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建伟
考上大学，我再一次有了坐船的机会。出行那天，奶奶把我送出家门，千叮万嘱的，交代了这个又放心不下了那个，我已经走出老远了，回头望去，还看到奶奶倚在门口挥手，那长长的目光像一根长绳似的，一头牵了我，一头系着她，一腔似水柔情，绵绵不断。那天，老实、本分的父母一道送我，直把我送到小镇的轮船码头。
我们中学教化学的范老师，她也是码头上的送行者之一。她的先生在上海，属于在当时那个代为数不多的见多识广者。我记得很清楚，上船前范老师特意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跟我交代道：“建伟，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头一遭坐火车。千万不要怕。第一，火车上是有厕所的，大小便问题是不用担心的；第二，出站之后千万莫着急，上海的公交车很多，班次也多，这趟坐不上，没关系，下趟很快就会来的。”
这些信息，对于当时的我，是何等的宝贵和重要！绝对不亚于锦囊妙计。范老师的这番指导，至少让我在心理上减轻了不少压力，一下子放松多了。这席话，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是“一阵阵暖流激荡在我心上”，我仍感到分外的亲切。当年教我们的这些老师除了向我们传授知识以外，还把我们这些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特别的感激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的火车是名副其实的慢车。从绍兴到上海，二百多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七八个小时！当我抵达上海火车北站时，天已经黑了，加上正下着雨，更是感到天昏地暗。一从火车上下来，就随着人流走，在惯性的驱使下，人随着脚走，自然地就出站了。可当一脚跨出火车站，人流“哗”一下散向四面八方，各奔东西时，孤身一人的我一下子就迷茫了：我该怎么走啊？！
站在宽阔的大马路上，我内心一下抽紧了，茫然无措。待定下神来，便一肩扛起行囊，一手提着人造革的包儿，坚定地朝一个臂膀上戴有红袖套的老人走去——我本能地认为，戴红袖套的人至少也是个管事的人，知道的东西可能也会多一些，是最有可能会给予我帮助的。谁知我刚一开腔，他便用苏北话告诉我：“听不懂，弗晓得。”我这才突然明白，我这一口绍兴土话，并不是适用的沟通工具！
我们读书的年代，乡下小学、中学的老师几乎都是用当地土话讲授的，即便偶尔讲些拼音，也是用土语教授的，压根儿没系统学过拼音，更甭提普通话了！即便有人偶尔卷着舌头说上几句“官话”，反而觉得突兀，远没有当地土话交流起来顺畅便捷哩，说不过，还会遭到周边人的讥讽笑话，说什么“狗吃热泡饭”！在此境况下，普通话显然没有它生存的土壤，谁也不会刻意去学。
可这会儿，站在大上海车来车往的街头，我突然傻掉了：语言不通，我居然连与人的交流都发生了障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焦急，隐隐之中还有一丝害怕。惊慌之余，我发现有一个民警在不远处值勤。于是急中生智，在路边捡了一个空烟盒，先用钢笔在烟盒空白处写上：“警察同志，我是一个外地来的新大学生，因不会讲普通话，权以文字借问一下：到同济大学怎么走？谢谢！”警察看了我写的纸条后，非常热情，亲自送我到四川北路的十四路无轨电车站，并告诉我上车后，先坐二站，下来，再走到马路对面的 55 路公交车站牌，那儿有专车可到同济大学站。这一下才解决了我的行路问题。直至今天，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这位警察同志，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他的面容了。
到了学校大门口，看到还有接待新生的工作人员，我这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头世人”还不少呢，心一下子安定了，一路的紧张不安，也消除了不少。由于到校太晚，校方无法给我安排宿舍，只好暂时住学校的招待所。一元五角钱一宿，接待人员向我报了价格后，就等着我交钱了。谁知道我应了一声“好的”后，“嗖”一下就没影了，搞得人家很纳闷：“不知是哪句话说错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躲在一隐蔽角落取钱呢。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地方，五块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了，加上当时我年岁不大，出门时父母交给我一百元钱，特不放心。临行前，二姐还专门在我的内裤上给缝了一个口袋，并钉上一颗小纽扣。为了防止被小偷偷走，一路上，我将钱全部贴身藏在这个小口袋里。此际接待员叫我付房钱，我总不能当着大伙儿的面解裤带翻内裤口袋往外拿钱吧？于是在应了一声后，我便藏身于角落以便取出钱来。
