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羽
摘要：位于吴文化、江淮文化界的南通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尤其是长篇民间史诗，最为灿烂。
20世纪末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先后召开了六次吴歌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丰富，南通民间长篇叙事诗歌《红娘子》曾在吴歌研讨会上受到众多关注。21世纪以来，随着吴歌老歌手们的相继去世，能演唱吴歌的歌手凤毛麟角，吴歌学术研究也随之落入低谷。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的实例，梳理南通民间长篇叙事诗歌《红娘子》传承脉络；通过对传承人特征的研究，初步探究《红娘子》在民间的演唱传统和传承规律。关键词：南通，民间长篇叙事诗歌，《红娘子》，传承人特征
0 引言
南通市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北岸，与苏州、上海等地隔江相望，北部海安、如皋、如东三地是典型的江淮文化区，南部海门、启东地区是典型的吴文化区域，而处于江淮文化和吴文化区之间的南通市区及通州大部地区则是一个文化过渡区。在这个区域里，人们操着独特的方言“南通话”。最早提及这片地区的是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年）的《梁书·侯景传》：“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尸于王僧辩。”这里所谓壶豆洲就是胡逗洲，说的是南梁太清六年（552年）叛将侯景兵败逃亡途中在胡逗洲被人杀害的故事。胡逗洲作为水中沙洲独立于长江中约有六百年历史，直到唐朝末年即十世纪才于长江北岸拼接。六百年的地理孤岛造就了胡逗洲上独特的文化、语言、习俗。成书于宋端熙元年（988年）前后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在海陵县（今泰州市）条目下记载：“胡豆洲在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可见，胡逗洲的原住民多为流人，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产生了独特的文化特点。
民间文学表现着一个地区最底层最基本的文化，是一个地区人们“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有关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1]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南通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南通民间长篇叙事诗歌更是其中最璀璨的部分，是民间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南通叙事歌源起于民间号子，号子有打麦号子、车水号子、削草号子等。号子经实践提炼逐步发展为长篇的、带有故事性的诗歌。
民间叙事诗是民间文学体裁之一，我国学界关于民间叙事诗定义的探讨也歧见颇多。贺学君在《中国民间叙事诗史》中认为“民间叙事诗是创生并传承于民间，以讲述社会人生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以口头演唱为基本形式的一种诗歌类型，可以简称为‘有韵的故事’（‘故事诗’）或‘故事歌’。”[2]南通地区的《红娘子》讲述了红娘姐姐和情郎哥哥的爱情故事，塑造了红娘子和情郎哥两个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是民间叙事诗中典型的爱情叙事诗。
1 民间叙事诗歌《红娘子》传承状况
长篇叙事诗歌《红娘子》是南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红娘子》的历史来源有民间的、学术的不同说法，民间山歌手们普遍认为所有山歌号子的鼻祖都是张良韩信，《红娘子》也不例外。据歌手陈连英讲述，
“张良韩信[①]有一次遇到两位美丽的女子，张良韩信便唱道：‘我种芝麻，削芝麻，哪家庄上两枝花，你跟着我张良韩信去，我让你寒穿绫罗夏穿纱。’女子道：‘我是种芝麻来削芝麻，东家庄上两枝花，我的母亲跟着张良韩信大半世啊，也不曾有个寒穿绫罗夏穿纱。’原来张良韩信调戏他家丫头（女儿），他不认得是他家丫头。张良韩信不问哪个女孩都要去调戏一番，所以号子、山歌就是张良韩信造的。”[②]
