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在北京，挺好的》在CCTV大受欢迎，但广播未能完成，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作家倪学礼侵害作家的《小麦进城》将被电视台CCTV、制片公司、《我》剧作家刘家军告上法庭。
我在北京，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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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娱乐讯 虽然去年所颁布的“一剧两星”政策带来了不小冲击，但这并不妨碍2015年开年以来，话题剧、热播剧层出不穷，反而令电视剧市场更加热闹。正所谓“人红是非多”、“剧红同样是非多”。去年，由西安曲江丫丫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在央视热播，并一度掀起话题。然而播出未毕，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作家倪学礼以《我在北京，挺好的》（简称《我》剧）侵权其编剧的《小麦进城》，将播出方央视、出品方西安曲江丫丫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我》剧编剧刘嘉军诉上法庭。
该案从法庭上到法庭下纷争不断，旁观者各持己见，网上相关讨论不断，“维权大战”俨然成了时下文化圈的热点现象，更成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站在法庭上的两方，一方代表着正义、受害者、维权者，控诉另一方的不道德、侵害他人权益等诸多行为，本身而言是个大快人心的事。但文化并非一加一等于几的绝对命题，任何文化作品之间都存在着极其模糊的界限，加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这就令居心不良者趁虚而入。如果所谓维权变成“影视碰瓷”，知识产权还能算得到保护吗？
“影视碰瓷”即是从“马路碰瓷”而来，指某些原创者突发性灵感枯竭，便怀着特定目的，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同类作品进行对比，并含沙射影地指出他人对自己的抄袭。在这里我们就不提于正过去那些真真假假的“抄作”，且来说说“倪学礼诉《我》剧侵权案”。
该案中有这样一处例证，即《我》剧主人公谈小爱和《小麦进城》中王小麦都有咬人、难产等情节。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中谈小爱咬人的出发点是因为爱，是表现自己爱的一种方式，但王小麦咬人则是属于情急之下的正常行为。加上两者都属于细节表现的范畴，不是任何一个剧本的独创，“咬人”这个动作在剧中并没有情节展开，所以不应该作为情节进行对比。至于两剧中的“难产”情节，《我》剧中，谈小爱难产是全剧重要副线的开始，以其“养子”为中心的戏剧矛盾一直延续到剧终，是形成完整且复杂的情节脉络的开端。但是《小麦进城》中，王小麦难产只是大结局的一个小段落，没有形成完整复杂的情节脉络，孩子身上没有承载任何戏剧矛盾，属于生活化场景的一部分，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倪学礼诉《我》剧侵权案”中所提供的证据仍存在很大争议，当然是否有心“碰瓷”仍不能下定论。但这起案子进一步说明了，文化作品中的短板，即界限的不分明，导致了诸多的误会、巧合或刻意为之。而以上所举情节不仅是《我》剧或《小麦进城》独有，更是同类型剧中十分常见的情节，也是刻画主人公的主要方式。如果仅因此便判定后播出者抄袭先播出者，将大大限制后面的原创者的创作。毕竟作为一个承载了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泱泱大国，当代创作者们的创作多是建立在先辈们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公有区域”的广阔。原创者应该做到道德自律，更应该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清楚区别何为公有，何为自己的“独创”，否则取代历史成为这些文化的独有者，将成为一种对文化的毁灭性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