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英剧《王冠》第四季，快乐结局——故事在王室一家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戴安娜王妃一个人孤独的场面戛然而止。
这一季承接前三季的剧情和叙事风格，讲述了20世纪后半叶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王室的变动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到女王同政界之间的纷争，也展现了动荡不安的国内外局势下英国决策层的应对。一直以来，与英国王室有关的新闻似乎总是能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从王室成员的婚礼到女王的钻石庆典，从圣诞致辞到奥运会王室的展现，当今的人们仍然对王室充满好奇。然而英国王室的支持率在近几十年呈下降趋势：英国的舆观调查网（YouGov）每年都会定期进行有关王制的民意测验，2020年10月的结果表明，67%的英国人希望保留君主制，这一数字在2016年是76%，在1983年是99%。支持君主制的比例在年轻人当中明显较低（2016年）： 18-34岁中这一比例是66%；18-24岁的群体中是43%，而另外47%的人支持英国成为共和制国家。
王室对此并非没有体察。在其合法性遭受危机的今天，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公众表现和仪式不遗余力地经营着自己在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也在尽力重塑大英帝国的荣光。那么王室的种种铺陈以及奢华的仪式背后想要传达出怎样的信号？共和时代的王室又意味着什么？王室强调自身所承载的贵族精神和悠久传统代表着一种不被中断的历史和整个民族国家的荣耀，也通过种种日常仪式和神秘仪式将王室的存在嵌入进每一个英国人的生活感知之中。君主制被塑造为稳定性和共同体的化身，而皇室也将自身打造为大英帝国的代言人，来获得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王子公主的浪漫婚礼：被发明的传统
在关于影片《王冠》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对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世纪婚礼津津乐道，也时常将其与30年后他们的子辈进行对比。2011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大婚的盛况至今对很多人来说仍然历历在目：占全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的20亿观众观看婚礼直播，现场粉丝提前四天安营扎寨占取最佳观看地形，共有来自全球数百家媒体的8500名记者在伦敦报道这一盛事。媒介直播给了王室有利的机会——通过展现民众簇拥、举国上下欢腾的镜头来塑造团结且强大的帝国王室形象。而同时将那些异质的声音排除在外：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部分民族主义团体对婚礼的攻击以及多次抗议活动被忽视。可以说王室婚礼实际是一场有计划的展演，王室和媒体之间共同协商制造出媒介事件。这种经过提前策划和宣传的仪式经过电视直播吸引国人甚至全世界的关注，使得人们暂且忘记社会中存在的分裂和冲突，它通过打破日常的方式促使每个人都暂时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媒介创造的和谐景象当中。
再往前追溯，似乎王室的许多成员都曾受到过盛大仪式的礼遇——他们的加冕典礼、婚礼、纪念典礼等屡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王室的种种隆重且繁复的仪式往往被人们视为继承历史传统而来。但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它们曾被人们嗤之以鼻。《传统的发明》一书曾引用1820年时抨击英国当权派的腐败与权势的《黑书》中内容：“展示、炫耀各种王冠、金钥匙、权杖、上等细麻布、权标和假发，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此时人们已经被启蒙，他们已然明了政府的真正目标在于以最小的代价带给人民最大的幸福。” 在1870年代，英国人普遍对于英国君主制仪式采取负面的态度，认为王室的仪式是骗人的假象。这直接影响了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去参加在伦敦的盛大的国家庆典时选择拒绝戴王冠穿朝服，那时的她并不受欢迎。
然而问题在于，两个世纪过去了，身处共和时代的英国社会为何重新对王室礼仪着迷？君主制何以仍然受到人们的爱戴？《传统的发明》一书中，霍布斯鲍姆指出，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如此古老，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连。但是那些表面看来古老的“传统”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他认为，现代形式的盛典仪式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它们与“民族”这一概念的出现有关——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促使传统的君主被提升成为民族国家的全民领袖，而仪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卫·卡纳迪恩曾在《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 1820-1977年》一文中详细论述英国政界是如何操纵和安排王室仪式，对旧有的仪式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并创造了新的仪式。