通过对《红娘子》文本故事情节的判断，“红娘子”应该是一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人物，据《红娘子》搜集者贾佩峰讲述，“我判断红娘子的故事在清代十分流行，到了清末已经在南通大部分地区流传，山歌手们多得数不胜数。”[③]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民间叙事诗歌《红娘子》已流传近400年，流传时间久、范围广，是南通民间文学的瑰宝。
贾佩峰在《红娘子》非遗项目申请报告中写道：“长歌《红娘子》尚未发现还有人继续演唱，目前只是有原记录稿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娘子》及贾佩峰《南通采诗》一书中的‘红娘子’在案头。它已经完全从口头移到了书本，从田头移到了案头……”贾佩峰认为陈状姑娘是长歌《红娘子》的主要演唱者，也是长歌《红娘子》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也是一位熟知口头创作技巧的民歌创作高手，此可谓南通市郊区谱系。此外，《红娘子》叙事歌中 “奉敬话（歌头）”、“问声郎哥几时来”、“五更五点进姐房”、“送郎送过十里墩”、“梳妆打扮探情郎”、“四十九天哭情郎”等部分片段是由老歌手缪二银口述的。他时年73岁，家住如东县新林乡，善唱山歌，原在内河船上行船，后失明，以卖唱为生，其演唱的“红娘子”可谓如东新林谱系。以上两谱系后来无人继续传承，先后中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贾佩峰1961年在南通市郊黄泥山脚下疗养院时结识了山歌老太陈状姑娘，陈状姑娘时年68岁。陈状姑娘会数不清的山歌、号子、猜猜儿（谜语），贾佩峰用有限的时间紧紧抓住了“红娘子”这一故事线索，将陈状姑娘所唱的有关红娘子的山歌记录下来，并通过很多年的整理，1987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长篇叙事民歌《红娘子》。
贾佩峰搜集整理出版的长篇叙事诗歌《红娘子》可谓是狭义上的《红娘子》，是南通地区广泛流传的山歌《红娘子》的一小部分。广义上的山歌《红娘子》则包括南通地区所有以“红娘子”为题材的长短山歌，除了山歌老太陈状姑娘之外，与陈状姑娘同时代的歌手有很多，他们均会演唱有关红娘子的山歌，数量繁多。如歌手陈桂芬演唱的《红娘姐儿进庵堂》、陈状姑娘同村的男歌手金寿演唱的《红娘子喜五郎》、陈状姑娘哥哥沙川演唱的《红娘子我的人》、歌手丁忠仁演唱的《红娘子·子红娘》、歌手张祖英演唱的近600行的山歌《红娘子·子红英》，还有《红娘子本姓陈》、《红娘子本姓罗》、《红娘子本姓焦》等以“红娘子本姓某”为题的山歌。在陈状姑娘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仅有关“红娘子”的山歌种类繁多，流传的范围也很广。距离陈状姑娘生活的黄泥山脚下30多公里外的通州四安镇就有一位老歌手黄承方，他演唱的《红娘子本姓焦》中的语句与陈状姑娘所述《红娘子》中语句有高度的类似。陈状姑娘于1978年去世，与她同时代的歌手们也都在20世纪末相继去世，此后便再无《红娘子》的传承人，作为南通市级非遗项目的《红娘子》在项目信息中传承人一栏也一直空缺。
2 民间叙事诗歌《红娘子》传承人研究的必要性
贾佩峰今年88岁，他已30多年未对叙事诗歌《红娘子》进行田野调查，认为目前无人能长篇演唱叙事歌《红娘子》。在与贾佩峰老人的对话中，他提及陈状姑娘的女儿陈连英应该会唱一部分山歌《红娘子》，笔者便三次走访了今年87岁的陈连英老人，走访后笔者认为陈连英老人是山歌《红娘子》的活态传承人。笔者后将走访歌手陈连英所得音像资料交贾佩峰查看，他认为歌手陈连英是目前山歌《红娘子》最重要的活态传承人。
郑土有在其博士论文《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中指出目前的吴歌研究疏忽了歌手及演唱语境资料的调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许太注重作品本身的搜集，但却忽视了作品的演唱者、编创者——歌手，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部分歌手很简略的身世情况，以及个别歌手的访谈记录……我这次在田野调查中虽然有意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调查，但由于大部分老歌手、知情老人均已在前些年去世，所以调查工作相当艰难。如再不抓紧进行的话，恐怕这方面资料今后就无法调查了。”[3]此外，受上世纪设备条件的局限，老歌手们的图片、影视资料留下的很少。我们应该迫切地对尚健在的歌手进行资料的搜集，尽快、尽可能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他们的资料立体地保存下来。
