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柱(1920-1968年)
原名魏均比(音东路),江苏江阴人。
电影代表作有《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南岛风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1962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楼自杀,终年48岁。罗兰·巴特说,公共历史是一种不可经验的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无数小历史的鸣响和嘈杂的和声。
这或许是贾樟柯拍《海上传奇》时的信念。他用了3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个人,最终选择了18个,剪接成一组参差的上海故事,关于资本家、工人、政客、艺术家,关于革命、解放、“文革”、浦东新区。
韦然(上官云珠与程述尧之子)被叫到兰心大戏院的时候,没做任何准备。舞台上轨道都铺好了,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开始回答镜头外的提问。一个多小时后,贾樟柯走出来,说这一段一定用。
“他知道兰心大戏院之于我妈妈的意义。”韦然对记者说。1950年2月,演员上官云珠在兰心大戏院排练话剧《红旗歌》时,结识了剧院经理程述尧。不久二人结婚,婚礼就在兰心三楼的排练厅举行。一年后,韦然出生,因为演员吴茵送过一对床头台灯,就起了“灯灯”的乳名。
今年是上官云珠诞辰100年,也是妈妈离开他的第五十二个年头。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电影明星之一,上官云珠去世时,家中没有一张照片。韦然对妈妈足迹的追寻,就这样从零开始。他需要在那些截然相反的轶闻与揣测中、在“无数小历史的鸣响和嘈杂的和声”中,一点点拼凑关于妈妈、关于家族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里包含着最令他难过的时光,每一次讲述,“都一样地痛苦”。
脱胎换骨
爸妈离婚时,韦然只有1岁多。
家里曾经的温馨,都是后来听说的。那时,他家住在复兴西路147号一幢公寓的三楼,家里有三个保姆,还养着一条德国猎犬。上官云珠与第二任丈夫姚克的女儿姚姚那年8岁,和程述尧要好得如同亲父女。
程述尧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长大,滑冰、骑车、打拳、跳踢踏舞,什么时髦玩什么,考入燕京大学后,也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曾和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等人一起演话剧。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他被人举报,贪污了3年前的一笔演出款项。过惯了大少爷日子的程述尧,说不清过手的账目,又厌烦没完没了的审查,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凑了690余元交给剧院,这样一来,反倒坐实了罪行,被解除了经理职务,留在剧院管制劳动一年。
当时的上官云珠,正艰难地进行着从旧上海女明星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蜕变。她褪去精致的旗袍,换上简易的列宁装,成为《青春电影》的封面女郎;她拼命地下工厂、农村、部队,参加各种慰问演出,甚至累出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丈夫戴着“贪污犯”这顶帽子,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
家就这样散了。灯灯跟了爸爸,姚姚跟了妈妈。不久,上官云珠开始和上影导演贺路同居,程述尧解除处罚后,调到了衡山电影院,后经人介绍,与吴嫣结婚。
吴嫣的前传是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二十出头嫁给了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曜东,在各界名流间周旋,是孟小冬、蓝妮、福芝芳的小姐妹,张伯驹亲授的弟子。上海解放前夕,曾协助潘汉年做地下工作。
对这一次婚姻,北京老家的长辈们无法接受,“爷爷就专程到上海,接我回北京,那时我还不满4岁”。
在北京,韦然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站要站直,坐要坐好,饭桌上手肘不能撑开,吃菜时要一筷子夹起来。平日里,他临帖写大字,看曾祖父圈点过的《古文观止》。在大学教书的叔叔放暑假回家,会让他和表哥每天背一首唐诗,早上布置,晚上坐在院中乘凉时检查作业。
有一次,奶奶带他去东安市场,回家路上碰到了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小姑姑和一帮同学,说要去看《南岛风云》。“这是我看的妈妈的第一部电影。”韦然说,“看到妈妈被日本鬼子追赶,扑倒在地,我抓着两边人的手,大叫着跳了起来。”
正是这部电影,让上官云珠在新中国影史上星光大放。第一次出演“党的女儿”,她“一方面感到万分高兴,另一方面又抵制不住内心的惶恐”。1955年春节刚过,她便跟着剧组到了海南岛,跟着乡亲们下田、放牛、插秧,回到上海,一张白脸晒得通红,整个人干瘦憔悴。
她是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的,柳叶弯眉变成了两道浓眉,轻摇漫步变成了风火疾行,特写镜头里一脸坚毅。演员黄宗英看完电影,大为感慨:“上官,你是旧社会过来的演员里,第一个在银幕上主演兵的。上官,只要努力,咱们是可以演好工农兵的啊。”
“从世俗带过来”的好
同为40年代初期“下海”的女演员,受过教育、思想“左倾”的黄宗英,起初不大看得起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
在散文《星》里,黄宗英描述了上官云珠早年的一次“亮相”。那是拍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上官云珠第一次到昆仑公司报到,“穿一身剪裁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绣花鞋,梳得乌黑光亮的发髻上簪几朵雪白的茉莉;她轻拂一把精镌的杭檀香扇,扎过眼的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导演郑君里吓了一跳,上官一笑:“不正派,是吗?你们不就是让我来演这样的角色吗?”
