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鑫铭帮星哥从山西忻州淘得“自流井大有盐号”木制招牌。牌高76cm,宽15cm,厚2.2cm，材质为杨柳木；黑漆牌面，线刻鎏金楷书体，似为该盐号标准用字，每字8cm见方。看样子不像门面大招牌。
“自流井大有盐号”的招牌怎么会到了山西？经好友曾筝指点，笔者从《官僚资本与盐业》一书（李建昌著，三联书店1963年北京版）中获得了以下信息：
1.大有盐号的主要资本是山西裕华银行，这在一般书刊里没有提及。
2.山西裕华银行是孔祥熙在他祖父经营的山西票号——志诚信基础上改组而来。
3.孔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十多年之久，其一切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勾当，大多数都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
4.根据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的档案记录，大有盐号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久就在重庆设立，并有分号设于自流井。
5.大有盐号在抗战期间主要囤运川康区涪边岸（即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及贵州的思南、岑巩、镇远、石阡、铜仁、松桃各县）及渝、渠两岸（即四川的重庆一带及广安、岳池、大竹、渠县、宣汉、达县、万源各县）的食盐。
原来，大有盐号的根在山西！如此看来，大有盐号撤离自流井时很从容也很彻底，连这块小小的招牌都带回了老家。真不愧是山西人！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几十年以后，这块招牌又从山西回到了四川自流井，并且，落到山西籍人士星哥手里。真是奇缘！
查手头资料，虽未见自流井大有盐号经营的直接信息，但却翻开了中国盐政史上的重要一页：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旧有的 “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制度被“民制、官收、官运、商销” 制度所取代，以官僚资本垄断的“官运”登上了历史舞台。
“官运”取代“商运”其历史意义有二：其一，“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举办官运，从沿海盐产区抢运了大批海盐到后方，使这一重要的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不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并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能以这批盐应对大后方军需民食，为川盐“增产加运”以应销市，争取了时间。其二，官僚资本排挤引岸专商，废除引岸制度。关于引岸专商在抗战中的表现，陈诚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他主政湖北时遇到的情形:1938年10月中国军队撤守武汉，“湖北省迁治鄂西以后，湖北的食盐问题就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鄂西、鄂北交通阻塞，人民贫苦，购买力很有限。盐商觉得在这一带地区销售食盐，利大了人民吃不起，利小了又不划算，所以盐斤输入者极少；鄂南、鄂东地区多已沦陷，盐商恐遭风险，又多裹足不前。湖北人民已在普遍的盐荒中过日子。”于是，湖北省政府与财政部盐务机关实行“计口授盐”之法，改组食盐购运公司，令商股退出，业务完全委托湖北省银行负责办理。计口授盐的盐源，来自富荣盐井、云阳盐井和长滩盐井。
所谓引岸制度，就是盐商的专利包办制度，创始于清代。这一制度虽成就了徽商秦商，繁荣了扬州，但也导致了中国盐业的一大黑幕。所以陈诚说：解决盐荒问题的入手之点，就是要摒除盐商的把持操纵，废除引岸制度。
1939年川康区初办官运就是从富荣盐场开始的，抗战中的富荣盐先后济黔、济楚、济湘。那时，官僚资本开设的盐号在自流井有分号的不止大有盐号一家。据中国盐业总公司编《中国盐业史》披露，大有盐号是抗战时期官僚资本垄断国统区盐业的8个大盐号之一。大有盐号在抗战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有资本10亿元，其中官僚资本约占75%，属于孔家的有山西裕华银行3亿元、铭贤学院（1907年美国欧柏林大学委托孔祥熙创办于山西太谷的私立学校）2.5亿元。改组后的大有盐号将总号迁到上海四川中路276号，在上海、汉口、重庆设分号，天津、长沙、自流井设支号。其业务川盐部分，仍继续操纵涪岸和渝渠两岸盐业。从笔者收藏的盐票据来看，自流井大有盐号在民国三十八年二月（1949年）还在自流井运盐。
查百度百科词条，山西裕华银行1915年成立时，本金为10万元；1937年总行迁至重庆，资本增至法币2000万元；1946年10月，资本增至1亿元。
“自流井大有盐号”何时设在自流井何处呢？笔者未查到确切史料。在《自贡市金融志》里有“山西裕华银行自贡市办事处成立于民国32年6月22日，地点在胜利路11号”的记载。星哥据此主观推测，自流井大有盐号极有可能与其大股东在这同一地点办公。这块小小的招牌，也许就是挂在山西裕华银行自贡市办事处里面的。
胜利路又在今日自流井何处呢？星哥似曾在史料中看到过，现在的自由路（缪沟井）抗战时期叫胜利路。这个记忆不一定准确，还望得到指正或确认。
收藏不以占有为终极目的，收藏者都是历史的暂存者。收藏者与藏品之间是一种缘分，有时还真是奇缘。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切皆缘。
作者简介|陈星生，自贡市人。受聘过自贡市盐业历史专家库成员、自贡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编辑：张驰
编审：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