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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带来了选择工作的可能性。一些夫妇开启了双星生活模式，在一个城市工作，婚姻生活在另一个城市。
王菁与丈夫的时间是割裂的。凌晨三点她熬夜写稿时，丈夫已在睡梦中，早7点丈夫出门赶公交，她还未起床。晚上9点，她从国贸下班，赶地铁回出租屋，在武汉的丈夫和两岁儿子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开始讲故事。
夜间地铁，都是回家的人。王菁拨出电话，伴着隧道的呼啦声，讲不了几句，丈夫就会提醒说：“挂了吧，儿子要睡了。”精疲力竭的王菁一个人回到租住处，寂静的屋内黑沉一片。
只有周末的视频电话，可以短暂地缝合平行的时间线。通常丈夫会带着儿子逛公园，一边招呼孩子一边举着手机直播，“宝宝把球踢给爸爸”，“快跑快跑”。王菁在屏幕的另一边，应声附和。这样的电话，通常会持续一两个小时。
从北京到武汉1150公里，一年多来王菁往返两地。她和丈夫约定，每半个月回武汉一次，陪伴家人特别是儿子，然后周日晚再登上回京列车上班。疫情和一些小意外，并不能让半月团聚总是如愿。原本，王菁觉得自己可以兼顾好工作和家庭，可时间一长，距离就滋生出一些裂痕。
在北京，王菁有次接到物业停水通知，本想打电话给家里的婆婆，提醒她备好饮用水，但很快被事情打断，再想起已经是下班时刻。电话那头婆婆说丈夫早已打过电话，“家里是指望不上你了。”
一次，王菁在便利店买午饭，看到柜台挂着玩具车，她马上买下来。晚上她与儿子视频，拿出小汽车，孩子高兴得跳起来，伸手要来抓。儿子一岁时，迷上各种汽车，公交车、消防车、警车，最喜欢的是火车，因为丈夫告诉儿子坐上火车，就可以去北京找妈妈。
与王菁的困扰不同，35岁的杨明选择结束与妻子一年的双城生活。2020年年底，他主动辞职，从成都回到濮阳老家。重新在一起生活的第十天，家庭气氛呈现出一丝微妙的变化。起初妻子提议他在濮阳找个兼职先干着，杨明没有搭话，再后来妻子就几次说他作为男人毫无生存压力。
杨明加班熬夜晚睡成了习惯，躺在床上玩游戏，妻子嫌他吵着睡眠。“无法忍受双城生活”和“想要自己的空间”，两种声音在杨明心中冲突，他甚至怀想两地分隔时，至少夫妻俩相安无事。
像王菁和杨明一样，双城生活开始成为一部分都市夫妻的选择。交通的便捷，降低了双城生活的痛苦程度，当心仪的人在一城而心仪的工作在另一城时，不必做选择题，而许多婚姻中人，亦可支持伴侣去追求职业发展。选择双城生活，既考验个人情感，也考验着家庭里的亲密关系。
双城生活则让32岁的纪敏找到了与丈夫之间的合适距离。2020年10月，丈夫所在的邻市工厂要求半个月休假两天，日常不得随意回家，身在江苏淮安的她，也开启与丈夫的双城生活。
最初，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纪敏感到很不适应。不过当天晚上她就尝到了甜头。一米八的双人大床上只有她和6岁的女儿，转头一看还空着好大一块地方。要在平时，她总被挤在最边边角落，她的丈夫每次睡觉都会从床边往里空出30公分，弓形睡姿会占去大半个床铺。纪敏只得整个晚上不停地推他。
接下来几天，纪敏感到世界清净了许多，她不再为老公脱完鞋不放到鞋架上而发脾气，也不用洗他换下来的内裤。房间被她布置得整整齐齐。
偶然，躺在床上时纪敏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真自由！”女儿听见后问道：“妈妈，自由是什么意思？”
“就是爸爸每个月把他的工资交给我，却不跟我们住在一起。”纪敏说。
追寻职业发展，是夫妻们选择双城生活的主因。2019年，杨明的妻子在成都一家三乙医院工作，试用期6个月，每月工资仅一千多，刚熬到转正她就决心辞职。情绪动荡的妻子萌生了回河南濮阳老家的念头。
“你让我去试一下吧。”妻子多次试探杨明的态度，并在私下查看当地工作机会。杨明心生恼火，反问妻子说：“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想过3岁的儿子。” 在杨明看来，成都与河南濮阳相距1400公里，妻子选择双城生活就意味着抛家弃子。
可妻子态度坚决。原本她在一家三甲医院做了两年规培生，医院从医师水平到器械配置都是行业头部，而工作所在的三乙医院落差明显，医院内的人际关系也令她苦不堪言。她想去更好的单位，可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成都医院单位往往要求硕士学历，根本投靠无门。
杨明在成都的事业一直很稳，他在一家游戏公司担任项目经理，手下管理着20人左右的团队。2014年他就在成都买了房子和车子。妻子回濮阳有可能进三甲医院，可他却在那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拉锯之下，夫妻俩大吵了三天三夜。杨明提出，如果走就离婚，妻子沉默了。可仅过了两天，妻子又说要回家照顾中风的父亲。杨明觉得这纯属借口，岳父中风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妻子的妹妹一直在老家照应。
杨明妥协，妻子前去面试，并且成功取得职位。2019年春节，杨明一家回濮阳过节。节后，杨明带儿子返回成都，妻子留在了当地。临走前，心灰意冷的杨明同妻子订下三年之约：三年不到主治医师，就回成都。
王菁选择北漂之初，也遭遇了家人的反对。亲人们很难理解，她与丈夫2015年就在武汉买了房，生活稳定。王菁原本在杂志社工作，入行两年，传统媒体被新媒体冲击得七零八落，她失业了。同事们纷纷选择北上南下，只有她受困于房子，留在了武汉。
