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南汇水蜜桃上市季。在上海鹤丰生态农庄的百亩桃园里，生态养殖的桃子饱满多汁，令人垂涎欲滴。其中不少已经被家庭认养，只等着成熟的那一刻，直送到“主人”的家中。
在生产端提倡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流通环节强调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这样的模式，对于国内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也许还显陌生。在国外，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社区支持农业（即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以下简称CSA）。2000年初，这一模式在国内萌芽并在北京、上海等地投入实践，逐渐衍生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生态农业”。
这一听来供需方双赢的模式，发展却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有人在历经挫折后退出，有人还在想尽办法寻找盈利点，仅有小部分从业者实现了平稳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未来，它又将走向何方？
“温柔”对待土地
多年前，鹤丰生态农庄负责人仇明惠追随着父辈的脚步来到有着“中国最美村镇”光环的牌楼村。在偶然的契机下，踏入都市农业的圈子。
“在上海近郊，土地租金以及人力成本较高。当时觉得，生态农业的农产品质量高、附加值高，且可持续，所以满怀斗志地开始做了。”她也意识到，依赖传统的经销渠道，产品的售价不好把控，销售容易不稳定，也不利于农庄的品牌化发展。“假如自有的三四百亩地，辐射到周遭三四十公里范围的社区，既能为消费者直供食物，也能反哺农场运营，岂不是‘两全其美’？”
于是，她一脚踏入了生态农业。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通过羊粪、稻糠、菇渣等堆肥，以及生草栽培、微生物肥等方式，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并且，通过农园认养、桃子预售等方式，与周边社区的居民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部分产品通过会员预付或者储值购买的方式，定时送到客户的手中。
后来，仇明惠才了解到，这样的生产模式在外国被称为CSA。如果说她的探索属于无意为之，那么在上海，还有一些人或是出于环保理念，或是受“乡愁经济”驱动，从一开始就已清晰地将该模式作为立足之基。
“有机农业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土壤。”上海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相关负责人宋元园经过多年的实践，才终于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他的求学经历颇有些丰富，从经济类转向植保，最终落到了土壤研究上。“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外地做农田污染调研，工厂排放污水黑水，附近农田状况触目惊心。当时我就在想，中国的农业怎么办？”
有机农业并不是“放养”，而是遵循一定的标准，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等前提下，实现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
“这是对田间管理的很大考验。”最重要的，是通过增加使用有机肥等方式给土壤“强身健体”。工作人员还想出多种方法防治病虫害。比如，蔬菜稀植让通风效果更好，种植薄荷、迷迭香等驱避害虫，或者引进天敌如赤眼蜂等等。
农场一年分春秋两季制定种植计划，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调整。在消费者端，通过会员预订以及菜篮子定期送的方式，触达客户群体。“客户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都可以沟通，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温柔”对待土地，也会获得同等的自然回馈。在鹤丰生态农庄，桃园病害鲜有发生，还能经常见到以前少见的独角仙、萤火虫等昆虫。百欧欢基地内，刺猬、黄鼠狼等动物时不时就会出没。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社会生态农业的价值毋庸置疑。如果转换到经济视角会发现，这一模式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放眼上海乃至全国，真正实现稳步发展并盈利的CSA农场，只占少数。
“最主要的一点是，消费者端的驱动力不足。”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增金指出，国外是一部分家庭主妇为了有机生态农产品主动寻找合作社，因此更加有积极性预先支付费用，对产品更加信任。国内是学者、行业精英和乡村精英从生产端开始探索，推进起来可能会相对艰难。
生态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影响了大众的选择。比如国内的有机产品，一般在市场普通产品价格的3至5倍。
成本究竟高在哪里？以鹤丰为例，仅仅是桃园垄上人工除草，在生长旺季时就需要额外招募20名临时工。有机肥也是高投入，一亩地如果使用化肥需要1000元左右，微生物有机肥则需要约3000元。
“我们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在1.2万元，而常规种植的农场基本控制在6000至8000元之间。”仇明惠以水蜜桃为例，“最优质的产品可以卖到每斤76元钱，听起来很赚钱，但是生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水蜜桃的商品化率基本只有50%，其中，优质桃又只占到20%。一旦碰上特殊天气，更容易产生损耗。像是去年的台风天，我们损失了几千棵桃树，将近一半。”
在生产成本之外，还有市场教育、营销推广、精致包装、流通配送、产品损耗等等综合费用，共同构成了生态有机农产品的高售价，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即便是消费者接受了较高的价格水平，与生产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关乎着CSA模式的推广。按照“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理想模式，消费者需要提前预付资金用于生产，可是，他们靠什么相信产品属于生态或者有机产品，以及如何愿意去共担生产的风险呢？
