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香张吉成立
[报道]在田野之间上课，树人在实践中。
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20世纪70年代初，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在采矿生产中被发现。1974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内蒙古昭乌达盟文化站、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铜绿山矿区的1、2、4、7、11号矿体及2处东周冶炼遗址进行抢救发掘，在7号矿体的古代采矿遗址建成铜绿山遗址博物馆对外展示，开创了中国矿冶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的新领域。
1974至1985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4923平方米，共揭露古代采矿竖（盲）井302个，平（斜）巷120条、炼炉12座，还出土了大量铜斧、铜锛、铁斧、铁锤，以及木、竹、石质采矿、冶炼工具及矿冶标本千余件。研究表明，铜绿山古铜矿深井开采技术始于商代后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至迟春秋前期开始采用鼓风竖炉炼铜，这种技术的实用性、科学性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铜绿山遗址存在两种火法炼铜工艺，一是冶炼氧化矿石的“氧化矿-铜”工艺，二是“硫化矿-冰铜-铜”工艺。因此，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被有关专家称为“是冶金考古新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堪称利用考古新资料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样本”。
自2011年以来，为配合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新陈列馆选址项目，进一步揭示铜绿山采冶技术创新因素，清楚判定铜绿山采冶活动肇始年代及生产流程、采冶者的国属、民族、生产分工、文化特征等问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以探寻矿冶生产流程遗迹和工匠为目标，进行了新一轮考古工作。考古队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树祥研究员的带领下，先后对7号矿体（大岩阴山）北麓新发现的岩阴山脚遗址、四方塘遗址等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考古新成果，最为重要是在四方塘发现了矿冶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墓葬区，已发掘先秦时期墓葬246座，其中，夏商时期墓葬3座、西周墓葬13座，春秋战国时代墓葬230座，出土陶、铜、玉、矿石类的文物298件（套），并组织多学科研究。这是40多年来铜绿山矿山乃至中国矿冶考古的又一次重大新发现，其意义十分重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了四方塘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相关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四方塘墓地是一处与铜绿山Ⅶ号矿冶管理者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公墓地。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葬俗与文化内涵之丰富、出土矿冶文物特性之明显，为中国先秦冶金考古的第一次。
图1 四方塘墓地航拍图
其次，墓地布局、墓葬规格、葬具和随葬品的差异性显示了墓主身份地位和分工不同，这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铜矿业的人力技术配置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墓葬反映了铜矿生产者的地位及职业。墓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中型墓葬，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等，应为矿冶生产的中层管理者。第二等级墓应为中低级技师和军士，普遍出土成组合的陶器，有的随葬一定数量的青铜工具和武器。第三等级墓葬仅随葬铁铜矿石、石块，有的没有随葬品，应为低层技术工人。这些对于研究铜矿冶生产流程中的组织管理、技术分工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第三，四方塘遗址墓地、岩阴山脚遗址与铜绿山Ⅶ号矿体春秋时期的采冶遗迹共同组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为研究铜绿山采矿、洗选矿、冶炼场的空间布局、技术流程、生产规模等拓宽了新视野。同时，四方塘遗址还发现宋明时期的多座焙烧炉，也丰富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内容。
图2 大冶铜绿山遗址产业链分布图
图3 春秋时期冶炼场
图4 四方塘墓地上的明代焙烧炉（L8）
第四，墓地首次发现楚与扬越文化融合发展的陶器，为研究楚国势力对铜绿山扩张的年代脉络、建立鄂东南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新资料，对于诠释春秋早中期楚国拓疆东进控制铜绿山年代、采冶者民族、楚与百越关系，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系列学术前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墓葬区出土的青铜器、冶铜炉渣等检测所获数据，为研究春秋时期长江流域冶铜技术及资源流通提供了宝贵材料。四方塘墓地青铜器中兼有楚系与百越两类风格，应用的铅资源无明显差异，并与同期江汉平原地区一致，较可能来自湖南地区。域外金属资源与青铜器在春秋前期进入鄂东南，正反映本地政治格局的变化，铜资源与金属器的双向流动，也体现了楚国对南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奠定了楚国在春秋中期臻于极盛的物质基础。
近半个世纪的大冶铜绿山矿冶考古成果蜚声国内外，备受政府、学界和民众重视。198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与2012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先后两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5年，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项目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1年10月18日，再次荣登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金榜。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