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继续分析《大明王朝1566》两集的核心情节。这一集中的核心在于两个父子之间的对话和“把稻米变成桑椹”的正式展开。
在此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改稻为桑”，真实历史上明朝并没有这条国策，嘉靖也没有颁布过相关旨意。
浙江地区作为丝绸的生产大户，种桑养蚕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到了朱元璋时期，曾经有过相关规定，每10亩地1亩半种桑，3亩种棉，因为浙江早已有相关基础，所以当时推行的非常顺利。
虽然“改稻为桑”是本剧中的虚构情节，但实际是英国“羊吃人”圈地运动的中国版。十五六世纪，英国荷兰等国的毛织业非常繁荣，非常赚钱，于是贵族农场主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养羊产毛。这导致了大量农民因失地被赶出家园，最终涌入城市成为工人和小手工业者。这虽然推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其过程充满了暴力、血腥以及罪恶。
而严世蕃等人的目的其实和圈地运动一样。他们一方面根据国策强迫百姓改稻为桑，但新改的桑田无法产出足够换取当年口粮的蚕丝来。另一方面囤积粮食，干预官府从外地调粮补助桑农。
未来无法生存的桑农唯有两条路。第一条反，那么就会被以通倭的名义剿灭。第二条向大户借粮或买粮，但到时市面上的粮价会奇高无比，农民最后无论是借还是买，最后的结果都是土地被大户兼并，自己沦为佃户或进入工坊成为工人。
所以只要提前了解这层关系，整部剧后面很多地方就能够明白。
现在回到剧情上来。
第二集开场，在财务会议结束后，传来了嘉靖喜提皇孙一名的消息。这时候嘉靖从袖中取出了一个冬枣和一个栗子，按民间的说法是“早立子”，但这三个字对于皇家来说却是另一番含义了，嘉靖在内阁重臣面前做出如此举动，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裕王的储君身份。
之后，嘉靖说了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啊！”这句话实际又是对徐阶等人说的，尤其是用这个敢字，正是对他们的一种警告：“我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早就被人卖了。周云逸的事情我同样都知道，天下虽然迟早是裕王的，但我现在还是皇帝，你们也不要这么急！”于是就把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赶到了裕王那边，并着重点出了他们三人裕王师傅和伴读的身份。
独留下了严嵩和严世蕃，这时候嘉靖才补了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全知！”我猜测其中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现在留下了你们两个才是我的心腹，更要做我的耳目；第二，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会当做不知道；第三、关于周云逸后台是谁，我就当不知道，也不要再提。
所以之后嘉靖才又问了一遍，周云逸到底有没有后台，而不是问周云逸的后台是谁。因此本想回答的严世蕃，却被严嵩拉住，这时候的确什么都不说，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是最好的。
因为严世蕃如果回答没有后台，那就是没有听懂第一层意思。如果回答有后台，把徐阶、高拱、张居正任何一个人说出来。前面嘉靖刚点了他们三人的身份，那言下之意就是裕王才是真正的后台。而裕王是谁，嘉靖的儿子，唯一的储君，唯一皇孙的父亲，严世蕃和他作对，嘉靖站在哪一边？
那么严世蕃只要开口，怎么回答都是错误的，还不如和严嵩一样少说话。最后，嘉靖留他们吃元宵，正是向他们表达了圣眷犹在。
这段剧情其实非常明白的交代了嘉靖和裕王所代表的两个势力间的复杂关系。
接着专场到吕芳这边，开启了本集乃至全局比较重要的一段对话，便是吕芳和冯保父子间的对话。
在这一段中有一个细节需要点赞，就是吕芳回来后发现冯保已经冻僵了，小太监们把他抬进屋，用雪不停搓他的身体。这一段没有生活经历可能并不会知道，冻僵的人不能直接烤火，需要在温暖的环境用雪不停搓，让血液重新循环起来，身体慢慢的升温。
回到正题，在这里没有外人，吕芳终于向冯保说出了上集中冯保犯的两个错误。并决定将冯保送到裕王府，作为伺候皇孙的二十个太监之一，这其实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棋，但年轻的冯保显然是不知道其中关节的。
