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从一国总统到普通议员，美国上下都在努力将“病毒”的脏水泼到中国。
“新冠病毒源自中国”、“中国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屡次宣称要揭露中国的罪行，他称新冠病毒就是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中国故意向世界投放这一病毒。
拜登走马上任后，布林肯接过了蓬佩奥手中的那盆脏水，呼吁世界相关组织对中国的实验室进行调查，称病毒的源头就在中国。
布林肯想要让中国承担这“莫须有”的罪名，抹黑中国大国形象。
正在布林肯上蹿下跳，不亦乐乎的时候，“自己人”背后给他来了一刀。
而且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背后“下黑手”的竟然是在美国前国务卿办公室主任劳伦斯！
2021年3月，身居高位的劳伦斯在一次讲话中主动揭发了美国的三大罪行：新疆棉事件、阿富汗重建计划和立陶宛事件。
要知道，劳伦斯的顶头上司正是那个指鹿为马的当代赵高——鲍威尔。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鲍威尔拿着一袋洗衣粉，却是言之凿凿地说这就是伊拉克制造的生化武器。
有鲍威尔这样一位“好上司”，怎么会培养出劳伦斯这样一个吃里爬外的下属呢？
两党固然内斗频繁，但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那是出奇的一致——打压、抹黑！只能说，劳伦斯是“弃暗投明”的“好同志”。
那么，劳伦斯口中的“美国三大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鲍威尔）
一、新疆棉事件：究竟是谁“侵犯人权”？
2021年的夏天，新疆棉事件突然引爆舆论。
国际某快消品牌H&M率先发表声明，称拒绝使用中国新疆棉花，因为新疆采棉存在“强制劳动”问题。
H&M高举道德大旗，将中国渲染成了“侵犯人权”的典型。
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品牌也紧随其后，污蔑中国“侵犯人权”、“抹杀人性”。
（新疆棉事件）
这两记闷棍打下来之后，中国陷入了世界舆论的风口。
然而，当记者到新疆实地考察之后，却是打趣道：“这待遇，我都想转行了”。
原来，在新疆采棉是挺“强制”的，“强制”到人人月薪收入过万，“强制”到有人专门从长春坐飞机去新疆采棉。
在新疆采棉是挺“抹杀”人性的，人性被“抹杀”到汉族同胞和少数民族同胞其乐融融，吃住同屋，维吾尔族的姑娘甚至亲手给汉族的壮汉送上甘甜的哈密瓜。
由此可见，一众指责是多么的荒唐！
但是，在事实面前，国外商家却是装傻充愣，选择性失明，像复读机一样说着“侵犯人权”、“抹杀人性”。
（新疆棉）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作祟！
H&M等一众商家背后的推手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它明面上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非政府组织，制定行业规范、调研各地生产状况。但是，BCI内部的话语权早就被美国把控。
BCI早期也曾做过不少有益于人类的事，比如抵制童工、减少工厂环境污染等。
它在道德的高峰上“一览众山小”，任何商家都必须遵从BCI制定的行业规范。
但是，它很快明白了“高处不胜寒”这个道理。
由于BCI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站的越来越高，话语的分量越来越重，美国人对它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强烈。
美国政府调研之后发现，欧美地区的消费者对于BCI之类的非政府组织有着近乎神化的信任——只要BCI说这家店存在剥削员工的现象，那么这家店被砸都算是轻的，甚至倒闭都很平常。
（BCI早已被腐蚀）
在美国政府看来，BCI组织的“一张嘴”，抵得上自己的十万精兵，这当然得好好利用起来。
因此，鬼鬼祟祟的美国人一直在寻觅着机会。
由于疫情冲击不断，各国的经济都尽显疲敝，但是中国却是逆流而上，新疆棉占据了全球棉花市场20%的份额。
虽然美国一直在国内推动纺织品的加工制造，并通过贸易战消耗中国。但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国外工厂停工，海外市场对中国的“防护服”、“口罩”等需求迅速增加，中国全年纺织品出口1538亿美元。
这时候，眼红的美国人坐不住了，决定对中国棉花出手！
美国政府通过BCI打响第一炮，并把H&M拉出去当了炮灰。
（新冠病毒）
BCI“洗脑”欧美消费者，宣传中国侵犯人权，使得他们抵制中国棉花，意在打击中国纺织业，进一步促使产品供应商放弃中国市场，转从其他国家购买棉花。
美国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新疆棉花事件发生后，抵制耐克、阿迪达斯等产品的活动席卷中国大地。
新华社更是发表评论：究竟是谁奴役人民？历史不会忘记。
弗洛伊德的一句话在用新疆棉事件上显得颇为贴切：人总是倾向于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外部现象的答案。
（弗洛伊德）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棉花上血仍未冷，泪仍未干！
大量的中国网友声讨欧美诸国：“请你们不要以己度人，不要认为世间所有的棉花，都是用黑奴的鲜血浇灌的。”
早就实现采棉高度机械化的中国，已经在新疆投入了大量的采棉机，采棉工更多地是在驾驶室里吹着空调操作机器。
真正奴役农工的，正是欧美自己！
17世纪中叶，北美南方种植园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棉花成为南方殖民地可卖现金的经济作物。
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大量的黑奴被投入到南方种植园。
利欲熏心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插手荷兰人所控制的奴隶贸易。
