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
北京天安门在国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以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杰出的建筑风格广受关注。天安门始建于大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最初是一座三层五间式的木结构牌楼，取名“承天门”，寓意“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天安门建成后，多次遭到毁坏，明末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后，直接将其焚毁。满清入关后，顺治帝下旨重建，改建成城台和城楼两部分，也就是如今大家看到的形制，并改名“天安门”，寓意“受命于天，安邦治国。”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挂上了毛主席画像，至今已经有72年了。无数来中国的外国政客、游客等，经常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新中国已经成立70多年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已经换了几届，为何从没有考虑换成其他人的画像？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给出了解答。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回答的？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又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相信大家看完这篇文章都能找到答案。
如今每年国庆节前夕深夜，相关部门都会将天安门城楼上重达1.5吨的毛主席画像卸下，更换一幅新绘制的毛主席画像，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一开始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
天安门城楼首次挂上毛主席画像
据资料，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前后历经8个版本，最终的版本定版是1967年10月1日。此后，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人无论走到什么位置，都会发现画像中毛主席的目光始终在注视着他。
很多人认为，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被第一次挂上的。这是错误的，第一次挂毛主席画像是1949年2月12日。这天北平20多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天，天安门城楼上除了挂毛主席画像外，还有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的画像。一次性挂上如此之多开国元勋的画像，这在天安门城楼历史里绝无仅有。1949年7月7日，这天毛主席首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跟北平群众一起隆重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
也是这天，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两幅巨大的画像中间还挂着一颗红五角星。这幅毛主席画像出自董希文之手，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被毛主席称赞为油画大师。如今大家广为熟知的《开国大典》油画，也是出自董希文之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现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9月23日，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就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提出的国旗、国都和纪年方案进行讨论，代表们一致同意定都北平。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天的天安门城楼上只挂了一幅毛主席画像。
当天天安门广场有30万群众参加开国大典，这意味着毛主席画像就显得无比重要，绘制这幅画像的重任落在了年仅30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肩上。周令钊接受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
这幅画像跟之前两个版本毛主席画像完全不同，它的原型是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在延安时期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照片。周令钊深知这件事非同小可，任务重，时间紧迫。接受任务后，周令钊立即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城楼。
两人在城门洞前搭起了脚手架，布上巨型画布。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带着干粮来天安门绘画，终于在开国大典前将画像画完，画作中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仰，露出的笑容令人如沐春风。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
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专门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聂荣臻仔细看了毛主席画像，整体都比较满意，但他发现画像中毛主席的领口是敞开的，提议最好风纪扣扣上，因为开国大典太重要了。
不久，周恩来也来检查，但他看到毛主席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曾经的题词“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是周令钊临时加上去的，而是中央在布置任务时的要求。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天安门广场很大，加上画像画完后这五个字就显得很小，站在广场上的群众根本看不清，周恩来要求修改。
于是，周令钊连夜修改，终于在天亮前完成修改任务。这幅画像长6.4米，宽5米，重1.5吨，这个尺寸、重量一直保留到今天。如今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画像常年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在1966年8月前并非如此。
从开国大典到1966年8月，天安门城楼上只在重大节日才会挂毛主席画像。在这期间，毛主席画像历经多个版本。比如1950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主席免冠画像；1963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来到第七个版本，主笔是中央美术学院张振仕。
1967年，正值特殊时期，有群众指出：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侧面像只突出一只左耳朵，且左眼珠偏上，有损毛主席伟大光辉形象。1968年8月以后，中央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天天挂，而且每年国庆节前都要更换一幅新的。
王国栋
于是，中央决定请人重新绘制一幅毛主席画像，这项任务落在北京市美术公司画师王国栋肩上。在王国栋之前，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都是一名画师主笔，外加几名助手来共同完成。从王国栋开始，为保证画像质量，决定全部由一名画师来完成，并成立了领袖肖像组。
王国栋，1931年出生于北京，北京中华老字号砂锅居饭庄就是他先祖、祖父和父亲连续经营的，家境颇为优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公私合营，王国栋则把自己名下的17套房产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为了方便绘画，当时天安门城楼后的广场一侧修建了大型领袖肖像画室。这意味着，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绘制开始规范化。1975年，为了满足天安门城楼、国家大型标志性建筑、重要国事活动等对毛主席等人画像的需求，王国栋获批招收了一批学生，共10人，邢秋成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大家要绘制的画像除了毛主席画像外，还需要绘制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任务很重。从邢秋成口中，我们知道了王国栋绘画的经过。现在大家看到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就是出自王国栋定版的那幅，为了把毛主席的形象充分表现出来，王国栋耗费了大量心血。这幅毛主席画像是根据毛主席第四张标准像，同时借鉴了不同时期毛主席的公开画像。
毛主席画像（王国栋绘制）
王国栋在绘制时，重点聚焦在眼神上的表现。据邢秋成介绍，“（师父在绘制过程中）注重了眼神的表现，在慈祥和善的同时还表现出主席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他还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使毛主席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使人看后会过目不忘。”
