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作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建于1917年）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老渔阳里已成为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部分。
老渔阳里：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抵沪，住进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这里原为柏文尉寓所，系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陈独秀离开北京时，李大钊与他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工作。”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经李大钊介绍，来到申城会见陈独秀，在此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商谈。
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抵沪，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是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也曾回忆：“1920年12月，我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正式定名“共产党”；11月，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全国率先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董亦湘等相继加入。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响亮地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因受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骚扰，代表们迅速分散离开。当天深夜，大家聚集于老渔阳里2号进行商议，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出转移到浙江嘉兴开会的建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说：“我们大家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湖畔，从上海出发只需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旅程”，“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以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我们对于她的建议极表赞成”。刘仁静的《一大琐忆》也说：“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闭幕，这也折射了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一种特殊默契。中共一大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商量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别处。
解放初期，南昌路100弄 2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牌，上面镌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 2018年10月，这里已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迁，目前正在进行整修和设计，将辟为纪念馆。
新渔阳里6号旧影。
新渔阳里：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重要基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发挥了“临时中央”职能，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里原为戴季陶寓所，系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开辟宣传阵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中俄通信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稿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稿、革命领袖介绍等。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说：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年暑期间终止了”。经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截至于此，它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由陈独秀、杨明斋、李达、俞秀松等作演讲，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励团员们的政治热情，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工人半日学校，投入纪念“五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不久，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萧劲光、李启汉、李中、谢文锦、庄文恭、许之桢、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雷晋笙、陈为人、汪寿华、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蒋光慈等。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在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不少团员。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2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3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会所。
1961年3月，淮海中路567弄6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名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5月，旧址修复并向公众开放；2004年4月，扩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弄内1—6号均纳入纪念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