“她,俗到极致反倒颇为不俗了。”黄宗英写道。
作家阿城说,民国电影演员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挥、赵丹、上官云珠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
1938年,18岁的上官云珠跟着丈夫张大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为了生活,她在一家照相馆做开票员。照相馆里常有明星出入,勾起了她的幻想。那时,她还叫韦均荦,讲一口苏州方言。为了实现“明星梦”,她考入华光戏剧学校,苦练国语。
1941年,她拍了第一部电影《玫瑰飘零》,“上官云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演员表上。那两年,她演的多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合作过的导演背后说她“不灵”,不是做演员的料。
丈夫也不快,他需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妇,而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明星老婆。冲突的结果以离婚收场,上官云珠坚持,一定要吃拍戏这碗饭。
不久,她与第二任丈夫姚克结婚。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搞翻译,写小说,也创作剧本。在他的引荐下,上官云珠加入了天风、苦干等职业剧团。剧团到外地跑码头,常遇宪兵、警察、地痞们纠缠,每次都是上官云珠出面,虚与委蛇,巧妙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
1945年,上官云珠随南艺剧团远赴华北、东北巡回演出,在内战的缝隙中四处奔波。等她回到上海,发现丈夫已与另一位女士恋得火热。
黄宗英描写的那次浮夸“亮相”,发生在1947年。那一年,上官云珠27岁,有3部新片上映,她是《天堂春梦》里满身俗气但不失朴实的龚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妖冶骄横的“接收夫人”何文艳,是《太太万岁》里作风浮浪又深藏痛苦的交际花施咪咪。这一年,她加入了左翼电影阵地昆仑影业公司,步入蔡楚生、郑君里、白杨、赵丹、黄宗英等进步影人之列。
在“出名要趁早”的年代,上官云珠的“高光时刻”来得太晚,因此格外努力。在1948年的片单中,她是《万家灯火》里的贤妻良母,是《希望在人间》里的知识分子,是《丽人行》中的纱厂女工,也是《群魔》里的妓女小白菜,手夹香烟,双眼迷离,令人想起阮玲玉的《神女》。到了1949年拍摄《乌鸦与麻雀》时,她演了一个中学教员的妻子,在公用厨房一身短打,与邻居有说有笑,打成一片,外出时西式大衣一穿,腋下夹着小羊皮皮包,又是一派摩登知识型上海太太的风华。
从被批评“不灵”到能演绎千人千面,上官云珠走了近10年,没有根基、没有背景,也不是洋学生,只能靠自己。进入新中国,自称“大俗人”的她还是只能靠自己,以演技傍身,抓住一切机会在新的银幕上亮相,“做一个不被观众抛弃的演员”。
“妈妈几次家庭变故都是为了演戏,最早和张大炎分手,儿子不要,是为了演戏,后来跟我爸分手,儿子不要,也是为了演戏。”韦然说,“她这一辈子不要命地要演戏,大概也是为什么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陨落
韦然再回到上海,已是1961年的春节。之前的5年里,上官云珠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去布拉格参加了国际电影节。程述尧则在衡山电影院做着小职员,老婆受“潘扬案件”牵连关在提篮桥监狱,释放后还要去农场干活。
以后几年假期,韦然经常住在妈妈家。他们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有时候摘几根柳条编顶帽子戴上,追来追去很高兴。回来洗完澡,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姐姐坐在旁边,三个人在阳台上回忆我上托儿所时背的歌谣:老黄牛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
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大小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挂上了刚刚评选出来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上官云珠也在其中。她始终没有“大牌”的架子,对每个人都很好。剧组成员下地方拍戏,她自己掏钱,买许多牙刷毛巾,装好一个个网兜,送给美工和剧务们。南方农村阴水寒天,她就缝制一种细布绒里的薄丝棉袜送人,大家开玩笑地命名为“上官袜”。
1964年,上官云珠在谢晋的《舞台姐妹》中,出演“越剧皇后”商水花,多数时候一动不动,默默无语,仅靠眼神与神态,展现一个受尽玩弄、人老珠黄的伶人。上吊前那一场戏,她坐在镜子前化妆,像一尊行将就木的雕塑,脸上是绝望、凄怆与仇恨。