于是吕芳对冯保说出了两句话，一句是文人常说的：“思危、思退、思变。”一句是武将常说的，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两句话，吕芳在剧中做过解释，但结合剧情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思危，对冯保来说，打死周云逸，又抢先报祥瑞，就是危。嘉靖在会上已经问到了打死周云逸的掌刑人是谁，那吕芳是一定要报上去的。嘉靖就记住了冯保这个名字，这次一定会罚，甚至重罚，以后也是不会再重用，甚至会想除掉他（比如发配到南京，那基本上就是养老，一辈子都完了）。同时裕王、陈洪等人也都会盯着冯保。
所以要思退，从宫里退出来，尤其是调到刚刚得罪了的裕王府上，地位上肯定是降了，而且是羊入虎口。但是，这样做等于是嘉靖对裕王关于周云逸事情的一个交代，一个替罪羊，这种安排嘉靖一定是满意的。而对于冯保来说，裕王实际会认为他是嘉靖派来的眼线，反而不敢对他怎么样，是安全的。同时又从陈洪等宫里其他大太监眼中退了出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最后思变，这个变数就是皇孙，未来的万历。嘉靖朝，冯保前面有这么多老人在，不是他应该上位的时候，现在又把裕王得罪了，那么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孙，只有把皇孙未来的皇帝伺候好了，才会有出路。另外更要在裕王面前低调做人，重新修复和裕王之间的关系。
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针对的不光是冯保，也包括吕芳自己。一朝天子一朝臣，从今天皇孙诞生和“早立子”，吕芳已经看出天下很快是裕王的了。所以将自己的干儿子派到裕王府上，一方面是给冯保找退路，另一方面也是以冯保作为自己和裕王之间的搭桥人，为自己将来找退路。
何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并非简单的置于死地就能获得生机，那是找死。而是在死地或者将思维置于死地的角度，冷静下来寻找生的可能，甚至将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的条件。
下一幕，转到裕王府中，而张居正的一番话揭露了“改稻为桑”的本质，也预感到了可能的后果，于是派了谭纶前往浙江。这个谭纶一方面和胡宗宪有深交，可以影响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颗钉子，使得严党有顾忌不能为所欲为。
在历史上谭纶也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先在江南抗倭，后任蓟辽总督，万历时任兵部尚书，是当时和戚继光并称的名将，于万历五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很快，剧情验证了张居正的判断，官府不仅断水踏苗，甚至调动了戚继光的军队，对于敢于反抗的百姓冠以通倭的罪名进行逮捕。幸好戚继光及时赶到，不仅将军队都带了回去，更是鞭打了踏苗的士兵。
只是戚继光真的是为了百姓吗？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是戚继光后来在朝中的地位能高于俞大猷，并一直被重用，和他的政治智慧离不开，戚在为官上并不算一个清官。
王直，五峰船主，海商出身，当时最大的倭寇势力
戚继光的目的，一是为了胡宗宪的大局，剧中不止一次说到大局，这大局究竟是什么？正是胡宗宪来浙江的真正目的，就是抗倭，维持东南安稳。而浙江本身就是一个山多水多田少的地方，每年都要靠外地运入700万石粮食，强制的改稻为桑就会加重这个情况，当百姓无法生存后，就会激起民变，甚至加入倭寇，是不利于大局的。
二是，谭纶的存在，使得他们的行为将会一字不差的被通报到裕王那。如果对此没有作为，胡宗宪和戚继光也将被归到严党一系，一旦出现变故，他们将会成为替罪羊。更何况从局势看“改稻为桑”是短期无法成功的，所以不管结果如何，如果他们尤其是军队参与到严党的所作所为中，他们都将最后背锅，甚至掉脑袋。
三是，改稻为桑即使成功，严党的做法必然激起民变，他们可以称他们是倭寇作乱。但是在胡宗宪和戚继光抗倭的时候，浙江的“倭寇”却越来越多，那么他们还是会成为严党的牺牲品。
所以戚继光最后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军队，但是对于杭州知府马宁远的其他行为并不干预。
戚继光的干预虽然没有使事态继续恶化，但是被踏苗的百姓最后还是围了总督衙门。浙江按察使何茂才自然是该抓人抓人，然后以一个通倭上报，同时追问是谁下命令让戚继光把官兵调走，致使刁民闹事。
这一切，包括那句“我们在前面拼命，有人在后面拆台”，其实都是暗指的谭纶，并希望将这件事扩大，将谭纶赶走，所以何茂才才在看到百姓闹事时迫不及待的想要抓人，并连夜上奏。