当大家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那些叔叔阿姨早已笑得花枝乱颤、前仰后翻了。我心里很明白她们这是在讥笑我，只好红着脸，装作不知道，不吱声。待我离开，后边的笑语声再次爆发，进一步掀起高潮，更尖更响的声浪尾随着我扑来，我匆匆走着，没有回头。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嘿，我还没真正走进校门呢，就出了这么大个洋相！”内心深处一下子掂量出了城乡的差距，由衷地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乡巴佬。更深深地感到“不同阶层，对事物的理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学校的服务还是挺周到的。我的铺盖上火车时因是托运过来的，到了上海火车北站，我不知道到哪儿去取，故只拿了底单放在包里。学校的接待老师很细心，也很有经验，问我托运单在不在，我翻出包里的单子，一边怔怔地回答：“在的”，一边缩手缩脚地递过去。第二天学校专门派人帮忙去取来，并送到我的宿舍里，如此一来，便彻底解决了我的宿舍问题。
进了校门，我才知道开课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于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是一头扎进学海中，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了。然而，由于教育差异的原因，从农村学校走出来的我，一是压根儿就没学过英语，除了认识 26 个英文字母以外，对英文几乎个单词不识，简直是个文盲。噢，对啦，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还是会讲的；二是一句普通话不会讲，与同学之间的交流，连蒙带猜，有时往往要借助肢体语言。
在语言的交流上，因为我的发音不准，还真没少闹出笑话呢。有一次，我要到校医那里去包扎伤脚（这脚伤是来校前，因抬石板不小心被压坏的）。初来乍到，我尚不知医院在学校的哪个方位，就问其他同学。在绍兴的方言中，院与县是同音。但在普通话中，院县分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那时，我还以为普通话的院应读县（xian），结果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说咱学校没有医县的。后来，还是上海的同学，从我的发音中，发现了问题，纠正了县和院的读音，才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是在大家讨论一道高等数学题的时候，一位北京的同学和我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就讨论起来，其中牵涉到 x 轴和 y 轴的“轴”字的发音，我又出洋相了。因为绍兴人说“轴”与“局”是同音，然轴读（zhou），局读（ju），但我不晓得。讨论时 x 轴读成了 x 局。起初搞得北京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劲地跟我讲这儿没有 x 局，只有 x 轴啊。好在大家讨论时边说边划的，不一会儿他也就明白了。
如此这般三番五次的笑话闹下来，我始终知得下点醒功夫，好好学学普通话，至少得具备同老师和同学之间能正常地交流。一阵突击下来，总算攻克了“交流关”，只是我底子薄，语言天赋差，表现欲不强，总是“讷于言”，终未“敏于行”，故到现在普通话也只是个“半吊子”。
中学的语文老师曾教过我们一个认字诀窍，凡是不认识的字念半边，结果发现这一招也不全灵，有时闹出了笑话，成了典型的白字先生，别字学生——这种尴尬事我没少干。后踏入社会，发现买房子和卖房子的，都把“幢”叫成“童”，至今没听到过叫“巾”的，我不禁窃笑：这理应归功于“识字不识字，啃着半边字”的老师当年之谆谆教诲！现在学校里的这类教书先生，想必少多了吧!
坦诚地讲，我不光是知少，识也少。上学前没这种认识，上学后体会实在是太深刻了——这正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啊。
我的宿舍在学校的西南角，宿舍楼的名称也叫西南楼，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四层楼群楼，南面是开阔的草坪，后边是校办工厂区域，如印刷厂、机械实验厂等，西边是留学生宿舍。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曾无偿接纳了许多来自亚非拉的留学生。留学生宿舍的条件比我们好不知多少倍！当时，我们一般的宿舍，七八人一间，没有空调和卫生间，而他们单独有留学生食堂，就在他们宿舍的边上，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草坪，可以踢足球，在边上单建了一个锅炉房，是专供留学生洗澡热水的。
那是开放初期，老外见得少，觉得挺新奇的，尤其是我，从乡下一下子到了繁荣的大上海，天天能见到这些皮肤黑黑的老外，更觉得好奇。开始时，就不自觉地去关注他们。
黑人爱运动，最爱踢足球。有时黄昏的时候，我偶尔回宿舍取东西，突然会在留学生锅炉房的煤堆边，发现几道白色的东西，忽明忽暗的，还会动。走近一看，原来是黑人学生们踢累了，就躺在煤堆旁的草地上小憩。由于天黑、煤黑、人也黑，黄昏的时候稍远就分辨不出来这儿还有人。只是他们的牙齿特白，嘴巴一张，一道白牙就显露出来了，白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他们喜欢三三两两地躺着聊天，这就是后来弄明白为什么能发“白光”的缘由。我第一年暑假回家，把这事讲给家里人听，家里人都将信将疑，奶奶更是追着问我：“天下还有此等样人，乌得像黑炭头？”
大四下半年，系里接了一个活儿，要去河南中牟县，那儿有一个石油部的第十九局，进口了全国第一台日本 30 吨液压汽车吊，为了消化吸收，洋为中用，十九局的领导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学校请求提供支援，学校决定叫我们小组去帮助测绘有关图纸。获此消息，大家好不兴奋，匆匆准备了一下，随即就踏上了上海去郑州的火车。