银幕之外,她的艺术生命也在走向终点。1966年2月,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做完手术,病变组织又转移到大脑,醒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一个月后,她给小儿子写信,说已经认得300个字。
那年夏天,上官云珠在建国西路的公寓里,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她的大字报,工厂、学校、街道的抄家队一拨拨地来。一开始,她还能在家养病,后来只能拖着绵软的身体到厂里接受训问,回家还要写交代材料。她最后的岁月,亲人、爱人和三个孩子都没在身边,留下的只有众说纷纭的传闻野史。
1968年11月23日凌晨,上官云珠从自家窗口跳了下去。她落在楼下小菜场的一个大菜筐里,当时还有意识,向围上来的人说家里的门牌号码,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已经没救了。
1969年1月,在山西插队的韦然接到姐姐姚姚的来信,让他回上海一趟。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几乎站到了上海。姐姐一见他,抱住他就哭了。
后事是姚姚的男友帮忙处理的。一周后,韦然把姐姐送上开往安徽溧阳农场的汽车,自己买票回了山西。
相比上官云珠的决绝,程述尧始终逆来顺受地面对一切打击。被打倒后,他做过拿着手电、带观众进场的领票员,还做过“跑片”,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各个影院送拷贝。逢到休息天,他就在家看书喝茶,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娱自乐。有时从肉摊上搞到一些猪内脏,吴嫣就想办法做成一锅“全家福”。还有一次,他们用羊板油来炼黄油,抹在面包上,吃得很香。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爸会很开心地说一声——这么一天又过去了,平安无事去睡觉。”
幸存者
1975年,韦然回到上海,在街道里弄挖防空洞。他和姐姐约定好,以后要一起面对困难,相依为命。
半年后,他被分配到上海感光胶片厂,姚姚的工作也有了着落,即将到浙江歌舞团开始新生活。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她骑着自行车出门,路过南京西路时,雨衣被一辆卡车的钩子挂住,人被卷入车轮下,当场殒命。
1977年,程述尧从徐汇剧场调到了日晖电影院。“那是一个正在重建的电影院,工地上弄来一辆破旧的公交车,每天晚上,我爸就住在车上,值夜班看守工地。”韦然下了班,就骑车跑到工地,和爸爸聊一会儿。雨季的工地一片泥泞,夜幕中只有车厢窗口透出一点灯光,“像一湾渔火在角落里闪烁”。
姐姐死后,韦然就生出了离开上海的心思,改名换姓,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北京。
1993年,程述尧去世,两年后,吴嫣的生命也走到终点。韦然把他们的骨灰送到了苏州上方山公墓安葬。墓地是老两口自己选的,墓碑上的照片也是生前拍好的,女在左,男居右。墓园的师傅告诉他,照片排列的顺序,是两个老人当场剪刀石头布定下的。他后来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书名“带雨云埋一半山”,出自辛弃疾的《鹧鸪天·送别》,还为吴嫣写了一个小传,附在书后。
1998年,上官云珠逝世30周年,韦然写了第一篇关于妈妈的文章。4年后,他回到上海。导演吴贻弓想拍一部关于上官云珠的电影,那几年,他们一起走访了很多健在的老影人,看上官云珠住过的各处房子,“怕之后被拆掉,还带着剧组先拍下来”。
后来吴贻弓患了癌症,电影没拍成,那些老房子倒是一直保存完好,“这一点上海比北京强,有一些街区、建筑是永远不改的”。韦然有时路过母亲和姐姐当年住过的地方,会停下来为那些房子照一张相。
作家陈丹燕有一本书就叫《永不拓宽的街道》。她写了上海的18条街道,“淮海中路”那一篇,写的是韦然。
在写作关于姚姚故事的《上海的红颜遗事》时,陈丹燕和韦然进行过很多次长谈。韦然对她说,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要是我这样普通的人不做这样的努力,普通人的历史就会被永远淹没。”至于个人在回忆中的痛苦和煎熬,他说,“我可以承受”。
“幸存者的责任,就是与忘却做天长日久的斗争,他们和纪念碑一样,永无轻松的可能。”陈丹燕写道。
2001年,韦然在上海青浦福寿园为上官云珠做了一个衣冠冢。在她周围,都是生前的同事好友,金焰、沈浮、张瑞芳、魏鹤龄、桑弧、谢晋、顾也鲁……他去祭扫时,常常发现妈妈的墓前放着一枝花。
墓碑是他设计的,请人照上官云珠的照片做了一座浮雕,下面只写了生卒年,没有文字。碑顶不是平整的,打了一层毛茬,像一块被割断的石头。
“就好像她的人生,”韦然说,“是一块断碑,没有看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