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不爆屏的今天，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不乏精彩的作品。
51集电视连续剧《走西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有关专家认为，《走西口》之所以被观众看好，是因为它集合了《乔家大院》的晋商文化和《闯关东》中“闯”的精神品质，作品充分展现了西北农民艰苦奋斗的过程。“走西口”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往来与人口流动，对外打开了一扇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其意义深远。
这段时间，本版对《走西口》现象已进行了多次报道和评论，今天，我们再推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杜学文的文章，希望能够把这次讨论推向新的高潮。——编 者
电视剧《走西口》以出人意料的高收视率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对西口、晋商、山西人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不只是山西人的故事。从某种意义来看，我们通过这部作品，又一次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走进了民族的心灵深处。它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文化品格的一次再现和重塑。
一、“走西口”的文化意义与《走西口》的时代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西口”首先是一个地名。明清时期，在与蒙古地区通商的交通通道上，有“东口”与“西口”之说。“东口”即今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则是今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左右，时政府把汉、蒙古商民进出关口的票证机关移至归化，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于是归化也被称为“西口”。但是，政府仍然在杀虎口设税务监督，并没有改变杀虎口作为“口”的性质。只是，人们开始从更多的地方进入蒙古，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西口”一词的泛化。所以，我们理解“西口”一词，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本来的“西口”，即杀虎口；二是包括归化在内的泛化了的“西口”；三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西口”，也就是说，走西口是内地人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经商发展的代名词。电视剧《走西口》所表现的“西口”，正是以杀虎口，以及包头等地为主要地域背景的人事。
从“走西口”的文化意义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走西口的人主要是内地农业地区的人们通过“西口”进入蒙古地区，然后再往北发展。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至少发展到了莫斯科。这已经是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跨“洲”迁移了。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锋和融合，主要是北方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南移，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民族地区。如雅利安人、匈奴人、突厥人，以及蒙古人，都是从北部的游牧地区南下，进入了较为靠南的农耕地区。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很少有农耕地区的人大规模地北上进入游牧地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走西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少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就是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地区的人们大规模地、在大约五百余年的时间里，长时间地持续北上，进入以蒙古民族为主的游牧地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南下，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而走西口的北上，主要是和平的方式；游牧民族的南下，都带有政治色彩，是民族政权的统一转移，往往要追求建立政权，而走西口的北上，则基本不具备政治色彩，更与政权的转移无关，它突出的是经济文化行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催生新的文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文明的消亡，与它没有接受游牧文化的异质有根本性的关系。而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它不断地融合不同时期、不同特质的异质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然，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某一农耕地区的文明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力，它就会被摧毁。这样的事例已经太多。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文明和平进入文明形态较低的游牧地区，历史上虽然很少，但“走西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在进入游牧地区后，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改变了游牧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些地区既有的文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加快了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的步伐。以蒙古地区为例，越是靠近南部，越是与农耕地区接近，其脱牧的倾向就越明显，以至于完全被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所同化。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人民，成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因此，“走西口”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在于，它加快了游牧地区文明形态的改变和进步。
电视剧《走西口》反映的正是这一大规模长时间移民浪潮的末期。虽然“走西口”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在上世纪还存有其遗风余绪，但典型的、大规模的向西迁移，则在上世纪的中期就已经结束。就晋商而言，虽然其最终的消亡是在上世纪中期，但其真正的消亡正是电视剧表现的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此，在《走西口》中就出现了反对帝制复辟、国民革命、反日等内容。从其选择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内容是不可回避的，晋商的精神品格中本来就有家国一体、为天下而忧的情怀，他们的发展从来与国家的大势相联。可以说，没有明、清以来“驻边”的国家大事，就没有晋商兴起的社会原因；没有为国保民的精神，也就没有晋商的发展。这只是时代的不同，而不是晋商的不同。在“走西口”的众多人群中，虽然成功者只是少数，但是，那些走了西口，却仍然是平民百姓，没有大富大贵的人们，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只是他们已经被历史的行进所遮蔽，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名姓。
二、《走西口》表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价值选择