这其中就包括举行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大典、爱德华七世的葬礼等等，它们促成君主制的公共形象在一战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发明传统”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居功至伟。19世纪廉价报纸诞生之初，为了在英国全国范围内争夺读者，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关注煽情性、刺激性话题的黄色报纸在报道全国性事务时青睐于皇室新闻。在《每日邮报》和《镜报》记者的笔下，王室的盛大场面，以饱含感情和充满赞美的方式描绘了出来，往往与国家的荣耀联系在一起，它们为这些商业性报纸争取了无数受众。1922年，玛丽公主大婚，乔治五世将隐退在温莎城堡或王宫附属教堂里的王室婚礼搬到了伦敦的街头，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此前有盛大的游行。约克公爵评价道，“现在它不再是玛丽的婚礼，而是王室的婚礼亦或国家的婚礼，甚至是人民的婚礼。”
在之后的日子里，广播和电视的出现更是将王室的仪式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1923年约翰公爵的婚礼开始，“听得见的庆典”便成为了一个特色，英国每个盛大的国家庆典都会在收音机中现场直播，听众能听到钟声、马车声和欢呼声，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得以从中一窥王室风采，而解说员也往往会强调仪式的古老和历史延续性。通过广播或电视直播重大节日庆典的做法也在此后逐渐被世界各地效仿。
发明传统本质上是形式化和仪式化并被看到的过程，它通过不断的重复来创造一种由来已久的错觉，并赋予其永久性的特征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不可否认的是，更早之前的君主制已有许多复杂的仪式，16到17世纪欧洲王权发展到顶点时，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都曾存在着大量的奢华壮观的王室礼俗。但是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将19世纪晚期所发明的传统追溯至更早阶段，是不切实际的。现代仪式的意义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专业博士研究生章戈浩认为，查尔斯、戴安娜和威廉、凯特的婚礼在媒体报道中都以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言说，并受到媒体的追捧，而两次婚礼都适逢英国经济疲软之际，有意无意中被当成刺激经济的强心剂。而在英国王室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受到最多质疑的2011年——过去的20年里皇室经历了一连串的悲剧和丑闻，致使英国王室的地位和尊严有所失落，国内废除王室制度的呼声渐涨——凯特王妃的出现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她的平民身份以及带着三个年幼的小王子公主外出参与国事访问的亮相展现着一个更年轻且有活力的皇室，也制造出平等感的舆论共识。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评价她：她让我觉得是闪亮的、迷人的、伟大的，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英国大使。王室在一系列的王室外交以及仪式的建构中，呈现出一个稳重而又亲和且与时俱进的形象，承担着政府外交无法完成的任务。
伊恩·吉尔摩在《身体的政治》（Gilmour，The Body Politic [London，1969]）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仍然需要神话与仪式，这些由君主以及其家庭提供。”君主制下的庆典与仪式给大众生活带来了迷人的魅力和神秘感，也给程式化且单调的现代世界添上了些许兴奋刺激。而同时也是由于王室对于权力的克制使得公众对于豪华典礼保持较高的包容度。呼应到19世纪时人们的疑问，到了今天，英国王室的种种仪式仍然受到追捧。大众比两个世纪前可能更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但是仍然没有丧失对于君主制世俗仪式的喜爱。
圣诞致辞：天涯共此时与家庭式国家的诞生
每年的12月25日前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家中发表的圣诞致辞都会如约而至，从1952年26岁的女王登基至今，已延续了69年。这一传统并非始自女王，而是源自于1932年他的父亲乔治五世第一次通过BBC在皇宫中发出致辞。成立于1922年的BBC的首位总监约翰里斯上任不久便很快意识到新媒介在传播仪式和创造参与感方面的独特优势。他辛苦努力了多年，终于说服了国王在圣诞节自己的家中对整个英联邦国家的听众发表讲话。
一年一度的圣诞致辞为日益被个性化信息包围、彼此隔绝的听众提供了一种稀缺的社群意识， 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上，王室致辞巧妙地创造出了“天涯共此时”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了英国人民的新民俗。致辞的表述有意传达那些积极正面的信息，在2016年女王并没有提到当年历史性的脱欧公投，而是聚焦于英国在奥运会上出色的表现，并连续用了10次“鼓舞”。“爱和善意”、“家”也曾经作为女王的圣诞演讲的主题词出现，亲情成为了抹平社会等级阶层的粘合剂。英国王室通过巧妙的议题设置，希望凝聚起英国日益分裂的价值观念、生活信念和认同。
