不得不离开了兵团，到山东屯当插队知青。
赵天亮父母均为革命军人，一个是正团职残废军人，抗美援朝的英雄，一个是部队现役军医，所以他是典型的“红五类”子女。
在红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赵天亮，性格坦诚，为人正直。当周萍脚打泡无力走路时，赵天亮背着她长途行军；当周萍缺钱时，赵天亮和她深更半夜一起逮水獭；当周萍没有发放工资时，赵天亮以还钱为名给了周萍宝贵的三十元钱，等等。
这些源自性格的关心关爱，慢慢积累发酵成为一种男女之爱，并在互相回馈中逐渐升华。
当赵天亮三人执行电话线架设任务，被困在冰天雪地、野狼肆虐的荒郊野外时，是周萍发现并通知山东屯的村民救回了他们，而且她脱光自己的衣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冻僵的赵天亮暖了过来。这次过命之交，是两人的爱情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从此，两人公开进入了卿卿我我的爱情状态。
在黑龙江最北地区的一个大车店里，赵天亮和周萍初次接吻；当赵天亮的一班在中苏边境黑龙江边的一个哨所执行巡逻任务时，周萍经常搭乘连队的送货车过去看望赵天亮；赵天亮代表七连，周萍代表山东屯，两人一起到新疆买细毛羊。
后来，在新来的政委、团长和老红军站长杨秉奎的共同努力下，周萍终于被以“需要特殊文艺人才”为理由正式调到了七连。
“小地包”的牺牲和临终遗愿，促使了赵天亮和周萍两人的爱情结成正果。他们还收养了一个上海知青遗弃的孩子，取名赵顾。返城后，赵天亮在北京一家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周萍则在北京一个街道托儿所工作。
二、“人命债”发展为“过命兄弟”
俗话说，没有无冤无故的爱，也没有无冤无故的恨。“小地包”孙敬文与齐勇一家的爱恨情仇是贯穿全书且令人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
“小地包”孙敬文的哥哥是监狱里的一名人命犯，被判了十六年徒刑。而死者正是齐勇的弟弟。
两家的仇恨是时代的产物。孙敬文的父亲和齐勇的父亲都是“哈一机”的工人，但不是一派的，孙的父亲了“捍联总”，齐勇的父亲参加了“炮轰派”，两派的孩子见了面，也跟仇人似的，动不动就打架。
齐勇的弟弟用网在二楼套住了一只鸽子，孙敬文和哥哥认为这只鸽子是自家的鸽子引来的，要求齐勇的弟弟把鸽子交给他们。两人在争夺鸽子的过程中打了起来，齐勇的弟弟朝孙敬文的哥哥脸上打了一拳，而孙敬文的哥哥双手将齐勇的弟弟往护栏处一推，哪知二层老楼露天阳台的木头护栏早已朽坏，齐勇的弟弟没有站稳，撞断阳台护栏，从阳台上跌了下去。
从此，两家的仇恨从社会派系之争发展成了家庭之间的私仇。
齐勇和“小地包”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在他们两人和赵天亮一起执行架线任务时。
当时齐勇作为班长为了早点完工，坚持天黑前要多安装几根电杆。但齐勇因为疲劳头晕，在沿线杆往下滑时不慎摔掉在地，左腿骨折。此地不仅距他们所在的七连很远，就算离最近的九连也有三十多里。而且狼群白天都已盯上了他们。他们三人还都得了雀盲眼，一到晚上什么都看不见。情况十分危险。
为了不冻死在野外，他们商议后决定让赵天亮先去九连求援，一个小时后“小地包”也出发求援，只要有一个能够到达九连，大家都有救。
但“小地包”担心齐勇的安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下，没有如约离开。
这种患难中流露出的真情使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式变化。两人在感动中约定，两家的仇在他俩这儿一笔勾销了。
后来俩人在遭遇野狼袭击时，“小地包”用安全索把一头老狼活活勒死，齐勇也忍痛帮“小地包”抵抗野狼。
当救援的人找到他们时，两人背靠背冻僵了，齐勇的嘴里还咬着一大块儿狼皮。
两人的关系此时已经发展成了“过命兄弟”。
回哈尔滨探亲时，“小地包”主动到齐勇弟弟的墓前拜祭。 同是一个连队的知青也是“小地包”的姐姐孙曼玲还和齐勇谈起了恋爱。两家的关系戏剧般的全面升级。
再后来，“小地包”在采石场为了救齐勇，被巨石砸中，不幸牺牲。这使两人以及两家的关系攀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外乡人”蜕变成“带头人”
赵曙光是赵天亮的哥哥，为了保护父亲老首长的女儿冯晓兰，他放弃到兵团当知青的机会，陪同冯晓兰一起到陕北坡底大队下乡。
他们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本来赵曙光是最早一批到北大荒的赫赫有名的“北京知青支队”的一员，还是副队长，他们是经过团中央授旗的。但那一年，父亲大病一场，有关方面劝阻他先别去北大荒。他父亲一病两年，两年后文革开始，因为赵曙光是高中党员学生，学校不批准他离校了。等到了可以走的时候，又面临新的难题。
赵父的老首长，是位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将军，文革中受到迫害。将军的独生女冯晓兰，就成了他们家临时的一口人。造反派勒令她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全家对她以后的命运不放心，所以赵曙光放弃到北大荒的初衷，陪她到陕北插队。
赵天亮本来可以去参军的，为了履行哥哥当初到北大荒的诺言，他自告奋勇到北大荒当兵团战士。
赵曙光是老高三学生，爱读书，有思想，善良宽容，为人正直，耻于随波逐流。
他做事很认真，要干完的事儿，不干完绝不罢休，即便是当知青也认真。
他面对逆境的理念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常这么想，一个人，不管他到了什么地方，成了什么样的人，只要他还没有丧失掉基本的人生权力，那么就都应该自己回答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只能消极地活着？如果我积极一点儿活着，是否反而比消极地活着更可悲？”
所以，在坡底大队，他竭尽所能帮乡亲们解决各种生计问题。
为了解决用水问题，他带领男人们去山西挖煤挣钱，女人们和知青偷偷摸摸搞各种副业挣钱。特别是每到冬闲，全大队男人女人，都偷偷出去打短工，能挣钱的挣钱，挣不着钱的，换回东西也行。他甚至还向自己家里借钱。最终为坡底大队打了两口机井，一举解决了坡底大队和周边几个大队世世代代缺水的难题。
他担任村里支书后，为了扩大乡亲们的自留地，让他们多点儿个人收益，日子过得好点儿，他把队上些边边角角的零散地按人口分给了各家各户，又把整地划了片儿，包干给种庄稼经验丰富的人，把女人们组织在一起，提倡多养猪，养鸡。
这些举措使赵曙光在坡底大队很得人心，威望很高。虽然他屡屡被造反派们以各种名义批斗。
文革结束后，赵曙光留在陕北当了公社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决心开始“一个人在那里的‘上山下乡’运动”。
美好总是在痛苦中诞生，并只能在痛苦后体味。越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越是让人之后倍感美好。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广大知青而言，奉献青春的过程各有各的痛苦，但无疑这种痛苦最后却成为了他们一生最为难得的美好回忆。
因而，梁晓声在小说的最后说，
“一幅幅知青老照片，带着岁月的印痕，从过去到今天，正像黑龙江农垦总局展馆里那幅铜版浮雕。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在蹉跎和奉献中过去了。而关于青春的回忆，却让他们终生难忘。那些岁月镌刻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用青春祭奠了那个不寻常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