从郑州到中牟，坐的是长途汽车，由于车况和路况都不好，车上时间又长，人坐在车上有点迷迷糊糊了，待快到中牟县城时，天色已很晚了，加上深秋寒气袭人，肚中又空，反应自然迟钝了许多。更何况，我们心目中的县城至少有点儿像模像样的房子。谁知，县城已经开过了，我们还在寻找心目中县城的影子呢。由于时间过太久了，最后忍不住问司机中牟县城到了没？司机说早过了，刚才那几排房子的地方就是。这一下可懵了，怎么办呢？好说歹说地与司机商量，请他开个回头路，把我们捎回去。这司机还真不错，最后还真为我们开了段回头路。
到了那里一看，所谓的县城就是马路边的几排二、三层楼高的破旧房屋而已。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县委招待所，进房间一看，没有水——原来这是一个水比油贵的地方。中牟县就紧挨着兰考，也是个沙漠县。好在县委招待所食堂里有个上海人，挺理解我们的需求，开了一个不小的后门，给我们每个人打了一盆水，总算初步解决了洗脸刷牙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搞设备及部件和总成的测绘。测绘的前提是首先需要把设备拆卸下来，工程局的同志专门给我们派了几个很有经验的师傅，具体负责该项目工作。随着测绘工作的深入进行，我孤陋寡闻的不足便越发暴露了出来。螺栓螺帽是最日常的部件，也是最普通的元件。根据生产工艺和标准的要求，一般采用公制，但也有厂家出于某种目的，或某种原因，也有采用英制的，这对出身于工厂的老三届同学，并不感到陌生，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的见识。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用实物直接判断出螺栓是采用英制或公制，是有点难度的。我是一个毫无经验和经历的人，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办法是向工人师傅去“偷拳头”。
工人师傅教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把螺栓用润滑油抹一下，然后用纸包住螺栓，稍用劲儿拧一下，然后把纸再展开，螺栓的螺纹、螺距痕迹便立马显现出来了。用这样的方法获取的公制螺栓、英制螺栓痕迹图一比较，立马可以分辨出它们不同的螺距了，看多了，直接可以凭借目测，判断实物了。还有比此更简便更绝的方法：若螺纹是顺时针方向旋的多是公制，反之则多是英制，真是大道即简！
石油部第十九局的测绘任务完成，就到了返校的时候了，返校是要从郑州坐火车回上海。深夜两点，车至徐州，换乘的那班列车要早晨八点方开，家居江苏的一李姓同学提议：“何不顺便到徐工集团去看看？”但凡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都知道，徐工集团是个大大有名的企业，在重工行业里那绝对是领先的，是一流的，同我们也是对口的。不管我们将来毕业后分配何地，分配至何企业，若是能提前到徐工集团看看，实地勘察一番，不要说学习了，即便是长些见识也是好的，没准回头还可以跟其他同学侃大山吹吹牛呢。虚荣心作祟，兼之求知的欲望很强——大家都很兴奋，热烈响应李同学之号召，并极力撺掇由其带队马上出站去徐工。
茫茫夜色中，我们紧张地赶路。顺便说一下，李同学家虽在江苏，有地利之便，然此前并未去过徐工，只约略知其大概方位。幸运的是，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赶上的一辆夜班公交车，恰好是驶向徐工方向的，真是天助我也，我们一个个别提多高兴了！然，高兴时间不长就出岔子了——车行进了七、八站地，不晓得为何，驾驶员同售票员突然吵起来了，声儿越来越大，话越来越难听，两人越吵越动气，颇有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赶紧相劝，双方均说与我们无关，吼叫着，叫我们一边待着去！我们默坐一旁，相顾无言。车子又行进了约莫半站地，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团漆黑里，“咣”一声车突然停下了，司机骂骂咧咧地甩门而去。我们等了好一会儿，实在没招，只好随同售票员下了车，问明徐工路线的大致方向，继续前行。
凌晨五点二十一分抵达徐工集团时，我们猛然惊觉：这么一大早的，人家哪里会上班呢？别说上班了，厂子大门还没开呢！一腔热血，一路奔波，到门口了，却吃了闭门羹，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李同学带头上前，好话说尽，终于说动了门卫答应同厂领导请示汇报。结果是：徐工集团的大门我们是进去了，可是，因为远远没有到上班的时间，只能绕着厂房外围看看，感受一下氛围，车间是没法子看了。
走马观花似的匆匆看过，内心震撼不已：徐工集团不愧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大、产品品种与系列最齐全、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我们深为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而骄傲、自豪，心想：“这趟总算没白来！”六点半，负责人安排我们在徐工集团工人食堂用罢早餐，随即派车送我们返回徐州火车站。后来才知道，当时提议并带我们去徐州集团参观的这位李同学，一毕业即要求分配至徐工集团工作，并得偿所愿。那次人家是顺道“探路”的，而我们不过是作了陪衬。当然，这是后话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