堂堂的英国王室甚至专心做起了贩卖黑奴的勾当，皇家非洲公司垄断了好望角到迈阿密所有的黑奴交易。骑士“不向弱者挥剑”的守则被英国人自己踩在了脚下。
被贩卖到种植园中的黑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脚上沉重的枷锁一度是黑奴唯一的“朋友”。
但是，丧心病狂的欧美人并不止于此。
种植园主开始延长黑奴的服役期限，最终迫使其终生服役，“要么顺从，要么被杀”。
各殖民地议会甚至制定自己的“奴隶法典”，使早已存在的“终身奴仆”定位为名符其实的“奴隶”，黑人的自由丧失殆尽，难道这就是“人权”？
所谓的“人权”，在欧美人口中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
为了“保护南卡罗来纳州人及其财产的安全”，该州甚至制定了法案，强迫黑奴服从。
该法的第二条款规定：黑奴或其他奴隶离开所在的种植园都必须持有通行证，或有白人的陪同，否则施以鞭刑。黑奴成了白人豢养的“宠物”，难道这就是人权？
对于最令奴隶主恐惧的武装起义，该法的第三条款规定：奴隶主只要在黑奴房子中搜到枪支、剑等铁器，他们马上拿走，并将黑奴左腿的膝盖骨挖去，无需任何理由。难道这就是“人权”？
逃跑的奴隶，抓到后奴隶主对黑奴施行100鞭刑；第二此逃跑，黑奴的右颊上被刻上“R”，并锯去左手的中指；第三次企图逃跑的黑奴将被割掉一个耳朵，戳瞎一支眼，打断一条腿。
欧美人口口声声说着“人权”，污蔑中国不遵守人权，但是他们口中的人权，好像是“吃人”二字。
二、阿富汗重建政策：重建还是毁灭？
“阿富汗重建政策”是劳伦斯揭露的第二大罪行。
本质上，这一政策不过是服务于美国霸权的牺牲品罢了。所谓的阿富汗人民只不过是美国吸血的补品，“阿富汗重建政策”是吸血的工具。
（阿富汗战争）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布什政府对阿富汗的重建政策具有强烈的重政治军事、轻经济民生的色彩。
简而言之，美国只将阿富汗看成自己的附庸国，想把它打造成挺进中亚的“弹药库”。
对于能增强阿富汗的内生实力的经济重建，布什政府并不会看一眼，因为这些周期长、收效慢的重建工作对赢得阿富汗战争没有显著促进作用。
为了甩掉“经济重建”的担子，美国拉拢了大量的盟国，把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的任务“外包”出去了。
在布什政府看来，要维护战后成果，最重要的是实现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板的政治重建。
在这方面，美国积极扶植能够代表西方利益的阿富汗领导人，力图实现阿富汗政治体制的西方化。
（波恩会议）
早在2001年波恩会议召开期间，布什政府就不断地向受俄罗斯支持的北方联盟施压，迫使其放弃对阿富汗的控制权，转而移交给美国扶植的、由卡尔扎伊领导的临时政府。
卡尔扎伊青年时期曾在美国留学，具有深厚的西方背景，被美国认为是意识形态最接近西方的阿富汗人，知根知底的卡尔扎伊自然获得了布什政府的大力支持。
成功当选临时政府主席的卡尔扎伊也不负布什的厚望，在2004年当选为阿富汗历史上首任民选总统，成功把阿富汗带偏，在“西方民主”的道路上越跑越欢。
结果呢？阿富汗经济一塌糊涂，饿死街头的比死于战乱的要多得多。
布什政府的重建政策，从没有考虑过底层阿富汗人民的需求。
在布什看来，卡尔扎伊活着，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那些平民，自生自灭随他们去吧。
另一方面，美国对阿富汗安全秩序的重建更加倚重军事手段。
布什政府在国家反恐战略报告中表示，美国“必须在各条战线上使用一切力量对恐怖主义不断发起无情的打击”。
事实证明，“无情的打击”真的很无情——不管你是叛军还是平民，一通狂轰乱炸不留活路，大量的阿富汗平民惨死故土。
并且，布什明确地将经济、法制等其他方面的重建置于安全秩序重建之后。
换言之，阿富汗能重建最好，不能重建也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本土的安全必须凌驾于阿富汗政策之上。
2001年“持久自由”军事行动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发起了多次清剿行动，持续空袭塔利班残余势力据点，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此外，布什政府将阿富汗当作了美国插手中亚的桥头堡，建设了一支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以维护美国的切身利益。
从全局上看，阿富汗战争只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一个局部战场。
美国在2003年就开辟了新的反恐战场——伊拉克战争，对手是财力雄厚、号称拥有中东第一军事力量的萨达姆政权。
但是，与阿富汗战争不同，布什政府怀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甚至德国、法国等盟友也对美国的战争理由公开表示质疑，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存在疑问，战后对伊拉克政治体制的安排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因此，布什政府需要“伪装”对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成果，利用“阿富汗重建政策”为伊拉克战争做一个辩护。
所以，对阿富汗的重建政策必须在全局上服从反恐战略，服务于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重建的开展，尤其是要尽快完成政治和安全秩序重建任务，树立美国人权保卫者和地区和平维护者的形象，以减少外界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乃至全球反恐战争的质疑。
就这样，阿富汗成为了美国政府手下无辜的牺牲品，大量的百姓因为美国的“阿富汗重建政策”含冤而死。
三、立陶宛事件：美国唆使
劳伦斯公布的美国第三大罪行是立陶宛事件。
