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北京、燕郊、上海、昆山、广州、佛山等多个“卫星城市”普遍建立在这些城市周围。这种“卫星城市”离中心城市很远，所以房价相对低廉，使其“漂移”。
打拼在城市，居住在“卫星城”，这种舒缓大城市住房压力的小城镇又被当地居民戏称为“睡城”，河北省涿州市因与北京城仅70余公里，被“北漂”一族们称为新兴“睡城”。
杨大成，福建福州人，1993年到北京创业。2010年，杨大成用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在河北省涿州市贷款购买了人生第一套房，与妻子开启了“京冀”双城生活。
早上6点05分，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838路省际公交涿州水岸花城站，杨大城站在候车队伍靠后的位置，掏出公交一卡通，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地跟着其他乘客走上公交车。 候车队伍中的大部分乘客和杨大城一样，都是跨省到北京去上班，每天都去，也每天都回，典型的“双城生活”。
早上5点30分起床，步行15分钟到水岸花城公交站点，坐1小时45分钟省际公交车到达北京市内的六里桥公交站，再转地铁坐5站到五棵松站，然后，骑行10分钟走完到工作地的“最后一公里”——单程，耗时两小时二十分，路费16元。
用杨大城的话说，每天时间非常紧张，像“打仗”一样！杨大城来北京23年，自己租过“小隔断”，跟妻子住过城中村，从南四环到北五环，几乎每年都要搬家，“我都成搬家公司的签约客户了！”
后来有了两个孩子，夫妻俩实在不想让儿女跟着遭罪，于是决定贷款在涿州买房，两人白天到北京上班，两个孩子由托管班代管，晚上再回到涿州的家中陪孩子。
很多人想象不到，这种“双城生活”杨大城坚持了10年。“夏天暖和还好，冬天挺受罪的，每天出门天都还没亮呢！”
杨大城之所以这么辛苦的坚持，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可以给他很多别的地方给不了的，比如——机遇和平台。
杨大城大学专科毕业，刚到北京时在一家相机售后服务中心做学徒，后来因为在维修业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加上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成为了这家相机维修中心的高级维修技师。
2010年，杨大城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放弃了维修中心稳定的工作，在华北最大的摄影器材市场开办了属于自己的一家相机维修店。“北漂23年，也学习了23年，在北京可以接触到业界最前沿、最尖端的维修技术，积累了相当的客户群，这是国内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我不愿离开这座城市的原因！”
疫情期间，北京至涿州的省际公交车一度停运。为了不影响工作，杨大城选择先乘北京市内的公交车到达京冀交界的检查站，再徒步20余分钟到达涿州境内的公交站点乘车到达家中，通勤时间增加了近1小时。
6月23日起，北京疫情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北京市政府要求出京人员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段日子里，杨大城平均每三天就需要到定点医院做一次核酸检测。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们这个行业冲击很大，如果再不坚持复工损失将更惨重，为了家中妻子和孩子，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杨大城说。
“平均每天通勤时间近5个小时，全年下来近70天的时间要花费在路上。虽然每天来回跑有些折腾，但是每天傍晚回到家中与妻儿在一起很踏实。”杨大城说，像他这样过着双城生活的外地人在北京还有很多，虽然辛苦，但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