《走西口》集中描写了一批在口外奋斗、谋生的山西人，其实，这些山西人正是我们民族的缩影、代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山西是中华民族，具体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不仅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活动区域，而且也是民族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区域。尧舜之德，夏禹之智，以及中华文明中关于求变图新、和谐共生、忠孝仁义、诚信包容等等，都与山西这块土地有着莫大的关系。山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典型地区。表里山河的山西有史以来一直是拱卫京师、屏蔽边防的军国重镇。在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山西是首当其冲之地。而杀虎口，也就是西口，是进入山西，直达中原的“北门之扃钥”。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山西，是农耕文明地区，但在历史上，却不断地遭遇游牧文明的侵袭，并形成新的文明。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质。中华文明，正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以汉民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文明，特别是游牧民族的文明而生成的文明形态。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对山西的了解，也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了解了山西，也就打开了步入中华文明的大门。《走西口》正是描写了一批以山西人为主体的“西口人”，事实上，也就是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走西口》以田青等人走西口的经历为情节线，从始至终贯穿了对“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华文明核心观念的诠释。虽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还有些生硬，不够充分，但可以肯定的是，电视剧用大量的细节表现了山西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比如，常感恩。在电视剧中，他们知道的、永记在心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恩惠，并终其一生回报别人。他们从来都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他们也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田青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徐木匠，徐木匠不论身在何处，都要帮助田青一家，他所在意的是田家的救命之恩，而不是自己为田家做了什么。田家的人，包括田青和他的母亲，从来不说自己为徐木匠做了什么，他们铭记在心的是徐木匠帮助他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难关。再如，重承诺。只要是自己答应过的，承诺了的，就要遵守诺言。田青因为答应过姐姐照顾王满囤，所以，不论王满囤对自己如何，都要遵守当初的承诺。因为答应过裘老板三年内不涉足皮草行，他就硬愿去拉骆驼，也不去做自己熟悉的行当。因为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翠翠有过约定，那么，即使是面对裘老板的财富和女儿，也不动心。又如，讲义气。只要认为是对的、正确的，就从不计较利害与得失。虽然生意艰辛，挣钱不易，但是给灾民募捐却出手不俗，十分大气。为了国家大业，就敢把拼命赚回来的家产卖了，自己到土窑洞里去住。又如，能吃苦。山西晋中一带，地薄人稠，十年九旱，民生艰辛。“走西口”，首先是求生的无奈之举。路途遥远，人地两生。但山西人背上一个小包袱，揣上两件薄衣衫，就敢独身西上，到那不知究里的地方谋生。男人们“走西口”，已属艰难，而女人们也敢孤身上路，不怕艰险。拉骆驼，要穿越大沙漠，走好几个月乃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往返一趟，其中的艰辛非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但是，他们走得义无反顾。他们的心中有信念，所以，能够承受苦难和艰难。
山西人，是一群默默地创造着人间奇迹的人。他们不会说，不会炫耀，不会辩解，更不会花言巧语；他们的心直指事情的本真，说出来的往往是行，还是不行。在别人考虑理由、过程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所以，人们看他们，有些吃惊，有些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他们不会说自己如何如何，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结果。他们总是直接说事情的结果，所以他们显得单纯、直爽、豪气，不会藏着、掩着，拐弯抹角。他们总会让人有些惊奇，因为他们没有给人过渡和适应、理解的过程。他们常使人不太理解，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越过了心思缜密的人内心里的千山万水，直达事情的本真。他们做了就做了，不会去说许多让人感谢的话。他们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应该做的，不是让人感谢的，也不是让人回报的。所以，山西人奉献了很多，却常常不被人知，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得了自己帮助的人的指责、误解。他们只求自己心安理得，并不求别人的感恩戴德。山西人，是黄土高原上的大树，迎着风，挡着雨，缺少水分的滋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默默地挺立着，直直地，不言不语，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道骄傲的风景。
山西人，就是我们民族非常生动、非常真实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直达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了解了山西人，就走进了我们的民族。
三、《走西口》的艺术追求
《走西口》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情感与思想上的深度追求，它不满足于为我们讲述一个创业的故事，而是力求能够展现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尽管在这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我们不能回避或者否认它的努力。《走西口》在人物塑造上也做了积极的探索，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西口人物的百景图。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而且，它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一种“向善”的理想境界，极力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性，突出其善良的品质。即使是诸如土匪头子刘一刀，也有他内心世界中能够让人理解、尊重的东西。他是一个“盗亦有盗”的生动形象，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走西口》中，要特别提到几位女性形象，十分生动，十分感人。田青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坚强宽厚的女性，可以说是我们精神家园的象征，是我们文化之根的“符号”，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永远的家。她以自己的德行教育、培养了田青。可以说，我们民族的精神就是通过这样的母亲得以延续、传承的。丹丹是一位像水一样沉着、宁静的女性，为了他人，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她总是给别人以宽恕、理解、牺牲，而自己的心却比岩石还要坚强、镇定。翠翠是一位大义大爱的火一样燃烧的女子，为了别人，宁可烧毁了自己，也在所不惜。所以，她可以独身“闯”西口，可以为了自己爱人的家而屈辱地出嫁，可以深入匪穴，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遮挡射向爱人的子弹。豆花是全剧中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她融美丽、妩媚、刚强于一体，集智慧、果敢、温柔于一身，既有农家女儿的朴实，能够吃苦，勇于担当，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有宽阔的眼界、心系天下的情怀。她的可爱不是她自己的，而是我们民族的。可以说，豆花是集东方女性所有美好品格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电视剧本身是一种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艺术。它的成功除了对深度的追求外，还应该有能够支撑剧情发展，吸引观众的其他的因素。在这方面，《走西口》也做了积极的努力。在这里，有爱情，而且还是“多角恋爱”。如田青与翠翠、豆花、裘巧巧；田青的母亲与田耀祖、徐木匠等等。但是，《走西口》没有落入情色的俗套，而是处理得感人至深，其原因就是作品强化了真情，强化了大义，强化了对情欲的克制。所以整个作品显得既富有人情味，又没有低俗之感。这里也有“暴力”，主要是与土匪的交手。但是，也都处理得有节有度，没有渲染暴力的血腥。《走西口》也十分注重情节的悬念，可以说很好地吸引了观众。其中，对许多矛盾的解决充满了智慧。这些因素的存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当然，它的拖沓，以及田青三次入狱等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编导想象力的局限。
《走西口》也比较好地处理了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蒙、汉不同民族的关系。他们实际上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亲如兄弟。二是做生意与搞革命的关系。晋商一直以来有着非常突出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做生意的同时，参与国家的大事是非常普遍的。由于作品选择的时间段是上世纪初，那么，当时的晋商、晋人不可能脱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晋商在当时创办现代教育、组织护矿活动等也是史有明证的。他们舍家为国的义举，是晋商、晋人高贵品格的真实再现，是对电视剧品格的提升。在《走西口》中，“走西口”是主要的情节线，革命隐在了生意之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激荡。但作品决不是讲述一个纯粹的关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样，就使作品更加亲切，更贴近了观众的内心。
总之，尽管《走西口》还有很多可说可议之处，但它仍然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