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南怀瑾回到从四川开始分离10年的故乡温州，与家人团聚。这时温州还听不到隆隆的内战炮声，但南怀瑾意识到了即将出现的天地巨变。
一天晚上，南怀瑾和父亲南仰周睡在一间房中。南父忍不住问南怀瑾：“如今天下的形势究竟如何？”
南怀瑾说：“共产党一定统一中国。”
南父非常吃惊，坐起来抓起他的手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南怀瑾答道：“不是。”
南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共产党会统一中国呢？”
南怀瑾回答说：“这是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同时，他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
南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的，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
无奈之下，南怀瑾只好一个人启程前往杭州、上海、江西等地修行。
1948年，南怀瑾前往台湾考察了三个月，再返回杭州。他听说自己皈依师父虚云大师的弟子通远法师在杭州中印寺修行，便前往拜访。两人一见如故。后又在附近的灵峰寺认识了灵隐寺的住持巨赞法师。
巨赞法师俗姓潘，原先是个小学校长，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秘密参加共产党，领导教职工开展罢教斗争，被国民党当局缉捕。1931年春潜往杭州灵隐寺出家。抗战期间，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周恩来曾称赞他“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爱国护教的典范。
南怀瑾和巨赞法师都非常热爱佛学，且颇有造诣，一来二去，便成为君子之交。两人平日喝喝茶、谈谈禅，很是投缘。当时，巨赞法师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创办武林佛学院并任院长，致力佛教的教育事业，一有机会便请南怀瑾为僧众讲授佛学。
一天，巨赞法师约请南怀瑾到他的禅房一聚。南怀瑾本以为巨赞法师要和自己谈禅，没想到他却说：“我和先生交好，如今有事不敢相瞒。不过几日，我就会被有关当局杭州站逮捕下狱，也许性命不保。先生住在这里，恐怕会受到牵连，我告诉先生，让先生小心为是。”
南怀瑾听了十分诧异，问道：“是国军还是共军？”
巨赞法师平静地说：“国军。”
南怀瑾低头沉思一下，又问：“你为什么偏向共军一面？”
巨赞法师回答：“别无他求，不过是为了维护佛教，保护佛法。”
南怀瑾听后沉思半晌，而后说：“我要到南京走一趟，或许可以帮助你完成心愿。”
南怀瑾当天就起程去了南京，找到好友许衡生。许衡生和国民政府的很多官员都有联系，在他的帮助下，南怀瑾见到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负责人郑介民。
郑介民和南怀瑾是中央军校的老同事，两人多少有些熟悉。南怀瑾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郑介民念在昔日的情谊上放巨赞法师一条生路。南怀瑾的理由是：“他（巨赞法师）对政治不感兴趣，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佛法，你们没有必要伤他的性命。”虽然郑介民口头答应了，但南怀瑾还是不放心，又向他要了一张手令这才放心。
南怀瑾回到杭州，将郑介民的手令交给巨赞法师，并让他送交给杭州当局，算是救了巨赞法师一命。离开杭州时，南怀瑾还赋诗五首，题为《浮海去台湾前夕留别巨赞法师于灵峰》，其中一首写道：“客中送客真无赖，愁里悲秋只此心。国计家筹都不了，入山何处白云深。”
南怀瑾的诗意说，原本是来做客，却还要送别客人，家国命运都难以了结，不知去哪里是好。巨赞法师也用诗句回复：“无端岁月堂堂去，万种情怀的的来。”
1949年4月，巨赞法师应邀从香港抵达北京，为改革佛教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9月，他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事后，他在《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写道：“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富强独立除前耻，同意无私载首盟。保卫和平真佛意，全球从此可休兵。”
巨赞法师用诗的语言，从佛家视角的真诚地欢呼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主编等职，不断推进现代佛学社的改组革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身陷囹圄，始终以爱国爱教为己任，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南师怀瑾救下的巨赞法师，不仅仅是灵隐寺的一位高僧，也是中国佛教走向新时代的一颗革命火种，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