目前，有机农产品虽有严格的认证标准，但是与绿色农产品官方认证不同，它的认证机构均为第三方公司，没有了政府的背书，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
“2018年前，第三方认证机构不超过30家，到目前全国已经有八九十家，想认证的企业每年大约要缴纳1万多元的认证费。”业内人士介绍，这几年来，有商家以有机产品为噱头，高价倒卖收购来的普通农产品，不仅自毁招牌，也让行业蒙受阴影。
另外，CSA强调的风险共担，即歉收的时候，共同承担损失。放在国内，消费者们也很难去接受。“我们一般是收益共享，如果出现了生产损失，也由自己来承担，和客户沟通好，延期发货。有时菜的品类少了，老客户们也不会计较那么多。”不少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社会生态农业+”的可能性
今年3月，仇明惠有了一个新的合伙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博士吴声栋，在牌楼村鹤丰附近承包了8亩地，取名“东禾光”，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创业之路。
“在上海近郊，适宜发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优势，并以此来反哺农业。”东禾光生态种植的小番茄以及玉米等产品，可与鹤丰一同搭配，提升整体的丰富度。同时，吴声栋计划基于自身的科研优势，推出科技研学项目。比如带着小朋友收集各种叶片，提取DNA做电泳分析等等。
单从产品生产端来看，社会生态农业的市场较为细分，体量并不算大。不过，从国内外发展趋势以及经验来看，它的模式和功能发挥其实可以更加多样。
日本各地在进行CSA开发时，注重将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融入农事活动，从而增强城市居民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体验性和教育意义。很多地区设立“儿童农园”“学校农园”“科普农园”等。在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许多CSA农场会开展体验式活动，例如采摘节、农事科普、消费者体验耕种等。
“一方面增强彼此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关注健康、农业文化、农业旅游的消费者。”业内人士指出，越来越多的大资本开始布局生态有机农业，电商平台等主流渠道瓜分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普通农产品的品质也在提升。“这无疑为CSA农场带来了压力。生产方还是要通过现场体验、食农教育等多重功能叠加的方式，保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国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提升，以及科技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生态有机农产品的消费空间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上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大量高收入群体，便捷的网络、交通和物流条件，以及先进的生态有机产品种植理念和技术。曾经不占优势的自然环境，在近几年污水纳管、河道治理等集中整治下，也转变为实践社会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
在土地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上海也可以成为新技术、新理念的试验场，基于此进行技术输出。近几年来，百欧欢已在湖南长沙、浙江嘉兴，以及四川成都落地了相关项目，将生产物流、供应链管理、休闲农业等单独或者打包复制给当地，发掘出新的增长点。
“当下，产业化农业仍然是国内的主导，侧重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CSA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生态有机的更高品质农产品，以及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更高收益和更低市场风险。”刘增金认为，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快速响应的食物系统很重要。通过产业化农业、社区支持农业、阳台菜园以及应急储备体系，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的城市食物供给体系。“在本轮新冠疫情期间，CSA模式的农场基于合作关系，快速地触达用户，基于长久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对接产销。”
同时，他指出，收益缓慢的社会生态农业，需要一些硬支持。政府可以扮演好规划者与支持者两大角色。例如，对符合有机生产规定的CSA用地提供一些优惠；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有机农业与生态农业项目；吸引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进入CSA项目，以及引进保险机构、完善有机认证等。
农户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自身实力。目前CSA农场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零散，大部分通过熟人介绍，口口相传。未来CSA农场不仅要加强与单个消费者的联系，还可以考虑与高档餐馆、旅游景点、商业超市合作，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防控风险。
“科研，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在仇明惠办公室墙壁的日历上，有这样一句话。其实，社会生态农业又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
栏目主编：陈玺撼
来源：作者：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