换了四五份工作，跳槽让王菁精疲力竭。网络上有个“武汉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的投票，“没有互联网氛围”成为票选最多的答案之一。
丈夫是家里唯一支持王菁的人，同为文科生，他非常理解妻子的职业追求，也愿意默默支持她。丈夫性格犹豫，容易瞻前顾后，王菁却果敢些，两人约定先派出王菁外出闯荡。
最初北上找工作时，王菁往往选择在简历中“隐婚”。北漂一年后，家庭里又掀起催生的议题，为了安稳后方，王菁回到武汉生完孩子，又再度北上。有了孩子，王菁的双城生活多了一份担待，她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
双城生活的几个月里，也让纪敏重新审视了自己和丈夫的关系。丈夫是个过度乐观的人，在外人看来，眼高手低。丈夫从事装修生意多年，自己带小团队招徕生意，收入很不稳定。作为全职妻子，纪敏只得在家祈祷丈夫每月按时收到账款，周转不济时，只得靠花呗度日。
丈夫也曾想各种办法增加收入，他去青岛、去常州务工，待不了几个月就灰溜溜地回来，没有赚到一分钱。有一次，丈夫在扬州揽下生意，兴冲冲接纪敏和女儿过去，没想到一家人只得挤在只有一张床的单间里。
去年，丈夫提出去工厂工作，纪敏认为他吃不了苦，没想到坚持了下来，这使她稍微对丈夫状态有了改观。“我很清楚，我的幸福生活和他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纪敏说。
图|难得的父女时光
80后、90后成长于极速城市化的时代，生活工作模式的巨大变化，给伴侣间的亲密关系带来了新的选择。婚姻基础是个体独立，在一段关系之中，个人仍旧可以追求自我的职业发展。一项调查显示，高达74.4%的人群，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时间不足一小时。可见，亲密关系在陪伴之外，有更丰富的意涵。
双城生活，无疑是一种新型关系模式的实践。其中，夫妻们既要面临距离带来的孤独和信任问题，也感受着新的关系的特别体验。
王菁的丈夫在国企，工作稳定，准时上下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在他们家反了个，丈夫是照顾家最多的那个人。儿子的尿不湿尺寸，喝的奶粉品牌，穿的衣服尺码，他都更为清楚。尴尬出现在出门遛娃，在一堆妈妈群里他融不进去，也只有在这时，他会向王菁求助：“快回来吧，你儿子想你了。”
每半个月才回一趟家的丈夫，在纪敏眼中也越来越顺眼，分离增添了彼此的顾念，每当厌倦再次来袭时，丈夫又踏上了工作的路途。
纪敏与丈夫会在晚餐后视频电话，询问彼此一天的生活，分享发生的有趣的事。纪敏也感受到丈夫的变化，他独自住一间屋，收拾得还不错，透过视频她看到床上被子是叠好的，衣服也没有乱丢。丈夫买了一个漂亮的大鱼缸，养了许多小鱼，为了让小鱼们过得开心，他还养起了水草。
过去丈夫工作动荡，牵动着纪敏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出来就是敏感、暴躁、喜怒无定。为此，纪敏对丈夫有颇多语言暴力。肃杀氛围之下，丈夫往往举止失措，连鞋子放在哪里都不敢决定，被子叠不叠，也要问纪敏。
分开后，纪敏有更多机会去审视自己，她觉察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丈夫在社会上闯荡，往往遭逢各种恶意，十分不易，回到家还会主动做饭。想到这些，她对丈夫也多了温存。
分离也不总会让夫妻察觉彼此的需要，距离也会让原本破碎的关系，生出新的嫌隙。杨明的妻子回到濮阳后，常常因思念孩子而哭泣，又提出想把孩子接到身边自己带。杨明呛她说：“分开是你自己选的，你就必须要承受。”几次三番，两人为小孩的事拉锯不断。
分离三个月后，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朋友都说他不该这么做，孩子留在身边妻子还有回来的可能，杨明也曾这样“卑鄙”地想过，但放弃了，他不想这样。
双城生活带来的家庭烦恼，让身处盛年的杨明提前感受到了中年危机。2020年年中，杨明在项目统筹中出现重大失误，作为负责人他被降职调离岗位。游戏研发这个职业，越往上走他觉得越难，受限于市场、用户喜好，十几个项目能火的寥寥无几，几千万的资金砸下去没有一点水花。
图|杨明的公司，深夜还在加班赶工
妻儿远离自己，让杨明度过了最糟糕的一段日子，他彻夜失眠，陷入自我怀疑。2020年下半年，他终于熬不下去，辞了职，一个人默默打包行李。他把成都的房子出租出去，前往濮阳和妻儿团聚，重新开始。
在濮阳生活的两个月，杨明形容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地狱里。争吵每天都在发生。让他感到绝望的，是他丝毫感受不到妻子的爱意。他过敏性鼻炎发作，本想让在医院工作的妻子推荐医生，妻子嫌麻烦，他自己跑去就医，开了一百多块钱的药。妻子回来看见随口说，上回自己牙疼也没去看，忍一忍就过去了。
杨明意识到与妻子的隔阂已经很严重，凝结成黑块，无论双城生活还是团聚，都无法消融。待了两个月，杨明主动离开濮阳，没有回成都。他向一位环游世界的朋友打听，到武汉考取了海员证，做了一名水手。“我想换个活法。”他说。
今年2月到7月，大半年的时间，他往来于台湾到江苏的航线上，海上极少有信号，与陆地失联。在浩瀚无尽的海面上，他独自度过一个个白昼与黑夜，没有上过岸。
图|杨明工作的货轮停靠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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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