一幅毛主席画像的绘画前后要花费20天时间，王国栋在正式动笔前，都会把学生喊到他面前，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注意事项，尤其让他们仔细观看自己落笔的过程。王国栋对学生们说：
“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熟悉毛主席标准像的时代背景、精神状态、照片角度、年龄、肤色、皮肤特点、头发的黑白程度、服装颜色等。同时，要多看毛主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照片、不同场合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要重点突出毛主席的亲切感以及作为人民领袖的准确性……”
当年王国栋想了很多办法来延长画像的原色，可油画暴露在空气、阳光照射下，最多一年时间。这也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每年都要更换一幅的原因，此后颜料有很大改进，但每年更换画像成为了不变的规定。
王国栋退休后，他的学生葛小光接过了老师的画笔。现今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都是出自葛小光之手。前面提到，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都感觉毛主席的目光始终在注视着你，这并不是一种错觉。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换新
邢秋成解释了原因，“比如你看着镜头自拍，拍完之后从不同角度看，也会发现照片上的你一直看着现实中的你。这幅毛主席画像是一幅巨型平面画像，主席眼神平视前方。如果绘画者的水平还可以，能够准备画出人物神态，就能呈现出这种效果。”
另外，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还是亚洲最大手绘领袖画像，除了画作宽5米，长6.4米，重1.5吨外，画中毛主席的嘴宽1米、眼睛长0.6米、鼻子长0.85米。这一个个数字背后，都是几代绘画者无数次的经验总结。
毛主席画像的相框造型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特殊的金色、粗细跟画面比例相协调，这种风格从60年代一直沿用至今。问题来了，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在国人看来理所当然，这幅画像也成为天安门城楼上最重要的标志。70年多前开国大典委员会就对外界解释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80年代的天安门城楼
即便如此，依旧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挂的毛主席画像数量大为减少。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其中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奥莉娅娜·法拉奇决定来中国采访，就这个问题当面询问邓小平。
法拉奇一度有“国际政治采访之母”之称，她采访的政治人物包括20世纪世界各国政坛最杰出的领导人，比如约翰·肯尼迪、基辛格、西哈努克、布托、邓小平等。法拉奇采访风格独树一帜，“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她最大的风格，问问题时往往咄咄逼人，有时甚至跟采访者辩论起来。
《时代周刊》就一针见血地评价，“在法拉奇采访的世界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没有被她伤害过的……她的采访手法就是故意让对方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
在众多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政治人物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可能是受其伤害最深的一位。1972年的基辛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日中天，结果他在法拉奇这里吃了瘪。
法拉奇
在接受采访时，基辛格被法拉奇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法拉奇甚至说基辛格的影响力完全被尼克松掩盖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与新闻媒体最具灾难性的对话。”
自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法拉奇对采访中国领导人非常感兴趣，可苦于一直得不到签证。1980年9月，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访华。法拉奇跟佩尔蒂的关系很好，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中国采访的机会。
当时外交部新闻司收到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申请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认为中国现在对外开放，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同时有必要让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清晰认识，于是他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当时在场的人员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钱其琛、法拉奇、翻译施燕华和一名中方记录员。一开始，法拉奇就提出要独家报道，邓小平破例同意了。
双方一坐下，法拉奇就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微微一笑，他以幽默的口吻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一番寒暄结束，法拉奇打开录音机，专访正式开始。
邓小平接见法拉奇
法拉奇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她说：“以前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画像，今天我从饭店来到这里，只看到一幅，就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幅，那里的毛主席画像以后还会保留吗？”
法拉奇的问题果然尖锐，她问这个问题显然是想从邓小平口中得到他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邓小平立即明白对方的意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内心一惊，她没想到邓小平回答得如此坚定。
邓小平接着说：“我国国家过去毛主席的画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是，这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也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法拉奇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当然不知道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意义。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邓小平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次采访原本定为2小时，从10点到12点，最终延长了10分钟。法拉奇被邓小平的睿智所感染，她意犹未尽，邓小平则幽默地说：“怎么样？吃饭时间到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有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影视剧情）
两天后，邓小平又接受了法拉奇的专访，两次加一起长达4个多小时。第二次采访结束后，邓小平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问：“怎么样，我的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则哈哈大笑：“精彩极了！”
不久，西方各大报纸都在显眼位置刊登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尤其邓小平对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论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法拉奇后来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在我采访的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小平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如今我国大街小巷很难看到毛主席画像，但毛主席在国人心目中永远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每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外早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候瞻仰毛主席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