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晨现在依旧记得千禧年的那个春节假期，石京龙滑雪场开始营业的第一个雪季，来滑雪场的车辆把进出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已经进入滑雪场的人们也很难玩个痛快：整个滑雪场只有1000套雪板，雪板在传到下一个玩家手里时，上个玩家踩上的积雪都来不及化。滑雪场的工作人员们从上午9点开门到下午6点清场，离不开岗位半步，连吃饭都来不及。朱向晨喊人去快餐店给大家买汉堡，送汉堡的车和游客的车一起堵在了滑雪场外。
1999年，朱向晨的石京龙滑雪场在北京延庆区建成。滑雪场距离市区80公里，这是北京第一家滑雪场，也是全国最先采用人工造雪的滑雪场。在此之前，全国只有不到10家天然雪场，均位于东北。
天然雪场“靠天吃饭”，只有下雪的时候才能营业。朱向晨记得，有一年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承办了某个赛事，恰逢滑雪场雪量不足，主办方只能雇佣当地老百姓从山下一袋一袋往山上背雪。
一个偶然的机会，投资人朱向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建立全国第一家人工造雪滑雪场后，投资人慕名来取经，现在光北京就有23家滑雪场，南方很多城市都建起了滑雪场。“现在滑雪的人越来越多了，高级道上的人在逐年增多。‘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带领着大家转变消费观念，希望大众把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开业第一年，只有1000套雪板的滑雪场被挤爆
新京报：为什么想在北京建一家滑雪场？
朱向晨：1996年，日本一家体育品牌公司要在北京投资一个运动场项目，本来谈好了让我承包这个项目的安装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搁浅了。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日本商家经常往返于北京和日本，对北京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水平有了一些认识，跟我提议北京可以做一个人工造雪的滑雪场。
1999年夏天，石京龙滑雪场建设时期，朱向晨和同行在工地规划未来雪场的模样。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时你对滑雪运动了解吗？
朱向晨：当时我对滑雪完全不了解。我也和日本商人说了，我不懂这个，我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之前做的事跟体育行业压根不沾边。
后来我去日本高山市、北欧一些国家参观了人工造雪滑雪场，又去了我国东北的一些天然雪场，才对滑雪场有了一定认识。实际上，人工造雪雪场和天然雪场有很大不同，好在日本在这方面经验很足，我能从中学到不少经验。之后我就决定，要在北京办一个人工造雪的滑雪场。
新京报：为什么最后选址在延庆？
朱向晨：我们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开始选址，当时日本体育公司派了几名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做滑雪场设计。日本设计师测算后，认为滑雪场的最佳位置是从北京市区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能到达的地方。
那时八达岭高速公路正在建设，这个高速公路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此外，延庆是北京市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温度比市区要低几度，雪季就会相对长一些。除此之外，当时延庆县（现延庆区）政府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可以补充延庆冬季旅游项目的不足，我们一拍即合。
新京报：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朱向晨：大家现在看到的滑雪场，原来是荒山，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我们得自己建配电室、锅炉房、租赁大厅、餐厅等等。1999年滑雪场刚建成时，我们只能保证滑雪场的基本运营，吊筐式缆车都没有，雪板只有1000套，而且只有双板，没有单板。作为一个滑雪场而言，这是很简陋的。滑雪场营业后，专业的教练也十分缺乏。但即便是这样，第一个营业的雪季（1999年冬到2000年春），滑雪场还是被“挤爆了”。
1999年夏天，石京龙滑雪场在延庆区张山营镇开始动工修建。受访者供图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能落下8000万残疾人
新京报：刚开业时滑雪者有什么特点？当时滑雪的价格怎么样？
朱向晨：来滑雪场的人很多都是旅行社带来的游客。其实大部分人是来尝试、体验一下，只能站在雪板上往下滑，拍几张照片。真正会滑雪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这项运动门槛挺高的，北京的滑雪圈实际上也不大。那年大家知道北京终于有滑雪场了，本来要去东北或者出国的一些滑雪精英人士都来了石京龙滑雪场。
当时的收费模式和现在一样，分为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档次。比如春节，每人每天收费300多元。这个价格对于当时一般消费者来说很高，但北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这也是我们在前期考察市场时做的判断。
新京报：后来北京开了不少滑雪场，你关注过吗？
朱向晨：我开了第一家后，就有人陆续来取经。在接下来的三五年里，北京的滑雪场就超过10家了，大家现在常去的滑雪场就是那个时候建成的。滑雪的人也就慢慢多起来。
石京龙滑雪场营业之初曾举办过雪雕艺术展。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冬奥会的成功申办，给冰雪产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朱向晨：2015年申办冬奥会之后，全国都在大力推广冰雪运动。我们滑雪场刚开业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名员工，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五百多人。滑雪场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录用了很多当地人，因为他们对这里最熟悉，比如开缆车、开拖牵、造雪等。周边村里很多小伙子开始学滑雪，考证成为专业滑雪教练。
现在光北京就有23家滑雪场，南方很多城市都建起了滑雪场。有一年张海迪来考察过我的滑雪场，她说“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能落下8000万残疾人。2016年滑雪场扩建时，我们增加了50多处便利残疾人的设施，包括残疾人雪道、售票处、租赁店、厕所、电梯等。
新京报：现在来滑雪场的人呢，有什么变化吗？
朱向晨：现在滑雪的人越来越多了。去年我们雪场的客流量比前年增长37.5%，今年预计比去年更高。高级道上的人在逐年增多，人们更容易接受找教练认真学习滑雪。
曾经有些人认为滑雪是一个中产运动，但现在很多人也都消费得起了。我觉得不同收入结构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层级，人们可以在滑雪场租赁雪板，如果经济实力允许，也可以购买几万元的雪板。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运动消费观念的转变
新京报：你觉得“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号召，对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朱向晨：我觉得“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观念的转变，这个口号在崇尚运动，希望大众把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在延庆区担任过四届政协常委，同时我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2014年申办冬奥会时，我在延庆政协会议上提出，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延庆作为一个主赛区，这里的孩子们却都不会滑雪、滑冰，那岂不是贻笑大方。我认为应该大力推进冰雪进课堂，当时政府很重视这个提案，立马就把它往下推行了。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孩子摔倒谁来承担责任？学校怎么安排滑雪课的时间？不过大家能不断商量出最优方案。
2015年以后，延庆二小的同学一年得有600人来我们这滑雪。我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保证滑5次学会，学不会我们免费再教。“冰雪进课堂”不是说让孩子们站在雪道上凑个热闹就行，而是让所有人都学会滑初级道。
除商人身份外，朱向晨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多年前就提出关于北京雪上运动和北京雪场建设的提案。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觉得未来滑雪场还可以朝哪个方向发展？
朱向晨：我觉得我们国家还应该提高人工造雪技术上的研发能力。现在国内滑雪场里很多造雪设备还要从国外引进，国内的设备生产水平和能力还很欠缺。
另外，现在滑雪场春、夏、秋季无法正常营业，导致了一些资源的浪费。未来，我觉得可以在其他季节对雪场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比如冲浪。我们有天然的水系统，你们现在看到的雪道都是白雪皑皑的，但实际上白雪下面都铺着钢管，这些钢管可以耐得住外界50公斤高压，也可以输送水，就像人体皮肤下的毛细血管一样。所以我觉得滑雪场的未来可能不单单是滑雪，而是更多元化地开发和更丰富地利用。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实习生 周婕妤
编辑 郭懿萌
校对 贾宁