在美国的唆使下，人口不足300万的立陶宛竟然公开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在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妄图分裂中国。
中国迅速作出反应，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立陶宛事件发生后，就有学者指出立陶宛甘为美国走狗的“光彩历史”——早在2010年左右，立陶宛的“黑狱”就曾接收美国抓捕的穆斯林嫌疑人，严刑逼供，致使大量的犯人死亡。
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如今，立陶宛再度为虎作伥，协助拜登政府妄议台湾问题，可谓是可笑至极！
（拜登）
从拜登就任期间的种种行为也可以看出，他采取了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华姿态。
而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显然被拜登政府认为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有用“筹码”之一。
然而，立陶宛就是美国涉台立法的一个牺牲品罢了，当立陶宛的贸易遭受重大打击的时候，真正的幕后黑手也未曾援助丝毫，令人不禁一笑。
四、第四宗罪？俄乌美军实验室
除了劳伦斯所揭示的三宗罪，美国的第四宗罪呼之欲出。
俄乌战争激战正酣，尽管美国一次次地强调不会参与战争，但是俄军竟然在乌克兰发现了美国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2022年3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向外界展示了数份文件，这些文件正是俄军在美军实验室中发现的！
“通过候鸟传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事实上，美国开展生物武器实验研究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那时候，美国人通过包庇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获得了第一批生化武器的资料。
要知道，这些日军的资料，牺牲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命。
二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驻日盟军总部管辖。
由于盟军总司令部为美国独占，检察长又是美国代表，所以远东国际法庭和国际检察局完全被美国所控制。
在东京审判之前的罪证搜查阶段，有关日军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行，是由国际检察局的托马斯·莫罗上校追究此事，此人是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的主要助手。
1946年3月，莫罗上校与国际检察局的萨顿去上海收集战犯证据，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八个项目进行调查，细菌战和化学战是其中的两项。
莫罗的报告很快地完成，但是首席检察官基南否决了宣读日军细菌战报告的提案，决定通过与日军交易的形式，不再追究细菌战的罪责。
然而，萨顿出人意料地在法庭上揭露出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使法庭大为震惊。
审判长韦伯急忙打圆场，请萨顿不要继续宣读下去，萨顿表示“好的，就这样办吧”。
法庭之所以不主张对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缘于此时，美国方面正暗地里与日军进行战犯免罪的交易。
美国抢先独占了部队有关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实验资料，并把这项研究作为二战后美国的一个优先任务。
所以，美国人不允许在东京审判的公开场合下揭露日本的细菌战。
结果，在东京审判全过程的2年零6个月里，除了萨顿的突然发言使法庭上下分外震惊和尴尬外，东京审判再没有触及日本的细菌战罪行问题。
审判结束后，细菌战资料几乎尽归美国所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证明，731部队的大批人体实验和实战资料的确传到了美国。
美国犹他州的达格威实验场有题为《Q报告》的解剖报告。另外，在底特里克基地也有相关资料得到保管。
报告的《序言》中这样叙述，“高桥正彦医师和其他人共同进行了防疫学和细菌学的调查。其内容被印成日语报告，于1948年7月提交给美军。”
达格威实验场是美国政府在犹他州进行细菌战研究的生化军事基地，在那里还保存着一些其他资料，1982年，副本被交给了底特里克基地。
同时，美国也发生过不止一起病毒泄漏事件。
2014年，美国流感实验室应美国东南家禽研究实验室的要求，向其发送H9N2病毒样品。
结果却是出现了意外。
东南家禽研究实验室通报道：接收的H9N2样品中存在H5N1病毒。
当年6月，美国CDC下属实验室在将炭疽样品从实验室内转移时，发现携出炭疽样品灭活不彻底，造成该实验室的81名工作人员炭疽暴露风险。
由此可见，继承731资料设立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出身即是“肮脏的”，并且有着泄露病毒的前科！
美国劣迹斑斑的罪行早已被印刻在历史书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未来像劳伦斯这样“弃暗投明”的美国人并不会少！
参考资料：
《“抵制新疆棉花”，一场设计了一年多的阴谋》 人民日报
《美“政治化”行径置阿富汗人民于不顾》 曹嫒嫒 南方日报
《中国决定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 光明网
《美军在全球多地设生物实验室 境外生化活动遭质疑》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