因此，对民间叙事山歌《红娘子》传承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有必要的。目前，应该尽快通过歌手陈连英的回忆来充分了解老歌手陈状姑娘等人的身世，并通过研究歌手陈连英的经历来分析研究叙事诗歌《红娘子》的演唱环境。
3 民间叙事诗歌《红娘子》传承人及其特征
民间文学的重要传承人主要是指具有较高民间文学讲唱才能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民间歌手，他们在民间文学传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重点就是发现和保护民间文学重要传承人。[4]
民间叙事诗歌《红娘子》目前有记录可查的重要传承人有陈达氏（陈秀姑娘）、陈状姑娘、缪二银、陈连英四位，其中只有歌手陈连英在世。
陈达氏生于清末，约公元1860年出生，1958年去世，享年98岁。她娘家住南通市十里坊，18岁嫁到南通县英雄乡（现通州区刘桥镇）。
陈状姑娘生于1893年，1978年去世，享年85岁。她娘家姓沙，住在长江边上的姚港镇，20岁左右嫁到黄泥山脚下（后桃园大队）的陈友桂家。生有三子三女，大儿子叫陈宝基，后过继给其舅舅改名沙子才，二儿子叫陈宝峰，小儿子叫陈宝和。大女儿叫兰姑娘，今年93岁，仍健在。二女儿嫁到了江南常阴沙。小女儿陈连英今年87岁，仍健在。
缪二银，男，生于1912年，20世纪80年代去世。南通市如东新联人，他是盲人歌手，早年在内河船上行船，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陈连英生于1932年，歌手陈状姑娘的小女儿，娘家是黄泥山脚下陈家，1948年嫁到同乡的徐家。生有四子四女，其中有一个女儿也会哼唱部分山歌号子。
这四位重要传承人相互之间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生活阅历丰富、文化水平较低、性格开朗、记忆力强、声音洪亮、有唱歌的天赋等。
（1）生活阅历丰富，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状态
据南通市通州区文化部门沈志冲介绍，“陈达氏高高的个子，长白果儿脸，高颧骨，大脚板，很有些男人气概。她是蒙古族人，元末迁至南通，改姓达。陈达氏声音洪亮，有些男人都比不过她的嗓门。”[④]她幼时乳名秀侯（南通方言中，无论男女都贯把人乳名后面加一“侯”字），嫁到陈家以后，大家便叫她陈秀姑娘。她一生勤劳勇敢，个性耿直，办事豪爽，是一把劳动好手：车水、莳秧、削草、挑担、种棉花、纺纱织布样样在行，还做得一手好针线，能嗨许多山歌号子，是当地著名的“山歌元头”。解放前，通州石港镇的歌会很有名，陈秀姑娘就带着媳妇陈雨姑娘、儿子陈山川、长孙陈金山、孙媳陈金姑娘等一班人一同参加，没有哪个能胜得过他们。解放后，她又将山歌传给了曾孙陈惠明，陈家四代人都会演唱山歌《红娘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山歌世家”。
歌手陈状姑娘的丈夫陈友桂于1938年生重病去世，她一个人将六个子女拉扯长大，将大儿子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又通过换亲的方式为二儿子陈宝峰和大女儿兰姑娘与小儿子陈宝和和小女儿陈连英两对兄妹解决了婚姻大事。据陈连英和她女儿所述：
笔者：你嫁到徐家离你娘家远吗？
陈连英：这边和我娘家就隔条港，后来叫红旗大队，军民大队。
笔者：那等于你在娘家，到夫家，一直是在家里种田织布的。
陈连英：我们是苦底子，我娘家也是苦的，徐家这边也是苦的，我还是换亲的。
笔者：什么叫做换亲？
陈连英：姊妹两个换亲的，我丈夫的妹子给了我的哥哥。姊妹两个换了过来，空手来空手去，那时候太苦了，没钱给彩礼也没钱陪嫁。没解放之前换亲的很多的。
陈连英女儿：你喊我家是舅舅，我喊你家也是舅舅，就是这么弄的。
陈连英：我这边是最苦，我公公婆婆死得早，公公是（我嫁过来）第一年死的，婆婆是（我嫁过来）第二年死的，7月里订婚的，8月里就死了。婆婆上狼山烧香，回来对我老头说的：“陶侯陶侯，瘟神菩萨从江南来了江北啊，摸到哪个就是哪个。”没想到就是摸到了个她。染了个传染病，一天一夜就死了。娘死的时候，我老头子他弟才10岁，妹子才6岁，大妹子和我换亲的才15岁。那时候苦啊。我老头子最苦，比我大8岁。我姐姐也是换亲。我父死的时候，我才6岁。陈状姑娘不容易，大儿子招给了舅舅家，沙子才。两个儿子都是用女儿换亲换了新妇回来的。[⑤]