但此时胡宗宪直接承认是自己给戚继光下的命令，实际是变相的承认自己站到了裕王一边。同时一针见血的问出了官府到现在已经调了多少粮，但一开始就说过，严党为兼并土地怎么会调粮呢？
坐在角落的谭纶，郑泌昌说话的角度
失去了胡宗宪的支持，浙江布政使郑泌昌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的计划自然破产。但这其中，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提出了按现在浙江蚕丝的产量赶不上年底交货。
这里要说一下杨金水，因为在整部剧非常重要。杨金水是宫里派驻在浙江负责织造和贸易的总管太监，按理应该是属于皇上的势力，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吕芳的亲信干儿子，所以他同时更代表的是吕芳的利益。因此他并不属于严党，也不关心改稻为桑的事，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他的差事和吕芳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在后面每件事上的态度。
说回胡宗宪，他知道自己这次的表态，一定会被郑与何两个人捅到严世蕃那里，所以必须要马上有表示，不然自己的位置很快就会保不住。所以他才连夜上了一封奏章，看似是想要缓办“改稻为桑”站到了裕王一边，实际是给严嵩看的（严嵩内阁首辅，下面的奏章一般会先到他手里）。
是向严嵩表达，我并非是站在裕王这边，而是现在这样的方式“改稻为桑”一定会出乱子，而谭纶在浙江，任何事情裕王都会知道，无法瞒住嘉靖，一旦局势无法控制，可能会成为裕王扳倒严党的致命武器。
这封奏章很快引起了严世蕃和严嵩的分歧，这是因为严世蕃就像早先的冯保一样，下面的严党都以他马首是瞻，而自己又不在内阁。历史上严世蕃官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不算低，但也不是核心层，上面还有徐阶、高拱等。
所以他迫切的想要上升，想要接自己父亲的班，从“小阁老”成为真正的内阁首辅。而同时他还实际代表了严党那一大批官僚的利益。所以他更激进，意见更容易受到郑泌昌、何茂才的影响，认为胡宗宪是倒向了裕王。
而严嵩不同，虽然是表面上严党领袖，但他更关心的是嘉靖的态度，他非常明白就凭严党的所作所为能够被容许到现在，都是因为他是他嘉靖的大管家，能够讨好嘉靖，能够为嘉靖谋取利益。
这就导致了严嵩更重视危机，而严世蕃更重视利益，更好斗，从而忽视了危机。所以之前说这集中两对父子的对话非常重要，因为要读懂严家父子的话，就要对比吕芳对冯保的话来思考。吕芳一个太监从文人那学到了“思危、思退、思变”，而严世蕃却不知道这个道理，这在剧中的确非常的可笑。
严世蕃为了上位，为了利益，处处把自己放在了裕王的对立面，所以严嵩问出了一句很微妙的话：“裕王又是谁的儿子？”在这之前严嵩已经提到过，谭纶背后是裕王，裕王背后是嘉靖。而严世蕃与裕王作对，正是与嘉靖做对，这是被蒙蔽了双眼的严世蕃看不到的。
在对胡宗宪和“改稻为桑”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严世蕃始终坚持的是如何圈占百姓土地，垄断丝织，为严党牟利。而严嵩想到的是，浙江是大明的税负重地，又是闹倭寇的地方，如果激起民变，有谭纶在，严嵩父子是脱不了干系的。而如果无法完成“改稻为桑”，30万丝绸的缺额就无法完成，那么提出“改稻为桑”的严嵩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他就让严世蕃将这封奏章，趁着嘉靖去裕王府看孙子的时候，通过吕芳递上去。这在前面已经多处有伏笔，杨金水是吕芳人，江南织造局等于是吕芳利益和责任范围，如果丝绸出了问题吕芳同样也要担负责任。
如果通过吕芳递上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吕芳一定会朝对严嵩有利的方向推动。而又是在裕王府中递上去的，就如罗龙文说的一样。嘉靖如果是在裕王府当众给的旨意，那么不管出了什么事，严党都可以推的干净。而由于时间短，徐阶他们来不及商量，所以一时间裕王一定无法提出任何有用的意见，以后如果再商量出什么问题，但嘉靖的旨意已经出了，裕王事后也没办法驳回，更不能事后让高拱、张居正等干预，不然就是拆自己父亲的台。
所以严嵩说：“知大势者，罗龙文也。”这个罗龙文历史上确有其人，是著名的歙派墨工，以贩墨发家，是严世蕃的幕僚，所以从剧中以及今后的剧情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从严世蕃的利益出发。
至此，第二集完，第三集请听下回分解。如有其他高见，欢迎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