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时代，郑昊、郑毅两兄弟确立了宋明道学的理学和心学。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与朱熹同时期的心学承继者是陆象山。但是，直至王阳明出现，心学才被真正发扬光大。心学不仅在它鼎盛时的明代，对国人影响巨大：“人人皆可为尧舜”、“满大街都是圣人”。
而且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它的 “致良知” 一说也为中国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们之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照进了一束恒久的光亮。
后世的许多杰出人物，都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
曾国藩曾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将他与大禹相提并论。孙中山也说，“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日本明治时代的“军神”东乡平八郎更曾说到，“一生伏首拜阳明”。而日本当代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经营管理哲学也打着深深的阳明心学的烙印。
在如今这个充满内卷和焦虑的社会中生活，当一事无成，而陷入迷茫时，不如先学王阳明的这三点。如果我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能够坚持做到它们，想不成功都难。
拥有“万物一体”的同理心
对于他人，我们应当抱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我们以了解自己的爱憎悲喜之心，理解、体贴他人的爱憎悲喜，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是我们和他人、和世界建立有意义的连接的基础。没有它，便“人人都是一座孤岛”。
而阳明心学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生来就是跟宇宙间天下万物一体的，我们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命运共同体”，繁华衰败休戚与共。
我们的“仁爱之心”与生俱来，它是我们的良知。过度的私欲阻碍了我们的良知时，我们才会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罔顾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如果我们不自欺，我们的良知自会告诉我们将他人和自己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拥有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感受。做到这一点，才会在作为父母教育子女时，不以父母的权威感和控制欲作为出发点，引起孩子的逆反心；做到这一点，才会在各种人际关系中致力于“双赢”或“多赢”，而非“零和博弈”得你死我活，从而获得更稳固和长久的成功与发展。
保持“正心诚意”的专注力
人的意念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我们的意念一发，内心深处的良知就会让我们体察到它的善与恶，从而驱使我们为善去恶。
可是，人是最善自欺的。良知被私欲阻碍，我们拿出最擅长的自我说服、自我欺骗、自我美化的手段，将我们的意念粉饰装扮，连o自已也信以为真，便可心安理得地去为恶弃善了。
王阳明在他所著的《大学问》中写到：
凡是一个念头出现，只有我们的良知自己知道它是善意的，还是非善意的。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不自欺，对每一个意念都真诚地看待，并对它们加以端正，长此以往地修炼，便可所发意念皆善，从而“致良知”，得一个疏阔澄明的心境。
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保持这样一种心境，就可“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律即自由”，身体的锻炼如此，心灵的修行亦如此。一颗自由向善的心灵，必然不会被焦灼愤懑所裹挟，也自然更易收获幸福的人生。
具有“知行合一”的行动力
总有人说，“为什么懂得那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阳明心学告诉你，那是因为你以为你知道，但你并不真正知道。
因为良知这种知道，必须要致之于行动做事中去实现，才是这种知道的完成。否则，只是概念上的所谓知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懂得。
举个例子，如果看到一个小朋友在我们身边的楼梯上马上要摔倒，我们就会立刻生出“恻隐之心”，同时自然而然就会去拉住。良知中的“恻隐之心”自然发展成为“救助拉扶”的行为。
这里得知和行就是一体的，它们不可能是两回事。所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道了道理，而没有付诸行动，把道理和行动当作两回事，是谬误的。它只是知的开始，尚未实现知的完成，所以不是真知。只有知行合一，让它们是一回事，才达到真正的懂得。
王阳明一生命运跌宕起伏，曾因上奏疏给皇上为遭宦官迫害的官员说情而遭贬，被发配到当时环境恶劣的贵州龙场驿。途中还被宦官派人暗杀，假装溺水淹死才得以逃脱。然而在龙场驿，他潜心悟道、并给当地人讲学，深受爱戴，终成大家。
晚年的王阳明将他的学问归结于“致良知”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也给后世带来绵延不断的心灵滋养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