她丈夫的妹妹嫁给了她哥哥陈宝和，兰姑娘丈夫的妹妹则嫁给了她哥哥陈宝峰，通过这种亲上加亲的换亲方式使两家都少了一门亲戚，也不需要给彩礼、嫁妆，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当时家里条件困难，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婚姻。陈状姑娘40多岁开始守寡，在家里不仅要干农活，还要织布，体力消耗很大。在干农活、织布的过程中，陈状姑娘时常会疲劳、发困，这时她便会唱山歌来打岔，消除睡意。
1961年贾佩峰遇到陈状姑娘，这是陈状姑娘人生中的重要精力，贾佩峰发现陈状姑娘会的山歌号子实在是太多了，便紧紧抓住“红娘子”这一最精彩的内容加以深挖。之后，陈状姑娘和贾佩峰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交。据陈连英讲述，“有一年，我娘70多岁了，在桃园里摘了一篮子新鲜的桃，步行十几里路到南通城西门给贾佩峰送桃子吃，他们关系好呢。”[⑥]
男歌手缪二银早年在内河船上当船夫，当时有一群流浪歌手专门在船上为客人唱歌奏曲，有些客人为了减少旅途的乏困便会点上几曲，这些歌手南腔北调样样精通，作为船夫的缪二银久而久之便从各路歌手那里学会了唱山歌、喊号子、哼小曲。几十年行船的丰富经历让缪二银成为了“准歌手”，后来缪二银双眼失明，无法在船上工作，便拉起了二胡卖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歌手。1985年贾佩峰在车站偶遇正在演唱山歌《红娘子》的缪二银，当即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地址，并且约定上门听他唱。后来贾佩峰到了缪二银家中听他唱了一天和一个晚上，记录了贾氏《红娘子》中的多个重要章节。
今年87岁的歌手陈连英是陈状姑娘的小女儿，在十里八乡是有名的歌手。在她这一辈同龄人中，她是唯一几个能演唱大量山歌号子的人。据她自己回忆，早年在田里干农活时，有些邻居经常让她喊一段号子、唱一首山歌调节气氛，她开口一唱，大家便听的津津有味，干起活来也劲头十足。
丰富的生活阅历让歌手们有了适合自己演唱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将自己的演唱天赋得以尽情发挥。
（2）性格开朗、记忆力强是他们先天的优势
歌手陈状姑娘身材高大，人长得很清水（陈连英语，意为很清爽），据她女儿陈连英回忆，陈状姑娘年轻时在一条河沟的西边田里干活，一开嗓子，河沟东边干活的人都听清她的歌声。陈状姑娘80岁高龄时，还在田里干活，一步就能跨过田沟。
陈状姑娘和陈连英母女二人都不识字，她们肚子里的山歌号子都是家族传承而来。陈状姑娘娘家姚港镇是一个移民聚居的集镇，民国时期长江岸边曾多次发生坍塌，很多江北的居民逃亡江南，江南的居民逃亡江北，再加上南来北往的渔民汇集于此，姚港镇成为了一个多种文化传播交流的场所。从方言分布上看，姚港镇原住民使用南通话，但江边很多流人则使用江南地区的吴语方言，久而久之民国时期很多姚港人会使用两种方言，语言在这里交流融合。在方言相互交流融合的背景下，使用两种方言演唱的山歌也就自然有了交流的空间。源生于多种文化土壤中的民间文学在姚港镇汇集融合，使姚港镇成为了南通民间文学的典型代表地，贾佩峰生动形象地称姚港镇为“山歌号子的老窝”。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陈状姑娘，从小就从她父母、兄妹、邻里乡亲口中听到了很多山歌号子，再加上她记忆力强，性格开朗，善与人打交道，很快就学会了一连串的山歌号子。陈连英说她母亲记忆力十分惊人，她20岁不到就出嫁，脑子里记住的山歌都是出嫁前在娘家学会的，学会之后一辈子都没有忘记。
除了记忆力强之外，陈状姑娘还会自己编山歌、调山歌，有一年桃园大丰收，陈状姑娘见景生情便唱起了赞美桃园丰收胜景的山歌，具体唱的内容已无从考证，但她的女儿陈连英和孙女沙剑英都曾提及，可见其真实性。“调山歌”是吴歌歌手最难掌握的技能，也是吴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关于“调山歌”的定义，郑土有老师在其博士论文《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中提到“‘调’，可作从其它地方将现成的东西调入一个新的地方理解，在叙事山歌中，即歌手在编创或演唱的过程中，随时将一些现场的山歌套式‘调’入其正在编创或演唱的作品中。‘调山歌’是歌手们在长期的演唱过程中最经常使用的手法，也是叙事山歌越唱越长的重要原因之一。”[5]陈状姑娘不识字却能记住数不清的山歌号子，正是因为她熟练掌握了“调山歌”的技巧。她记忆山歌时不是从头记到尾，而是按片段记忆，她脑子里有很多关于“红娘子”的故事，更有很多吴语山歌惯用的套式。