而电视的同步观看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微妙的“我很重要”“我是国家的一员”的感觉。安德森曾认为近代社会时间观念的创造——同质与空洞的时间，为民族国家的想象提供了重要例证。而在当今，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已经被转化为了网络资本主义，并继续制造着某种共时性。女王此时仿佛就是英国母亲的象征，千家万户的听众、皇室家族，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家庭。它促成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出一种共享的国家体验，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也被上升为整个国家的团结一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中称之为“家庭式国家”，他指出，电视作为一种仪式，建构了家庭生活，国家在此时已然成为一个可被感知的对象，皇室的意念被嵌入进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和日常生活。
奥运会中的王室形象：重现日不落帝国的荣光
回望8年前，2012年是女王登基60周年的日子，也在这一年第30届奥运会在伦敦开幕。《经济学人》曾撰文写到，在经济紧缩氛围下，女王登基作为一个古老的庆典仪式，会比奥运会这个全球体育名人的流行节目更靠谱。“因为王室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条件，足以应付登基庆典，而奥运会却是由一帮不需要削减自身开支的体育精英们来主导，显得有些不负责任。”在英国旅游局发布的“2012年去英国旅游的12个理由”中纪念女王登基的钻石庆典排在第一位，而伦敦奥运会位列最后。
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国常将能够成为东道主视为无上的荣耀，人们看重承办奥运会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以及奥运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的后续潜力。但由于举办奥运会可能带来的沉重财务压力，它并非总是受到人们的欢迎。2012年已是伦敦第三次承办奥运会，许多英国人民并不买账 ——根据2012年3月英国《独立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对奥运会的支持率仅在60%左右，超过一半的市民认为伦敦奥运会已经花掉了93亿英镑实属不值，他们或认为奥运会和自己无关，或因巨大的开销和影响日常出行而心生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室在奥运会期间担当起了英国形象大使，不遗余力地造势，同时也在积极经营着王室自身的形象。
作为英国王室精神支柱的女王最为忙碌：她以86岁的高龄多次视察奥运工程建设；庆祝加冕60周年的钻石庆典成为了奥运会前的热身表演；开幕式当天，“007”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进入白金汉宫的女王房间，邀请女王空降至伦敦碗。而其他王室成员也没有闲着，在奥运会前后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曾任学校曲棍球队队长的凯特王妃在开幕前夕同英国曲棍球代表团进行训练；哈里王子参加慈善长跑；女王的外孙菲利普斯更是直接参加奥运会马术比赛。观众席上时常也可以见到王室成员的身影。
王室通过持续不断的亮相和慈善活动保持他们在民众中的美好印象，维持和巩固王室在国家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被拍摄”的时代和以影像生产及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充满主体性的、有意识表演的景观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中介和人类的重要生活方式，它们构成了社会的意义和记录。英国王室的种种行动制造出一种“与民同乐”的和谐景观，并同开幕式上出现的对英国田园风光、工业革命时代、流行文化的重现等种种符号一道，创造了一场集体性的精神盛宴和乌托邦的幻象。这些仪式性的表征用以激发起英国人对历史文化记忆的热爱和自豪以及对日不落帝国昔日荣光的渴求，以此来缓解一个世纪以来逐渐丧失的世界强国地位的痛感，并凝聚起国民的向心力。
尽管英国王室的支持率在近些年有所走低，但它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英国人心目中王室依然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和民族尊严的化身。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一个民族国家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人们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语言、信仰、神话、仪式、价值体系等进行整合，以保持民族认同的凝聚性。”在一系列的媒介事件营销中，王室既强化了既有礼俗，也成功推广了英国国家形象。也许正如王尔德所说，王室的存在不关乎法理而关乎情感，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感知。
参考资料：
1、马奇.英国王室的未来[J].社会,1998；方健壮.风雨飘摇中的英国王室[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
2、张磊.作为媒介事件的王室婚礼[J].青年记者,2011(16):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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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戈浩.大众传媒与王室大婚的传统发明[J].青年记者,2011
5、（英）戴维·莫利（David Morley）著；史安斌主译.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5.01
6、姚冬琴.王室光环下的伦敦奥运[J].中国经济周刊,2012
7、伦敦奥运开幕式将展英国内涵 英民众支持率不高，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