套式，指在叙事山歌长期演唱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分为语词套式、句法套式、情节套式等，如于此套式是指不同词汇的固定组合。歌手在演唱时通常随时调用这些套式，以减轻编创的压力。如问答式和数量套式，陈状姑娘所唱山歌《红娘子》中便有“什呢圆圆紧靠天，什呢圆圆在佛前，什呢圆圆姐房里有，什呢圆圆草里眠？亮月子圆圆紧靠天，香炉圆圆在佛前，粉扑儿圆圆姐房里有，西瓜圆圆草里眠。什呢尖尖尖上天，什呢尖尖在河边，什呢尖尖街上卖，什呢尖尖姐面前？宝塔尖尖尖上天，菱角尖尖在河边，粽子尖尖街上卖，绣花针尖尖姐面前”这类问答式的唱词。还有“十条水巾”，“十二月绣花”等数量套式，在“十条水巾”唱词中便分别以“一条水巾织得长”、“二条水巾织得青”、“三条水巾织得高”……“九条水巾九尺多”、“十条水巾织得牢”开头，歌手只要用此唱词一开头，后面的唱词便自然地唱出。
歌手陈连英从小跟着母亲陈状姑娘织布纺纱，据陈连英自己回忆：
陈连英：我小时候，我娘她在织布，我们在做小预子、铜管[⑦]，她就在织布机上哼哼唱唱的，我就听到了。她是一头做事一头唱，我和我兰姐姐一头做帮手一头听着。那我们反正嘴空着，就跟着她哼哼。唱唱呢，有几句漏掉了，我娘她就提醒我，就说哪句漏掉了。就是这么弄的。她一补充，我就懂了。
笔者：看来这是从小的功夫。
陈连英：对的，由小就学的，都入了肚。现在再教，我学不会了，脑子不来势[⑧]了。
笔者：那你从小学了之后，后来经常唱吗？
陈连英：唱的，经常唱。我在田里做做事，削削草，就唱唱。做事要困呢，要打瞌困，一唱就不要困了。在织布机上做做事，也要喊喊唱唱，织布的时候抢梭子的格子织起来声音“咕嘟咕嘟”的，没魂的大。我唱唱歌，就很有力气，织起布来就很快，就有精神了。[⑨]
可见陈连英从小性格活泼开朗，善于表现自己，年幼的她也敢于随着母亲哼哼唱唱。陈连英的姐姐性格较为内向，同样在帮忙织布的兰姑娘只是讲山歌记在心中，却很少唱出来。陈连英的山歌越唱越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山歌手，而兰姑娘对唱山歌不感兴趣，因此没有成为山歌的活态传承人。歌手陈连英目前所会演唱的山歌绝大多数都是小时候从她的母亲陈状姑娘那里学来的，有时候她学着母亲唱起了山歌，母亲听到其中一段漏了几句词，便会及时提醒。在这样家族传承的环境中，陈连英天天重复着这些山歌号子，于是便把这些山歌“入了肚”，只要“入了肚”，不管多长的歌一辈子都不会遗忘。可见，民间文学在家庭中的传承是通过口头的方式，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慢慢完成的，这是山歌《红娘子》很重要的传承特点。
性格开朗、记忆力强是歌手们天生的优势，超强的记忆力让他们脱颖而出，开朗的性格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歌手即使多年不唱，只要调子一起便可以滔滔不绝地表演。
（3）口头文本的变异是传承中的必然
歌手陈状姑娘和歌手陈连英所演唱的叙事诗歌《红娘子》是一脉相承的，但通过对比笔者搜集陈连英所演唱的《红娘子》判断与贾佩峰搜集陈状姑娘演唱的《红娘子》，发现在代际传承中也发生了变异。我将举几个例子对这种传承中的变异做简单分析，并排除了因贾佩峰在整理《红娘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观因素。
在陈连英演唱的《红娘子拔黄秧》唱词和陈状姑娘所唱《红娘子》中均出现了“一带鸭蛋廿来个，二带鸡蛋廿来双”。这里的“廿”是二十之意，但在南通方言中并没有这个词汇。陈连英表示自己也并不知道“廿”的含义，认为这只是歌词中不表意的一个音。“廿”这个词在现代吴语方言中仍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推断山歌《红娘子》与使用吴语方言演唱的山歌关系密切。陈状姑娘从小生活的姚港镇有很多使用吴语方言的人，她很有可能从小就知道“廿”一词的含义。虽然陈状姑娘和陈连英演唱的唱词内容一致，但她们从小生活的语言环境差异导致二人对歌词含义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变异形式也是口头文学传承中真实存在的。
在贾佩峰所记录的《红娘子》中有这样的唱词“你可曾请过郎中吃过药，你可曾庙里烧香讨仙方，你可曾请过先生来号脉，你可曾请过僮子敲咚咚。”而在笔者记录的陈连英演唱的唱词是“你可曾请了先生来消脉啊，可曾请了僮子来顺心啊，可曾请个郎中来打卦，可曾在东庙里求求个仙？”两种唱词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陈连英清楚地记得她演唱的内容是母亲陈状姑娘唱过的内容，而贾佩峰搜集的版本毫无疑问也是陈状姑娘所演唱。可见，陈状姑娘在不同时间演唱同一片段时会有唱词的变动，很有可能存在她自我发挥的成分。而歌手陈连英只记住了其中一种唱法，笔者听她唱过两次《红娘子拔黄秧》片段，她唱的唱词都是一样的，肯定地表示这段就是这么唱的，并未听过贾佩峰搜集版本里面的唱词。母女两代歌手在口头文学的传承中，唱词形式的变化由广变窄，这也是民间文学口头传承中存在的变异形式。
类似以上两例口头传承中出现的变异情况在叙事诗歌《红娘子》的历代传承人中普遍存在，民间叙事诗歌正是在这种变异中持续发展。随着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感知的深入，叙事诗在篇幅、结构、人物塑造、表现方式及语言运用上，不断发展丰富，逐步走向成熟。
4 结语
历史上，南通叙事山歌《红娘子》传承人数不胜数，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只能找到四位重要的传承人。陈连英老人是山歌《红娘子》活态的传承人，且年事已高。按照民间文学口头传承规律，现在很难再培养新一批的传承人进行传承。在民间叙事诗生命进程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是负责唱诵的表演者（一代又一代传承人）。是他们将社会事件编成故事演唱或将民间口头流传的其他文体，甚至是文人创作的作品，转换为有说有唱的表演文本，促成了叙事作品的生成；又是他们，通过表演在口传文本与受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受众由被动（接受）主体变为能动主体，参与到作品的创造中来，进而使单向的表演文本转变为双向的互动文本；也是他们，在长期的表演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推动作品思想和艺术水准不断提高，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6]因此，对歌手陈连英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亟需完成的。笔者因时间有限，还并未能对陈连英老人进行充分的访谈，她肚子里的山歌号子也只给我展示了一小部分。把握好对山歌《红娘子》活态传承人的研究，不仅可以找寻山歌《红娘子》的演唱传统，还能对山歌《红娘子》的传承模式和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南通地区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
[3]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
[4]黄永林、韩成艳.民间文学重要传承人的特征及采录技巧[J].云梦学刊.2008(11):90-93
[5]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
[6]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
[7]敖小平.南通方言考[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关是宇（1994—），男，江苏南通人，中央民族大学2017级民俗学硕士
[①] 张良韩信：西汉历史人物，老歌手们误认为“张良韩信”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②] 被访人：陈连英，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2月6日上午，地点：南通市陈连英家中
[③] 被访人：贾佩峰，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1月26日下午，地点：南通市贾佩峰家中
[④] 被访人：沈志冲，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2月23日上午，地点：南通市通州区沈志冲办公室
[⑤] 被访人：陈连英，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2月6日上午，地点：南通市陈连英家中
[⑥] 被访人：陈连英，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2月6日上午，地点：南通市陈连英家中
[⑦] 小预子、铜管：方言音译，是南通地区旧时织布的两项小工种，多由儿童完成。
[⑧] 不来势：方言，这里指“反应慢”。
[⑨] 被访人：陈连英，访谈人：关是宇，时间：2018年2月6日上午，地点：南通市陈连英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